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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被守护的冬奥教育“星星之火”

发布时间:2019-04-02 04:41 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梁璇

  乌拉哈达小学一间普通教室里,10多张课桌围成长方形,“京张小学手拉手”校际冬奥教育交流会的参会者对应课桌坐下,一人领到一张空白的绿色便利贴。

  3月的河北崇礼,河水还有一半结冰。挤在小学生的椅子上,羽绒服、厚夹克让手臂施展的空间更小,这些来自崇礼多所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顾不上空间的局促,猫着身子在便利贴上涂写起来,也有人把笔按得“嗒嗒”响却许久没有落笔。“请大家写下对冬奥进校园你最想了解或表达的问题。”冠军基金秘书长孙小峰的“要求”像一道考题,答题者不用写姓名,前提“得是真实想法”。

  收齐便利贴,孙小峰再次提问:“在学校里推广冬奥的内容,于各位校长和老师而言,到底是完成政府交付的任务还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他看向身边团崇礼区委、区教科局的领导,“我知道领导也在……”还没说完,现场发出一阵笑声。

  这是一个设问。“它们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被动完成任务时,上面给什么你做什么,仅此而已。可当你真心寻求更好的教育方法时,就会有各种可能性,因为冬奥是教育很好的抓手和工具,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觉得是‘负担’。”带着国内首个面向乡村儿童的冰雪快乐运动公益项目“冬奥梦想·激励成长”走进2022年冬奥会赛区之一的张家口崇礼,孙小峰更加意识到,在冬奥进校园的过程中,冰雪资源不是首要条件,“能否认识到奥林匹克的教育作用”才是最大动力。

  这个道理,北京也仅有屈指可数的学校在用行动证明着。

  乡村学校的冰雪困境

  北京电厂路小学学生在示范旱地冰球。冠军基金供图

  “如何让奥运真正走入学生的课堂?”“推广旱地冰雪,如何配备人员?”“如何让孩子得到更多走出去的机会?”……绿色便利贴上密密麻麻的问题,“没有一个问为什么,全是问怎么做。”校长和老师的“答卷”让孙小峰发现积极信号,但他再次强调“搞清为什么做很重要,这是动力问题”。

  选择崇礼落地冰雪公益项目,一开始也令孙小峰狐疑:“冰雪资源那么发达的地区,这些学校会缺什么呢?”众所周知,拥有7家大型雪场、雪道169条161.7公里的崇礼是中国最大滑雪聚集区之一,滑雪资源高度集中,也令崇礼有机会作为2022年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赛场,规划承担冬奥会雪上2个大项6个分项的比赛。在崇礼县城,尽是靠雪讨生活的人,可在离崇礼县城40余公里的高家营镇,冰雪经济是清水河继续奔腾才能遇到的繁盛,在这个外卖尚未覆盖的小镇,冰雪还不具备点石成金的魔力。

  周末傍晚,崇礼县城的涮肉馆门口停满京牌车,张家口市的大商场里挤满从崇礼过来购物的人,夹在两地间的高家营镇晚饭点刚过商铺便停了营生,剩下从山西应县过来卖凉粉的老板舍不得关店,“万一有跑大车的司机来喝两碗粉”,这儿生意不比应县,一年下来只能挣原来的三分之一。

  交通距离顺道拉开了资源距离,商铺如此,学校亦如此。据高家营镇乌拉哈达小学校长闫彩霞介绍,为让更多学生感受冰雪运动,区教科局很早就开始推行让学生免费去雪场体验的计划,“2016年那会儿还只有几个年级的学生能去,第二年就全都让去了,速度已经很快了。”但客观差距不容忽视,县城学校离雪场较近,学生一旦对滑雪产生兴趣相对容易保持,不少学校专设滑雪班,“学生以后的出路都更多一些。”

  对于像乌拉哈达小学一样的乡村学校,学生能接触到的冰雪运动,除了一年一次雪场体验,只剩一周一节奥体课“听老师讲冬奥知识或用手脚凭空比划冰雪项目的动作”,冬季运动于他们像操场墙上的简笔画,看得见,但不真切。

  电厂路小学“小志愿者”帮助崇礼小学生穿戴旱地越野滑雪装备。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摄

  到了冬天,清水河也结冰,可从老师到家长,都不敢让孩子上河面。闫彩霞曾想利用操场的空地浇块真冰,但囿于没有浇冰技术及缺乏维护资金,始终未能成行,“让学生了解冬奥”像一道算不出答案的必答题,困扰着年轻校长。因此,当冠军基金志愿者把旱地冰壶、旱地冰球及旱地越野滑雪的器材带到学校时,闫彩霞迅速找到解题思路,“尽管没有冰雪,但让学生参与到相似的运动中,也能帮他们知晓规则、了解冬奥。”

