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三次方

    当3倍的孤独从天而降时，这个三胞胎之家一点点被压垮了。

    最先崩裂的是时间。自三胞胎儿子被诊断为孤独症起，父亲刘洪起和母亲就失去了自己的时间——漫长的寻医问药和24小时不间断照料接管了他们的生活。

    家庭关系也紧跟着龟裂，循环往复的争吵、哭喊、埋怨之后，母亲选择离婚，离开了这个“最孤独的家庭”。

    接着破碎的，是这个家摇摇欲坠的空间。父亲带着儿子搬了3次家，从打工的天津塘沽区搬到热闹的河西区，再搬回津南区的农村老家，最后搬去镇上。他跟邻居打过架，也低头道过歉，还曾紧锁门窗，把全家人严实地关了起来。

    刘洪起用了10余年来消化命运开的这场玩笑。

    17年过去，三胞胎长成了个头近1米8的大小伙子，这个53岁农村父亲的诉求却一降再降，一开始他奔着治愈而去，找最好的康复训练；再后来，耗尽积蓄的他盼着孩子能吃饱穿暖健康长大；如今被疾病和衰老挨个儿找上门的他，愿望只剩下一个，“要让孩子活下去”。

    一

    厨具零散地放置在地上的各个角落，厨房水池里结出了黄褐的油垢。几百个瓶盖垒在卧室一角，那是老三最爱的玩具。卧室的另一头是3块床板，枕头、被子和墙壁上都泛着黑色的污渍。

    飘荡在这间几十平方米小屋的，是“嗯”“啊”“哇”的交替高喊，和锅碗瓢盆被踹得噼里啪啦的声响。刘洪起习惯坐在凳子上，盯着三个孩子，不时起身给三胞胎擦屁股、擤鼻涕或是拉开正在打架的3人。

    这个中年男人坦承，自己“恨过孩子他妈”，而且是“发了狠地怨恨”。

    孩子3岁时，夫妻俩发现了不对劲，三胞胎不会讲话，顶多蹦出一个字，走路也是歪歪扭扭的。他们抱着孩子四处求医，什么偏方都信，吃了“不知道有多少”的药，却始终不见病情转好。

    后来，有医生告诉夫妻俩，三胞胎可能患了孤独症。这个家庭行进的方向硬生生转了个弯。妻子被迫辞职回家照看孩子，塘沽区小有名气的修理工“小刘师傅”不再约人喝酒吹牛，也不再去洋货市场溜达“淘宝”，只加班加点地干活。

    确诊那天，他最后一次主动买了啤酒，3元钱的啤酒他一饮而尽，“从今天起再不能乱花一分钱了。”

    家也变了。有一次下班回家，留给他的是被开水烫伤的儿子，和神情呆滞的妻子。

    孩子长到五六岁时，依旧没什么起色。“受不了了”的妻子决定把孩子送回河北的农村老家，那里有“专门的地方照顾孩子”，一旦送走，夫妻俩还能像过去那样，在天津安心打工挣钱。

    刘洪起没能拗过态度坚定的妻子。一次，他叫上妹妹刘洪萍一道去河北探望孩子，发现孩子在吃塑料皮都没有剥开的火腿肠。宿舍里，枕头上有一滩血迹，孩子天天流鼻血。刘洪萍说：“哪能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自生自灭啊。”

    夫妻俩离婚了。

    刘洪起接走了三胞胎。后来，他辗转得知，天津“童之舟”儿童教育中心有专门针对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课程。这个父亲没问学费，就辞掉工作带着三胞胎把家搬到了市里的河西区。

    他已经来得太迟了，医学界普遍认为，孤独症儿童干预的黄金时期是2至6岁。可身边没有人懂得这些“常识”，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比赛，他输在了起跑线。

    机构创始人黄冬莹旁观过成百上千个因为孤独症被拖垮的家庭。自1943年美国男孩唐纳德被确诊为孤独症以来，医学界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能厘清其发病原因，也找不到任何一种有效治疗的药物。这个病可以轻易拖垮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孤独症家庭。

    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的报告，孤独症的患病率为0.62%。黄冬莹的儿子就是这0.62%。

