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网络是一包催熟剂

　　当互联网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社会生活中，用户的快感享受阈值由此变得过高了。人们过早地感知欲望，也就更容易缺乏期待感。曾经阈值太低的阶段虽然不好，但过高也未必是好事。

　　不久前，“未成年妈妈”用户在某些直播网站红火了一阵，直至被封杀。这些颇有噱头的主播背后拥有庞大的粉丝团。在所谓“流量为王”的时代里，一些年轻人想成为“网红”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底线是不能做出不合法度的事情。这些问题背后不仅是低俗这么简单，若外界对它缺乏深入的了解，就只能处理表层问题。

　　在相关问题屡禁不止的时候，除了加强监管和整顿举措，我更感兴趣的是，受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们在其中角色的定位和改变。

　　热衷观看这类直播的受众，有些是怀着看热闹的心思，有些就是在“审丑”。比如，当主播用超出伦理底线的表演来自残，由此引发观众的同情心和猎奇心，虽然其行为谈不上美观，却达到了增加关注量的目的。而那些遵照伦理和传统美学观念来唱歌、跳舞的主播，除非颜值身材极其出众，很难吸引注意力。得不到曝光和关注，就没有流量和资本，主播就无法从中获利。这种竞争和淘汰机制决定了“审丑”的客观存在，而很多人对此并无反思。

　　年轻人爱看直播，除了技术上的便捷，相对自由和宽松的娱乐氛围是一个重要因素。每当新的网络平台出现，都会存在一定时期的“野蛮成长”。比如，在论坛、贴吧取代网络聊天室的时候，里面的内容千奇百怪，更多人加入之后，平台里的信息就更加良莠不齐，宽松的氛围也会被混乱的环境取代，平台也会被纳入必要的监管。当微信成为很多人离不开的社交工具时，很多人也看到了微信环境的局限性，进而转战更加新潮的平台，直播平台就是在新一轮浪潮里崛起的产品平台。

　　因此，一些用户对直播有“尝新鲜”“无拘无束”的态度，即使他们明白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并不是绝缘的，但在潜意识里总有无规则的念头，因此当他们看到一些不合伦理的视频内容时，并不一定会激起强烈的道德感——现实里，他们可能是很守规矩的乖孩子、好学生，但到了视频直播里，则成了“网络催熟”最容易影响的对象。

　　“网络催熟”当然不能让人真的成熟，但有可能让人分不清“实然”和“应然”。在一些人批评严格教育对孩子成长的过度压抑的时候，不要忘了缺乏必要规训的成长，会纵容孩子在“三观”未成之前沾染错误的观念和习惯。这也是监护人和教育者应该对“网络催熟”现象抱以警惕的原因。

　　孩子成长中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来自模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古话在网络时代照样行得通。未成年人缺乏明确的判断力，他们对“早孕生子”“未成年妈妈”之类现象，未必会有批评意识，更糟糕的是可能在“模仿”中走上歧途。

　　正因此，不管直播一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能否获得“存在感”，依赖的是观众的反馈，而为了刺激观众更积极的反馈，他们就难免会做出逾越底线的事情。或许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丑陋的、低俗的，但为了吸引眼球，也只好主动“献丑”了，并把这种观念传递给观众。这种双向互动模式并不可取，如果说有什么赢家的话，那也只能是资本玩家，但这却是以损害年轻人的成长健康为代价的。

　　那么，要从这个“审丑的悖论”里走出来，仅仅靠教育引导就可以吗？问题恐怕并不是这么简单，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曾在《拟像》一书里提到模仿和仿真的三个阶段：仿造、生产和拟像，而越趋于后段的效仿过程，真实和虚幻的边界就越模糊。在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介平台里，这种“拟像”的过程更加明显。网络直播就像一面镜子，即使对面是主播们各种夸张搞怪的行为，我们也不会因此感到“真实的影响”。

　　因为多数人会认为镜子里的东西并不存在，只是像看电影一样寻找快感——哪怕这种快感是廉价的，乃至低俗的。观看一些没下限的视频，是因为“拟像”不会让人们感到紧张感和焦虑感，更不会对其产生反思。

　　这也是“网络催熟”在某种意义上能带来“愉悦感”的因素之一，但理智告诉我们，这种快感实际上是“危险的愉悦”，长此以往，它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很大很持久。从现实来看，没有一种网络产品能靠低俗或“打擦边球”而获得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也没有哪个主播能靠耍噱头获得持久的关注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