  “归根结底是过于封闭,缺少走出去的机会。”刘老师所在的场地寄宿制小学藏在省道边的山沟中,距乌拉哈达小学所在的镇中还有20公里,若在地图上放大,四周10多个地名均以“沟”结尾。

  刘老师记得,2009年到这所小学任教时,有位英语老师教学生说“汉堡”的单词,可孩子们更好奇“什么是汉堡”?老师只能从网上搜图片给学生看,直到有老师从市里带了个汉堡给学生分着尝尝,孩子们才真正对汉堡有了概念。

  由于捐赠方资金出现问题,又遇上毒跑道新闻曝光,场地小学的操场只铺了一半塑胶,现已磨白,另一半是水泥地;一个足球门孤独地立在一侧,另一侧球门已拆除,变成老师自己画的不规则篮球场。

  操场上的一切不对称像是信息不对称的缩影,让这所学校的师生对任何可能性都积极回应——学校只有60个孩子,但大多是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有的来自离异家庭,有的孩子家长患有精神疾病,“都是实在走不出去的孩子。”在刘老师看来,这些孩子更需要关心和积极引导,“但总缺少方法。”因此,旱地冰雪运动和冬奥教育于她们就像救命稻草,“只要能让学生玩起来,变得阳光开朗,我们不会觉得是负担。”

  “负担”二字,寄宿制学校的老师或早习以为常。一周回家两天,工作日几乎都和学生待在一起,不仅从早上6点半起床到晚上8点自习结束负责教学,学生大到生病小到衣服破了,都在老师的工作范畴内。因此,即便面对城里一个班数量的孩子,全校10多名老师依然忙得应接不暇,“河北是高考大省,学业压力从小学就已经开始。”在主科老师奇缺的乡村小学里,从首都体育学院毕业的王老师不得不放弃体育专业,担纲起3个年级的数学教学,体育课则由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师担任,随着年轻男老师离开,原有的轮滑等项目也随之取消,“更别提冬季项目了,仅限于老师上网查点儿资料给学生讲讲。”

  高家营镇乌拉哈达小学学生在体验旱地冰壶。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摄

  通往北京的G95高速公路悬在学校背后一座巨大土堆的上方,安全的利剑和交通的不便让孩子们的实践课局限在学校的方寸间,每年一次去雪场滑雪是仅有“出远门”的机会。

  “如果学生能更多地参与、了解冰雪运动,也许会多一个走出去的机会。毕竟,借着冬奥会的契机,已经改变了咱崇礼县很多人的命运。”今年30岁出头的王老师刚刚当了母亲,场地小学正是她的母校,当年正是因为被排球队选中,她才从一名留守儿童成为一名大学生,因此,毕业后她便选择当一名特岗教师回到这座偏僻的山村学校,希望帮助更多孩子像她一样走出大山,“很多家长意识不到,体育也是改变人生的另一条出路,即便不能获得名利,但足够给人勇气,多一个出去看看世界的机会也好啊。”

  “疯狂”的小学校长

  周晨光(右二)带领学生玩自制冰壶。周晨光/供图

  闫彩霞也有让学生“走出去”的想法,尤其在见到北京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的7名孩子后,“得让孩子多参与、多见世面”。

  作为离北京冬奥组委最近的小学,电厂路小学从2015年便开始探索冬奥教育,旱地冰雪项目也已在学校普及建队,校长薛东专程带了7名学生担任本次活动的小志愿者,为高家营镇的同学演示旱地冰壶等项目的“玩儿法”。

  “授课”过程中,电厂路学生的自信、开朗、有责任心给闫彩霞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向薛东提出“想带学生去电厂路小学看看”,“你可以带三年级的学生,到2022年他们正好毕业。”薛东不吝啬任何经验。

  刚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次中韩学生对抗赛双方运动员讲话,中国队精心选拔出的学生代表拿着一张纸抑扬顿挫地传递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韩国队的孩子上台讲话有些“磕巴”,但自然地表达了“享受比赛,不要受伤”。这一幕触动薛东,只有让孩子不断“锻炼”才能提高语言组织能力、理解力以及真诚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