    那时她已开办康复训练机构好几年，却从未见过一个家庭塞下了3个孤独症患者，她为这个家庭减免30％的学费。

    父子4人最终坚持了10个月。只出不进的积蓄被彻底耗尽，刘洪起带着孩子沉默地离开。原本，接受专业康复训练的三胞胎已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好转的迹象，可他没有钱再继续了。有人建议这个中学学历的父亲，回到户口所在地申请低保，起码别把孩子饿死。

    回到农村老家后，刘洪起发现，自己好像没那么恨妻子了。

    孩子的力气越来越大，很多时候连他也治不住。只要稍稍离开，三个孩子都可能扭打在一起。同样的话他每天说上百遍，孩子没有反应。十几岁的孩子吃饭还会被脆骨噎住，差点呛死。

    有一次，他发现存折不翼而飞，看着不远处的老二，刘洪起以为是儿子弄丢了存折。他抱住老二，用手狠狠抽打儿子的屁股。老大老三瞧见了也冲过来，父子四人打成一团。打着打着，老二哭了，老三哭了，刘洪起停手，抱着儿子嚎啕大哭。

    “她能坚持活下去就不错了。”刘洪起自嘲地笑了笑，说自己终于理解了妻子，理解了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家庭破裂却无能为力的感觉。

    二

    回到童年成长的村落，刘洪起感到一种异样的隔阂。他带着孩子出门散步时，总有邻居“指指点点”，“嗬，3个傻子”“你天天带3个傻子跑嘛呢？”

    他从不回应。这个父亲很清楚，孩子是“异类”，只有低调才能安稳度日。回老家前他们习惯踩踏着走路，不分白天黑夜，这样总会发出很大的声响。有时候半夜睡醒了，三胞胎会兴奋地一起嚎叫、玩闹。每次碰到邻居稍稍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刘洪起都一个劲儿地说对不住。

    他管不住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门窗关紧。后来，他得了失眠的毛病，有时候熬到天亮才入眠。

    但邻居似乎并没有要接纳父子4人。刘洪起发现，自家空地不知何时垒了一大堆邻居的杂物和垃圾，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让人挪走，对方不肯，双方扭打在了一起。

    刘洪起躺在地上，3个孩子像是被吓着了，缩在墙根。老三咿呀哇呀地喊着、比划着。村民于有芝匆匆赶来，看到3个驼着背蹲缩的孩子木讷、萎缩又害怕的神情，难过得想哭。这个中年女人和丈夫常为三胞胎做些烙饼、饺子和包子。

    “我都不敢想这些孩子平时经历了什么。”她说。

    她再去探望孩子时，三胞胎越来越沉默。院子里遮天蔽日的大树挡住了阳光，也成了毛毛虫和蚊子的天堂。给孩子换衣服时，她发现孩子背上爬了好几条毛毛虫，红疙瘩密密麻麻，孩子却一声不吭。她惊讶地叫出了声，随后又哭了出来。

    家里的门窗被封得死死的，孩子们活动的空间从整个村子缩减到了自家院落，又缩小到了一间几平方米的卧室。夏日晴天也紧闭大门、拉紧窗帘，开着白炽灯照明。三胞胎坐在瓶盖组成的玩具堆里，沉默地玩着。

    屋子里潮湿又闷热，她和孩子的姑姑刘洪萍把屋子彻底清洗了一遍。父子4人盖一床被子，挤在不到2米宽的床上，连翻个身都很困难，被罩里还有排泄物的痕迹。厕所的味道让她差点晕过去，两个人忙了一天。回家后，她躺了两天才有力气下床。

    她突然理解了刘洪起的话。“我们爷儿几个啊，那就是相依为命。”“嘿，我们能活下去就不错了。”

    这个微信取名为“儿子的港湾”的男人，已经没有了任何私人时间，他总是忙着做饭，要看着孩子们吃完才安心。他十几年没去体检过了，因为害怕查出什么病。

    他的情绪一点点被抽干、麻木，唯一还保留的个人爱好，也许是喝可乐。自从孩子得病后，他戒了酒，反而爱上了年轻人喜欢的可乐， 那东西，“甜啊”。

    一次，他告诉妹妹，自己早就想一了百了，可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决心，“我不在，这3个孩子咋办，能留给谁啊？”

