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穷人的穷人

　　谢万清展示他从火灾中抢救出来的照片

　　拍了40年农村，农民摄影师谢万清说自己只拍“温顺”的照片。

　　他拍陕西老家的春种秋收，也拍老人小孩。他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山上放牛时拍的。40多年过去了，山里的泥墙变成了砖房，机械取代了耕牛，省亲的交通工具从毛驴变成了摩托车，又变成了小汽车。

　　这位地道的农民把摄影当作农忙间隙的爱好，有意无意地记录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农村的变化。他的作品曾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展出，日本爱普生公司也为他在北京举办了影展。2015年，他的两幅作品被收藏于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在此之前，他以为米兰是中国的一个省，“就像海南、河南一样”。

　　两幅作品的其中一幅摄于1986年，画面上一位农民挽起裤腿扎着弓步，用力扯着前面的两头耕牛，这幅作品名为《征服》。另外一幅叫《朴实的爱》，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蹲坐在麦地里，戴着瓜皮帽的老汉一手托着烟袋锅，一手探出去给妻子擦汗。他的大多数早期作品都是黑白的，“耐看”。

　　除了田间地头，过年和婚礼现场是他最钟爱的场景。他执拗地把镜头一次次对准火红的灯笼、层层叠叠的喜被和农民脸上拧出褶皱的笑。

　　“我的照片里看不到残酷的场景。我喜欢温顺、温和、温情一点的。”在几天的采访过程中，这几个形容词他使用了多次，随后郑重地拍拍记者的膝盖，“做人一定要跟主流。”

　　他在农村见过许多交通事故、葬礼或者封建迷信的场景，手指在快门键上停留了一会儿，终究没按下去。有一次，村里有老人过世，家属扶着遗体，等他去拍张遗照。他觉得画面太残酷，坚持不拍，只翻拍了几张老人生前的照片，冲洗出来送给了那户家属。

　　上世纪80年代，当地的人民公社解散，他在会上依然没有按动快门，想着“万一改革失败了呢”。他觉得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不冒风险，能拍的拍，不能拍的不敢拍”。

　　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谢万清有着一张历经沧桑的脸。皱纹像是刻在额头上，即使不抬眉毛也留着一道道印子。眼窝像肤色一样深，嘴大，干裂的嘴唇包覆着黄牙，寸头花白，常掩藏在一顶迷彩帽下。当兵是他从小的梦想，但因为家里的上中农成分，他在征兵时体检过了，政审没过。如今他总爱穿一套“别人穿够了的”迷彩服，由于个子太矮，只能松垮地挂在身上。

　　对他而言，命运就像一座迷宫，走着走着就会摸到一堵墙。五六岁时，谢万清赶上了“大饥荒”，饿得“腰都直不起来”。小学读了3年，“文革”来了，所有考试的通过标准成了背出50条“毛主席语录”。文革期间，他跟家人睡过牛棚，父亲因为成分不好，站在桌子上挨批斗，十几岁的他在底下吓得浑身发抖。

　　“那时候想跟主流也跟不上。”聊起这些，谢万清罕见地陷入沉默，摆摆手，“不聊了不聊了，我们说点积极向上的。”

　　为了拍到“积极向上”的照片，谢万清习惯将自己的身子放低。拍《征服》时，他蹲在地上，让画面里的人“把牛抽得再跑快一点儿”。他从低处拍挑水的毛驴，把驴脑袋拍得硕大，木桶比远处站着的人还高。上世纪90年代，有手艺人扎了一堆红灯笼，垒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县城集市上卖，他趴在马路中间，按完快门就往路边一滚。

　　摄影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事”。他第一次摸到相机是1969年，一位西安来的知青请正在山上放牛的他给自己拍照，手把手教他找位置、按快门，还在纸上画出构图，让他端相机的时候“不要呼吸”，“把人框到中间”。第一次拍照，他按了3次快门才把人拍得“不缺胳膊少腿”。

　　知青说，他在笔记本上贴的毛主席像“就是这东西拍出来的”。那会儿老谢一天的工时算下来差不多2角，而一台相机要100多元。

　　谢万清摄影作品《渴望》

　　对于他这样一个农民来说，这几乎是最奢侈的梦想。“我当时想，30年能买上一台不？”谢万清说。

　　为了攒钱，他主动报名去修水库。工地上活重，可每天有5分钱的补贴。拉着石头下坡时，绳子断了，他整个人扑在地上，大腿至今有一道疤。干活时得了疝气，他怕耽误攒钱，就自己用钢筋挽了一个圈，箍在腰上以减轻疼痛感。直到几年前才在家人的强迫下做了手术。

