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红安的“红色”密码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内悬挂的第一次称“红军”的对联。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罗伊璠/摄

　　“说红安为什么这样红，首先不是要讲这里出了200多位将军，而要说为革命牺牲的14万英雄儿女。”8月1日，面对“再走长征路”的全国媒体记者，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的开场白让人动容。

　　红安，曾名黄安。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长征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从这里走出，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名将军，被称为中国第一将军县。

　　在七里坪镇长胜街深深的街巷里，在红军纪念馆一幅幅黑白照片上，在红军家属真切的讲述中，80多年前红旗漫卷、风云激荡的场面恍若就在眼前。

　　这是一片鲜血染红的土地

　　资料显示，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列里，每3人中就有1个红安人，每4名英烈中，就有1名属红安籍。

　　走在红安县七里坪镇的长胜街头，随便问一个街坊，你会发现，这里几乎家家有红军，户户有英烈。

　　“七里坪镇100多个村庄在战争中消亡。”镇宣传委员肖晓红介绍，1932年年底，红四方面军撤离后，国民党在当地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当时下辖的紫云区人口从6.5万骤减到1.6万，被称为“死人区”。“80多年过去，这里的人口仍未恢复到上世纪30年代的规模。”

　　红安县内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名，这些姓名被镌刻在烈士陵园一面巨大的弧形黑色花岗石墙上。在这块弧长62米、高4.6米的“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的正中央上方，赫然刻着数字“140000”，密密麻麻的名字常让驻足的人视线模糊。

　　发生在179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故事，32岁的程星已经讲了10年。作为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的讲解员，革命英烈的事迹，她早已熟稔于心。

　　“高山岩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被称为红二十五军“军魂”的吴焕先，早年在家乡发展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组建农民协会，宣传革命思想，得罪了当地的地主恶霸，一家六口惨遭杀害。

　　劫难过后，吴焕先继续投身革命洪流之中。1927年他领导黄麻起义取得胜利，后红二十五军重建，吴焕先任军长。母亲和身怀有孕的妻子听说部队军粮短缺，将婆媳二人乞讨来的“百家粮”送到军营，而她们自己却饿死在乞讨路上。吴焕先自己后来也在长征路上牺牲，年仅28岁。

　　七里坪镇张李家村的村民也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和最小的儿子都献给了红军。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撤离大别山时，张李家村有60多名青壮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仅有张天伟、张天华、张天恕三兄弟幸存。

　　曾任红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的戴克敏，全家14人参加革命，11人牺牲，满门英烈。还有夫妻烈士王鉴和夏国仪，程启宗、程启波、程启东和程训宣烈士四兄妹，巾帼英雄闵丹桂，少年勇士林清芝……

　　80多年后，今天的青少年无法想象，当时16岁的肖国清在即将被活埋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唱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他们或许同样无法理解，“长征路上的七仙女”——7个十几岁的姑娘是哪儿来的力量，忍受饥饿、躲过追兵，日行百里，立下 “宁死在长征路上也不当逃兵”的誓言。

　　毁家以纾难，青山埋忠骨。实际上，22552名在册有姓名的烈士之外，更多无名烈士的名字，则浓缩在大大的“14万人”里，默默无闻的革命者及他们的家人将全部的热血洒在了革命的征途中。

　　在红安，流传着一句“一要三不要”：“要革命，不要家、不要钱、不要命”，这是对革命年代红安人的真实写照。

　　曾任红安县政研室副主任的刘晓军说，红安人常自嘲为“山民”，这里的人耿直、倔强、认死理。但也正是这种犟脾气，使得他们在长征路上、在革命路上不管是遇到自然艰险，抑或与敌人激战，都始终一往无前，不胜不休。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革命的红旗不倒”

　　饭堂合作社、苏维埃银行、经济公社、中西药局、革命法庭、十月门、正红街、列宁小学……这些代表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符号，都曾在“列宁市”里实现。

　　这个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集镇，就是如今的红安县七里坪。

　　1930年2月，七里坪改名为“列宁市”，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七里坪工会旧址的大堂里，悬着一面犁头旗，墙边竖着一把老旧的铁犁。

　　红安县档案馆馆长辛向阳介绍，这面1平方米大小的犁头旗，是当地农民协会的旗子。它见证了当时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

　　1923年，革命元老董必武在武汉召集红安籍党员学生开会,亲自组建了红安历史上最早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黄安工作组。随后将工作组派回黄安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7年11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精神在七里坪文昌宫筹划落实，“黄麻起义”打响了鄂豫皖边区的第一枪。黄麻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正式成立。