    孩子的姑姑把眼泪咽回去了，她跑到门口，把窗户和大门大打开，冲着哥哥喊，“不准关门了，要通风！通风！”

     三

    刘洪萍知道，哥哥心里紧闭的窗户没有真正打开。白头发和皱纹迅速地找上了哥哥。他“只有53岁，看着却像个60多岁的人”。

    给人做家政服务的刘洪萍后来想，也许能支撑哥哥的，不仅是3个孩子，还有他的性格。

    曾有人想给三胞胎做募捐，刘洪起拒绝了，“募集一次还行，两次、三次呢？这是个无底洞，我不能拖垮更多人了。”他笑着跟人说：“还没到那个程度，有低保呢，别担心。”

    于有芝给他家运食物的小红桶被三胞胎当成了马桶，在里面拉屎撒尿。刘洪起发现了，二话不说买了两个新的送回去；亲戚朋友结婚给他打招呼不必随礼，婚礼当天，他还是拿着红包出现了。

    前两年，因为村里的老屋被认定为危房，又考虑到这个特殊家庭的情况，当地政府在北闸口镇为一家人租了一间小房子。

    虽然见到孩子的次数少了，但于有芝发现，三胞胎变开朗了，脸上的肉也多了。三胞胎还会驼背，有时也记不住擦屁股，可见到她时，活泼的老二会拍拍于有芝的肩，示意“打招呼”。

    这家人同一楼层的邻居中有位因“糖尿病足”而截肢的老人，老人独自生活，极少出门，买菜都花钱雇人。刘洪起看不过去，有时搀扶老人下楼，有时顺手帮忙买菜。老人给钱，他拒绝了。

    在老人身上，刘洪起有“同病相怜”的感觉。20多年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工厂做零配件生产。他的同事中有不少人是残疾人。很多人和他称兄道弟。

    “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一群正常人，就是需要多一些帮助而已。”刘洪起说。

    邻居问他，“老人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啊？”还有人背后嚼舌根，说刘洪起不过是“图老人的家产”，这些话他都不在意。听完笑笑，他招呼上3个孩子，自己扶住老人，5个人浩浩荡荡地下楼。

    平静生活里的唯一插曲是时不时蹿起的血压。有些时候看到孩子做错了事，他着急地大喊，突然感觉头晕目眩，站也站不稳。一次，他彻底晕了过去，刘洪萍打来电话，老大接了，电话那头却是“呜呜哇哇”的声音，听着急切。

    刘洪萍决定把哥哥“撵”出屋子，她带着哥哥一起去听“模仿邓丽君”的演唱会。有时让哥哥开电动车载上三胞胎，一边儿兜风一边儿玩，自己在家里收拾屋子做饭。“必须给他减压。弦一直绷着会断的。”她说。

    于有芝是个快嘴，常给这家人送吃的， “我们去就是告诉那些人，还有人愿意来串门，别想欺负他们。”

    三胞胎一天天长大了。刘洪起想过以后在村里教三胞胎种花，也想过找一个没那么多歧视的地方，教会孩子打扫卫生，干活挣钱。

    他一天天老了，这个问题依旧没有答案。三个孩子在特殊教育学校的毕业一拖再拖，他不敢让孩子毕业，因为“毕业了就没地方可去了”。

    这名白发丛生的父亲坚信，只要还没毕业，孩子也许就能逐渐掌握生活技能。哪怕速度很慢，但对于照料孩子吃喝拉撒已筋疲力尽的他来说，这是必须紧紧攥住的希望。

    只是，他不确定，衰老、病痛、死亡和3个孩子的成长，哪一个会更早到来。

     四

    和很多孤独症患者的父母一样，刘洪起一直在追赶时间。他已经追了14年，还是不能停下。

    一群拥有相似经历的父母，时常会讨论大龄孤独症患者的命运。最新的一个故事是，一个15岁的天津孤独症孩子失踪了整整两周，最后在北京顺义被找到。没人清楚他如何跨越了100多公里，这个孩子每天去快餐店捡剩下的食物，被人发现时，他又瘦又脏，看见警察扭头就跑。

