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医生有点冷

　　在新书发布会上，斯蒂芬·韦斯塔比（左一）和他治疗过的患者在一起。

　　年轻的斯蒂芬·韦斯塔比。

　　斯蒂芬·韦斯塔比。

　　在小学作的讲座马上就要结束了，准备离开的斯蒂芬·韦斯塔比被一个小女孩儿拦住了。小女孩儿想知道，在他手下死亡的病人有多少。

　　维持秩序的老师十分尴尬，急匆匆地想结束这场演讲。对于一位心脏外科专家来说，这个问题显得有点唐突。毕竟，韦斯塔比曾给1.2万颗心脏做过手术，成功地把死神1万多次挡在门外，他大胆试用最新的心泵、人工血泵等设备拯救病人，他曾经说过，多么千奇百怪的病情都被自己一一化解。

　　但他，这位拿了近50年手术刀的英国医生停下脚步，决定回答那个女孩儿。“我真的不清楚这个答案，只能说比大部分士兵强些，不能和轰炸机飞行员比”。

　　若干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他说自己心里想的是，与向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的轰炸机飞行员相比，自己可差远了。

　　韦斯塔比从不讳言失败。这位医生深知，选择心脏外科，就意味着选择风险和死亡。这枚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每天要搏动8.64万次、往身体和肺部输送超过6000升血液，攸关生死，举足轻重。在上世纪70年代，心脏手术更是被视为外科手术最后被突破的领域——就像登陆月球或分裂原子一样，需要发起挑战、承受失败。

　　他估计，在他手中至少有300个病人没能挺过手术。他遇到过静脉血喷得手术室到处都是的惨烈场景，也为没能拯救一个像自己女儿一样大的女孩儿感到遗憾。充满意外的死亡总是让他难过。有时候是ICU病房术后照顾不周，有时候是病人突发中风，最遗憾的一次，是一位病人装上心泵，成功获得新生，却因忘记带够电池而死去。

　　“失败实在是做我们这一行最常遇见的事。”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韦斯塔比说。“死亡不可避免，心脏手术和死亡从来就是相伴而行，但我们总是竭尽全力。如果有病人死亡，我们只能接受，不能被影响”。

　　还没有拿起手术刀前，他已见识过死亡的威力。1948年出生在英国东北部小城斯肯索普的他，10岁那年外公心力衰竭而亡。16岁，他去手术室做搬运工作，将麻醉后的病人推上手术台、把死亡的病人推进太平间是他每天的工作，骨头、内脏、血液是他天天打交道的对象。

　　那时，他还没有被查令十字医院的医学院录取，但“已经了解了生命与死亡”。

　　刚到医院工作时，他在小儿心外科实习。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告诉患儿父母孩子没能逃过一劫。他见过孩子的父母“发出一声尖锐、震惊的声音然后崩溃”，一些甚至会变得歇斯底里。

　　“当我开始自己承担失去病人的痛苦时，早已不幸地习惯了这一切。”韦斯塔比回忆起这一过程，语气里尽是苦涩。尽管每一起死亡都令他“深恶痛绝”，但作为一名专业人士，他必须及时从上一场手术中出来，保持“中立态度”。这意味着，“要把悲伤存放在外面的柜子里”。

　　那时的外科病房尽是心酸的故事。即使手术成功，患者依然会面临感染、中风直至死亡的风险。但对于韦斯塔比而言，当穿上手术衣、拿起手术刀，他唯一能看见的就是未被手术巾遮掩的胸膛。

　　“做心脏外科手术是我的工作，这与打开车前盖、修复引擎无异。这是一场技术的较量，不能受个人感情影响。我从未想过这是浑身插着管子的人，而只想着这是一颗需要修复的心脏。”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准确切割、找准心脏、对症下刀，需要的是“一双好手、合适的性格、耐心和适应力”。韦斯塔比解释，心脏是一个移动的靶子，稍有不慎，充满压力的血浆就会喷得到处都是。而能够站立6个小时且不会失去专注力，一周连续5天不分昼夜响应召唤，需要的是耐力。