　　“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 县城一位有名的书法家吴兰陔写下这副对联表示庆祝，联中以“红色”象征起义部队——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据考，这是第一次出现用“红军”一词称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这支只有300人的“农民自卫军”，是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前身，后来它经历了鄂豫皖的革命武装4年的烽火硝烟，于1931年11月，发展成为总兵力达3万人的红四方面军。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今天在列宁小学旧址的黑板上，可看到这首广为传唱的红色歌谣。1932年以前，鄂豫皖曾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1932年7月，列宁市的宁静祥和被彻底打破。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红二十五军的主力师七十三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一同撤离鄂豫皖苏区，其余的七十四师被编散，七十五师的剩余部队仍然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

　　红四方面军一走，鄂豫皖区的革命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为了坚持根据地的斗争，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留在根据地内的5个红军团统一组织起来，于1932年11月30日在红安县北的檀树岗村重建为红二十五军。

　　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了两年的艰苦斗争，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开始长征。这支由吴焕先、徐海东带领的红军部队最迟开始长征，却最先到达陕北，出发时人数不足3000，至永坪会师不减反增，并于途中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根据地，毛泽东称它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向导”。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新四军敌后抗战的重要支撑点。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成为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重要战场。

　　“黄麻起义后，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这里的）党的组织不散，武装斗争不断，革命的红旗不倒。”鄂豫皖红军发展研究专家李敏说。

　　而红色革命政权之所以能始终延续，离不开老百姓的积极拥护和支援。

　　“从这里走出的红军是大别山土生土长的农民自卫军，他们是当地老百姓的儿子，血浓于水，真正的人民子弟兵，所以老百姓都豁出命来保护红军，有一点粮就送给红军。”李敏如是介绍这里独特的军民关系。

　　“妈妈告诉我，红军到了，我们要去拥护红军。”这是8月2日记者在列宁小学看到的初级国语第一册上的课文内容。纺线、织布、做草鞋、打掩护、送粮食、救伤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遗余力地帮助红军。“我问妈妈，为什么要拥护红军？妈妈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不图名、不图利、图贡献”的红色精神永流传

　　红安县李先念纪念馆内，一个花瓣形子弹的照片引人注目。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李先念在子午镇战斗中中弹。60年后，他的遗体火化，家人从骨灰中找到那颗已熔成了花瓣形状的子弹，这颗子弹伴随他走过60年的战斗人生。

　　讲解员介绍，夫人林佳楣将这颗子弹珍藏起来，“什么都交给了党，这个留下来教育子孙，告诉他们先辈走过的道路。”

　　103年前，当红安人董必武走上革命道路时，曾写道：“重违庭训走天涯， 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目，神州遍种自由花。”

　　百余年过去，这座共和国著名的“将军县”，至今依然保留着质朴的革命情怀，这就是“不图名、不图利、图贡献”的红安精神。

　　在红安，红军团长方和明的故事广为流传。

　　曾经翻越雪山、三过草地、七次负伤、十五次立功受奖的红军团长方和明，放弃在延安休养的机会，毅然决定回乡当农民。

　　家乡七里坪柳林村的村民不解，问他为何不要荣誉要种田？

　　“出门打仗是革命，回乡种田也是革命。想想为革命英勇牺牲的71个同村后生，只活了我一个，我么能享清福呢？我不回来把家乡建设好，不除掉家乡的穷根，怎么对得起烈士们哟！”方和明曾对党旗宣誓，“不是为做官，而是要革命。”在他心里，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

　　全国开展“捐献群众运动”时，方和明打了三天短工，将挣来的两角四分钱送到乡政府；生产队里修厕所没有砖，他把自家盖猪圈的石头和土坯献了出去；队里建仓库，他把自己做楼板的木料先用上。

　　方和明的孙女，而今年近六旬的方保红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在民政局当打字员，有时抱怨工作太累。爷爷对她说，“只有病死的人，没有累死的人。单位里你年轻，多吃点苦，累不死。”

　　不只方和明，在整个红安县，“不图名利图奉献”已内化为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精神底色。

　　据县统计局记录，从1955年到1983年，红安共上交公粮189546万斤。这是一个苏区上交给国家的粮食，而按国家有关规定，苏区可以免交公粮。

　　对于这组数字，当地干部和农民都给出了相同的解释：红安出了两任国家主席，作为主席的同乡，有责任作出表率，为他分忧。

　　1964年晋升共和国少将的秦光远，出生于七里坪观音阁村，参加过长征，曾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等要职。

　　秦光远的侄子秦秋平如今担任观音阁村党支部书记。27年前，他高中毕业，想找伯父照顾一份工作，被他拒绝。

　　秦秋平拿出两封珍藏的家书，是伯父秦光远上世纪80年代写给父亲的——“村里和组里同意给你家免交提留，不能这样做。万一交不起，我给你想办法。遵照党章规定、发挥支部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作用，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能做的事，党员自己首先不做。”

　　而今，这位带领全村69户贫困户209人全部摘掉了贫困帽的村支书渐渐理解了昔日伯父的苦心，更牢记了伯父的嘱托：“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

　　本报湖北红安8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