    离家出走的原因，是因为孩子反感母亲对他的管理方式——这个要上班的单亲妈妈选择把孩子关在家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孤独症患者的需求会变多，想法也会变得丰富，但社会和父母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黄冬莹说，很多父母选择简单粗暴地和孤独症患者相处，久而久之，那些患病的孩子情绪无法抒发，有人砸东西，有人逃跑，有人打家长，也有人自残。

    类似的故事在这个充斥着眼泪的圈子里一点儿也不罕见。 一个成年的孤独症患者，因为情绪激动经常伤人，家人无奈用铁栏杆锁住房间。家人在房间里只放了一张床垫，铁门里开了一个窟窿，每日定时送饭。一到夜里，孩子精神控制不住了，就开始捶墙捶门。

    黄冬莹说，媒体报道了这家人好几次，依旧没有解决的办法。这家人很穷，精神病院送不起，只能一天天这样拖着。

    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都会让刘洪起叹气，可他能做的实在不多了，为了追赶孩子成长的时间，这个父亲终于也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这个曾经讲究公事公办的人，为了多留孩子的课桌一年，他跑去特殊教育的学校求老师和领导，甚至像膏药一样紧紧贴在领导后面。

    这已经是三胞胎第二次延期毕业了。支撑他一次又一次往返学校的理由，是他眼里那些笨拙的成长——三胞胎的亲姐姐带着公婆来家拜访，提了几串香蕉。落座后，老二到桌子前，掰开香蕉，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自己饿了想吃东西，可他把掰下来的香蕉递给了两位老人。

    刘洪起发现，自己说了几千遍的尊老爱幼，也许这个孩子真的听进去了。老师告诉这个父亲，学校里，老二也“很有服务意识”，课间会带着所有比自己个头矮的孩子去厕所，一个接一个地排队。

    一家人吃饭，个头最壮实的老二会主动给哥哥和弟弟夹菜，老大被陌生人叫到名字也有了反应，有时，他会笑，还会扑进爸爸的怀里。

    于有芝带孩子买冰淇淋，他递给老二一根，对方不接，给两根，还是不接。她突然明白了，抽出三根，老二收下了冰棍，一溜儿就跑没影了。

    在黄冬莹看来，想要解决刘洪起一家乃至大龄孤独症患者安置的问题，靠公益组织和个人并不现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她曾和一批“同类人”共建了一个“大龄中心”，专门托养这群大龄孤独症患者。因为缺少足够数量的专业老师引导，大龄孤独症患者情绪无法抒发，有人砸玻璃，有人打架，有人胳膊被划破，也有人去了第一天鼻梁就被撞破了。

    “大龄中心”最终草草收场，她把孩子领回了家，让儿子天天练字打发时间。没过几天，这家“大龄中心”竟然又“活”过来了，还是那批父母办的。她问对方，为啥啊。

    “没办法啊。能搁家里吗？”一个家长说。

    帮助了数千名孤独症儿童接受康复训练的她，在给儿子寻找出路这件事上和刘洪起没有太大分别。在国外普遍适用的庇护性就业、支持性就业和支撑安置三条出路，在国内还不多见。

    从事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16年的黄冬莹坦承，国家近年来对低龄孤独症患者康复训练的重视程度已经大大增加，但对变大变老的孤独症患者的去向，依旧缺乏关注。

    黄冬莹还是想问： “那些大龄孤独症患者消失了么？”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天津北闸口镇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对方表示，目前镇政府对刘洪起一家在房屋、最低生活保障、心灵帮扶等方面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帮助，他们也正试图为这家人提供更多物质上的援助。

    刘洪起说，不管怎样，现在都还远远没到放弃的时刻。就在前些日子，刘洪起打开大门，准备把住在隔壁的残疾老人接上，一起下楼转转。他朝里屋喊着，让儿子快一点出门。一扭头，他傻眼了——老二，那个“咿呀哇呀”不停、脾气最大最容易发火的少年，正搀扶着老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缓慢地下行。

    儿子和老人都扭过头看他，两个人笑着，他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