　　韦斯塔比把心脏外科视为一个“只对少数人开放的俱乐部”，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能进入这个俱乐部的人不仅要“不畏压力、善于冒险”，还需要“不受个人感情影响”。他说，“心脏手术都有风险。既然做了外科医生，就要一意前行，决不回望。一台手术做完，就接着治疗下一个病人，我们总是期盼更好的结果，从不怀疑”。

　　这个如今已功成名就的外科医生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觉得自己其实缺乏一个外科医生应有的性格。“一场橄榄球赛带来的意外”，让他头部受到创伤，影响了大脑负责批判性推理和避免风险的部分。在他看来，自己是因祸得福地失去了恐惧失败和压力的能力。

　　当年进入医院的第一场手术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当时他要为一位老太太做一个不算太难的二尖瓣置换术。换上蓝色刷手服的他相当得意。然而用骨锯切开胸膛后，切口处涌出大量暗红色血液，韦斯塔比开始慌张，原来他忽略了病人是二次手术的。

　　尽管最后有惊无险，但那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从成为英雄到一无所有，两者间只有一条极细的分界线。”

　　他的“我行我素”有时候也会给自己惹上麻烦。有一次，他在凌晨收治了受病毒性心肌炎折磨的病人朱莉。这名21岁女子的肝脏和肾脏已经衰竭，血压也低到几乎没有，看上去就和死了一样。韦斯塔比想到不久前刚研制出来的一种旋转血泵。这个只有自行车铃铛大小的设备可以辅助血液循环，帮助患者度过移植前的过渡期，但当时尚未在病人身上成功使用过。因为使用该设备前没有经过医院核准，韦斯塔比被医务主任叫去训斥，差点被开除。尽管最终朱莉成功存活，但他还是被“记了一过”。

　　“冒险是医疗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本身就是一种风险。”他说，“当这些病人来投奔我时，他们往往已经被其他医生拒绝，没有机会上手术台。而我不会被‘我是不是做错了’之类的念头折磨。”

　　走投无路的病人找上门，韦斯塔比总是能掏出一个新奇玩意或想出一个新方案，和对方说“要不要试试”。

　　他通过手术证明，涂上润滑液的硅橡胶管插入气管，能替代因病破烂不堪的支气管；靠着新型人工心脏，人可以没有脉搏持续生存。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就像磁铁一样吸引高风险案例，然后在和死神的争夺赛中大放异彩。”

　　一次，赴澳大利亚开会，在飞行24小时后，凌晨3点45分，韦斯塔比又被同事紧急召回，要为一位患有罕见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婴柯斯蒂动手术。他只好又飞回，在飞机上画出女孩的心脏结构，并在经过印度洋上空时设计好新的方案。

　　在婴儿身上开展紧急心脏移植术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第一次手术尝试失败了。当辅助心肺机停止时，女孩的心脏并没有恢复跳动。他再次感到作为实习医师不得不告知家长失败噩耗时的痛苦，“那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他决定重新试验一种方法，切开肿胀的左心室，切除厚厚的瘢痕组织，用一种从未有过的手法缝合，重新用起搏器激活。直到这颗饱受折磨的微小心脏最终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跳动，韦斯塔比和同事们才松了一口气。

　　刚下手术台，疲惫不堪的他还处于兴奋状态。回到牛津的家后，他带上自己的牧羊犬出门散步，最终停在不远处丘吉尔的墓地旁，默默复述着这个伟人的格言：“永不言败。”

　　在私底下，韦斯塔比其实是大大咧咧、爱开玩笑的人。因为要在手术台前站上几个小时，前列腺不好的他偷偷插了根导管，把尿排进靴子；在咨询室告知即将安装心泵的病人未来将“带电生存”时，他把自己比作科学怪杰弗兰肯斯坦博士；甚至在做手术时，他还会播放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音乐。