  看比赛也是一种“锻炼”。北京越野滑雪大奖赛,学校组织学生观赛,要求学生提前做功课,“什么是越野滑雪?运动起源于哪儿?参赛的代表运动员有谁?怎么在城市里铺设雪道?”一系列知识点就成了校长课堂的互动内容。而校长课堂通常就在去往目的地的大巴车上,据薛东介绍,两年间,学校已多次组织学生现场观看包括世界女子冰球比赛、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NHL中国赛、中国冰球锦标赛等冰雪赛事,“开阔了视野,也学会冬奥知识和观赛礼仪。”

  幻灯片上,电厂路小学学生出现在冬博会、奥博会以及各大赛场的照片伴着背景音乐《冬奥来了》不断呈现,有崇礼老师笑称,“只有音乐咱能一样。”薛东捕捉到话里的信息,“我们学校开展冬奥教育也没有专项资金,用现有的办公经费支撑一部分,还有通过私人关系争取到一些免费观看和体验比赛的机会。有没有钱其实不重要,关键在于学校是不是想干,包括上冰上雪,也可以想办法找公益组织赞助学校。”

  所谓“私人关系”,薛东透露,大多指他“厚着脸皮求资源”。自学校开展冬奥教育后,他便养成每天翻赛事新闻的习惯,找到适合学生参加的活动,便打电话到组委会问“有没有赠票或让学生参与的机会”,最初被拒绝,他感到委屈,“明明在为学生做好事儿,为啥还得低三下四求人呢?”时间长了,“面子”早已覆上老茧。

  学生安全问题才是头等大事。为保障出行,许多老师不得不加班陪同,“一年下来几十次,一次加班费30元”,租车是最大开销,这次来崇礼,3位老师带着7名学生,“专门找了刚完成‘两会’任务的车,安全最重要。”学校的办公经费往往到10月就开始紧张,5000元的租车费让薛东“花得真心疼”,可让学生多一种体验,也让更多孩子了解冬奥,“更花得值”。

  做冬奥教育也有不花钱的办法。把冬奥整合进课程中看似接地气,但得调动各科老师的积极性,“形成重视冬奥的共识。”薛东以冰壶为例表示,放到科学课中可以解释摩擦力,放到数学课中,可以为三年级学生引入“毫米”的知识点,“测量两个冰壶离中心点距离来判别胜负的案例,既讲清了比赛规则,也让学生对毫米有了具象的概念。”甚至在课程之外,传统的考评体系也能与冬奥挂钩,对应北京冬奥组委的部门设置,学校成立小小冬奥组委,但学生负责的工作仍是宣传板报、卫生评比等日常内容,“冬奥教育不是新增加负担,而是和具体工作相结合。”在薛东看来,冬奥教育不仅是通过冰雪运动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更是一条整合学校教育工作的主线,“借一个主题帮助学生养成纪律、卫生、财务等各方面的良好习惯,找到教育的切入口。”

  北京来的薛校长给崇礼同行留下了“脑洞大”“疯狂”的印象。“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思维。”高家营镇完全小学校长王利表示,电厂路小学“小老师”的办法可以借鉴,借助这次活动捐献的旱地冰雪器材,高年级学生就能当低年级学生的“老师”,“这样整个学校都能动起来。”他希望带上多科老师到电厂路小学实地“取经”,“需要走出去看看”。

  “都说京津冀一体化,我们离北京那么近,能不能和北京的学校联动起来?让学生见见更大的世面?可外出报批怎么办?”闫彩霞抛出最关心的问题。

  崇礼区教科局副局长李委强调,“对学生的安全问题,各级部门要求都非常严格。其实每年冬季组织学生滑雪,局里已经顶了很大压力。”

  闫彩霞不死心,“咱不能因为怕出安全问题就放弃机会,人家学校孩子也得考虑安全,如果我们把保护工作做细,有没有可能……。”

  有人加入讨论,“学生出不去,老师可以出去吗?”“北京那边能不能搭个平台,我们村里组织老师看看咱课究竟怎么上?”“去不了的话,能给我们资料学吗?”

  “跟各位校长声明一下,不是不让大家出去,而是得经过审批,要求你们必须把安全工作做细、做实,如果安全很有保障、出行意义非常重大,是完全可以出去的。”李委话音刚落,掌声接踵而至。

  冬奥教育微弱的星星之火

  崇礼多所学校老师对冬奥进校园的好奇与期待。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摄

  “现在网络和电话都很发达,只有人走出来这一种方式吗?”作为国内首位在小学开展奥林匹克教育实践的体育教师,周晨光曾带着他废物利用自制的冰雪运动教具去到很多山村学校,“乡村做奥林匹克教育最显著的特点是,老师拿着电话机不知道给谁打,抱着电脑不知道搜什么。”他提到延庆姚家营中心小学,“想发展,不等不靠,得自己寻求超越。”

  姚家营中心小学以北5公里是小海坨山,2022年冬奥会高山滑雪等项目将在那儿举行。身处奥运赛场边,这所北京郊区京冀交界处的农村学校才决定引入冬奥教育,在周晨光的帮助下,用笤帚把和泡沫做的冰球杆、纸揉成的球让孩子体验到最简单的快乐。校长辛红利曾去周晨光所在的北京羊坊店中心小学观摩,被操场边上一间屋里的藏品震撼,里面满满当当收藏了周晨光奥林匹克教育近20年的作品——纸足球、学生手绘冬奥邮票、模拟奥运会上定制的橄榄枝和天使翅膀、手工打制的“奥运奖牌”……

  “真像一个小博物馆。”辛红利盘算了资源,“我们那儿产豆,有的是豆子和叶子”,冬奥主题的豆塑和叶雕目前已是学校最拿得出手的冬奥教育作品,2018年姚家营中心小学被评为延庆区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农村学校搞冬奥教育,场地、师资这些困难都是必然的,最关键是校长的思想,一旦真想做这件事儿,怎么都能成。”

  辛红利的执着,周晨光再熟悉不过。从2000年结识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裴东光后,他对奥林匹克教育的执拗便延续至今,这是一段孤独的探索,未曾因他的发明创造无法被正常考评体系量化而止步,也没因满屋子“破烂”只他一个人用得意犹未尽而暂缓,“有人说前进一步是英雄,前进三步是烈士,周老师您三步都出去了。”收了薛东、辛红利两位“校长学生”后,周晨光坦言:“始终有人理解我,那就不亏。”

  可对桃李满天下的裴东光而言,践行奥林匹克教育的道路上,“最早传播了周晨光,十几年过去后,还是周晨光。”

  这条路不是没有热闹过。2002年冬奥会开始,每个申办奥运会的国家都要求提供一个奥林匹克推广的计划,该计划也被称为奥林匹克教育。随着当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奥林匹克教育迅速延伸到中小学,全国涌现了500多所奥林匹克示范校,可奥林匹克教育尚未深耕于校园,随着北京奥运会圆满落幕,播下的种子未能继续生长,不能立竿见影的奥林匹克教育很快失了土壤。

  冬奥会的到来,像一个重启按钮,奥林匹克教育随着冰雪运动的普及又开始了星星之火的传递。

  “奥运城市不仅应有漂亮的场馆和奥运奖牌,更重要的是留下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和教育遗产,让青少年受益。”裴东光表示,作为两次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对奥林匹克教育的认识应当上升到教育层面,“奥林匹克精神是久经时光考验的普世价值,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这是一种国际理解教育、身心和谐的教育,不可替代。”

  但奥林匹克教育为何难以在校园生根?缺乏真正的践行者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奥林匹克教育没有专职岗位,高校毕业生很难有对口就业机会。”裴东光表示,要想真正落地奥林匹克教育,除了技能培养的“教练”角色,体育老师更应成为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个体,因此,一方面要改变体育课过于注重技能培养、缺乏理论教育的现状,另一方面要在高校培养阶段,对相关专业学生加强奥林匹克文化教育。

  认识到奥林匹克教育的核心并不容易。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北京多所学校把奥运主题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学生能参与的项目远超于如今的电厂路小学,可奥运会结束后,学校教学质量出现大幅度滑坡,昔日盛景很快消逝。“我们必须认清,冬奥教育的受益者一定是学生,不能为了冬奥而搞冬奥。”薛东很清楚,奥运的教育遗产得落实到一个个孩子健康成长的轨迹上。

  在电厂路小学读书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不少是父母在京务工的随迁子女。对他们而言,四五年级就将迎来人生的转折,回老家是继续学业最常见的办法。

  正在高家营镇西甸子小学就读的王宇(化名)在旱地冰壶活动中,认出了自己曾在电厂路小学的校长和同学,两年未见,他并没有上前打招呼。离开时,这条红蓝相间的旱地冰壶赛道还没进入学校,像他与北京同学疏离的两年一样陌生。直到在旱地冰球场见到昔日队友王靖程,找回默契的二人频频打出好球,王宇才主动跑到曾经的体育老师石晓军身边击了掌,“熟悉的感觉回来了”。

  “是否担心学校的活动太丰富,导致更多孩子像王宇一样面对相对单一的校园生活会感到失落?”这个问题,石晓军给出否定答案,“教育会在人的身上留下痕迹,即便起初对环境会有不适应,但过去得到的总会让一个人在新的环境里被重新看到。”

  本报北京4月1日电

【编辑:贾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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