　　但是，面对那些跳动的心脏时，一切都不一样了。50年几乎未请过病假的他，把手术视为一切。随时响应召唤是外科医生的常态。他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儿子对他深刻的童年印象是，爸爸作为“场外队医”来看他的橄榄球比赛。赶着出急诊时，他总是因为车速过快被警车截停，这样的次数多了后，连警察都给他出谋划策，劝他下次提前打999（英国报警和急救电话），让他们为他开路。

　　如今，即使已经退休，他仍然兴致勃勃地研究新的东西。他如今的目标，是研究人工心脏和可以清除成人心脏病患者心脏上瘢痕的干细胞。

　　对付过1万多颗不同的心脏，韦斯塔比自己也渐渐成为手术刀的一部分——他的右手因为常年握着手术刀，慢慢变得畸形，始终蜷缩着，就像握着一把剪刀、持针器或胸骨锯。长年在手术台上连续弯腰几小时也伤害了他的脊柱。这些器官就像他手术刀下的衰弱心脏一样，亟须有人拯救。

　　更重要的是，那些柔软的心脏看得多了，他变得难以遏制自己日益增长的同情心。看到越来越多像他的孩子一样大的幼儿、年轻人受到心脏病折磨，他“中立态度开始消退，个人情感渐渐占了上风。这个职业让我深受折磨。”在医院走廊上，看到毫不相干的病人家属在哭泣，他都主动上前安慰，询问自己能否提供帮助。

　　“有人会说，共情是一个好医生的必备素质，是‘富有同情的医疗的关键’。虽然我也不太懂他们的意思，但如果真要对这间病房里上演的每一出悲剧仔细体察，我们就会被巨大的悲情淹没。” 韦斯塔比说。

　　他可以救助心脏，但有许多问题他无法用自己的手术刀解决。身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中，他目睹了一个朋友突然死亡，其子却因程序问题不能接受父亲的肾脏；也曾有一位他的病人，因费用问题被NHS拒绝做胸部扫描，最终误诊而死。

　　他曾经用自己的科研经费和慈善资金帮助患者填补费用。但是在五六年前，他的资金已耗殆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无助地死去。

　　在68岁那年，他做完最后一场手术后正式辞职。那天，他悄悄从后门离开，没告诉任何同事。他不期望鲜花、掌声和聚会。他只想着“我本该在病人胸口忙碌，做些真正有益的事情”。

　　放下手术刀后，他拿起了笔。这位曾经写过15本外科教科书、350多篇论文的教授承认，直到放下手术刀那刻起，回望自己的经历，他才真正开始回想一个个病人鲜活的人生，而不仅是此前的死亡数据，或是验尸台上冰冷的尸体。

　　如今，71岁的他每天依然保持12小时的工作时长，不是在实验室做研究，就是在他的写字台旁，写下保留在他头脑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新书发布会上，许多他曾经医治过的病人和家属前来祝贺。20多年前，那个患罕见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婴柯斯蒂，如今已是一名运动健将；而当年21岁奄奄一息的朱莉，如今也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他的第一本书中文版名为《打开一颗心》，而他取的英文名字为“Fragile Life”（脆弱的生命）。在书中，他的回忆开始于一场旁观的手术。那时他还在医学院读书，偷偷溜进查令十字医院观看了一场血淋淋的开胸手术。他站在可以俯瞰手术台的地方，如之前一代代预备外科医生一样，冷眼旁观手术失败、医生护士散去，他还坐在原地，不忍离去。

　　他觉得这是“一座上演角斗赛的环形剧场”，里面上演着一幕幕生死戏剧。那时，他只是一个观看者，此后，他站在穹顶之下，成为亲入“剧场”的勇士。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打开一颗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The Knife’s Edge》（Mudlark）]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