　　他那时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想买相机，怕在“斗私批修”的浪潮中被扣帽子。为了研究摄影的光线、构图，他一遍遍地看8部样板戏的剧照，以及毛泽东的照片。

　　10年后，他终于在陇县百货大楼买到了一台“红梅”牌照相机，此前他已经去柜台看过4次，每次钱都不够。谢万清说，那栋两层高的“大楼”相当于当地人心中的天安门，“在那之前，陇县历史上没有‘大楼’二字。人们就算旷工也要去看看”。

　　他家穷得连一台运粮的架子车都没有，而那台相机花了他70元。回家后，父亲捧着相机似笑非笑，“你真买回个好东西”，随后将他痛打一顿。村里人说：“这娃娃叫鬼把头麻咧！”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村里的“主流”正在发生变化。判断标准从“家庭成分”渐渐成了“有没有钱”。谢万清曾有个相处9年的包办婚姻对象，结果对方因为他“不会找钱”，不愿意跟他结婚。他将这段失败的感情视为“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找钱，让她后悔，让其他女娃来追我。”谢万清说。

　　他想过学铜匠、木匠，但老师傅都规定学手艺的头5年没有工钱，他觉得找钱太慢，放弃了。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端着相机在庙会、集市旁干起了拍照生意，“搭个小棚子一遮，不然人家不好意思拍”。他耐心地为每个刚走进新时代的男男女女设计动作，教他们翘起二郎腿，手里夹支烟，或者望向远方。一年下来能赚七八百元。

　　他还为《宝鸡日报》拍新闻照片，拍亮晶晶的地膜和拖拉机。一张照片的稿费有10元。

　　村里没通电，他就用煤油灯做光源，用尿素和醋配制化学试剂，在地上挖3个坑，铺上块塑料布，当作显影、定影和水洗的暗房。

　　他曾把镜头对准自己的两个女儿。两个孩子面对面熟睡着，一只小猫从她俩中间的被子里钻出头来。“这是我最不容易的时候。”谢万清说，“你看，红被子还是用白线缝的。”他常说，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家里人”。

　　1995年，农村人口急速膨胀，谢万清的孩子上学连名都报不上，学校里一张桌子旁围着3个孩子。他带着妻儿搬到了宝鸡市，在一家照相馆打工。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曾收到一封从宝鸡发来的电报，通知他在农民摄影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可等他从深山的家里出发赶到，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他还在宝鸡办过人生中第一次“影展”——文化宫的橱窗里张贴了他的12幅作品。“连一面墙都撑不起来。”

　　在照相馆，他负责手工冲洗黑白照片，“这活儿在当时只有我能干”。老板给他开了所有人中最高的工资：一个月400元。但两个孩子在宝鸡上学的借读费每年就有上万元，加上房租，谢万清还是没能“发财”。

　　他没有放下相机，只是举起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时在暗房里待了十几个小时，他已经精疲力尽。看到别人在拍婚纱照、证件照，他也“手痒”，“像鸟被困在笼子里”。

　　他尝试拍过城市里的高楼和夜景，但“没啥感觉”，还拍过公园里谈恋爱的男女，结果被骂“流氓”。他说自己适应不了城市生活。过马路时，有人提醒他要“走天桥”。有次走路累了，往地上一坐，有人跟他说“你坐在盲道上了”。

　　“农村哪有这说法呀！都是随便坐。”他不满城市空间太小，不开阔，空气不好，还老堵车。有一次，他赶高铁碰上堵车，干脆下车，扛着行李跑了20分钟。“差点没赶上！”他说话声音大，有时会凑到别人耳边，边说边习惯性地拍打对方的肩膀或膝盖。他跟别人打电话，免提永远打开。

　　他再一次被“主流”排斥在外。

　　后来，照相馆倒闭了，他卖过烤肠，还去浙江、江苏、福建挖“西气东输”“西油东送”的管道，还铺过通信光缆，“就是供人们看电视、打电话的”。可他只能在工棚里听收音机，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抱着收音机听了一夜。晚上就跟工友们睡在路边或稻田里，有时醒来，被褥都被灌溉的泥水弄湿了。

　　工作让他觉得疲惫。他几乎不怎么拍了，相机坏了也不去修。

　　在“文化人”面前，谢万清总显得有些战战兢兢。有人在饭桌上说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影响力，不是因为构图或者审美，而是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他在旁边一声不吭，只是木然地点头。

　　他花了两年时间写了一首诗，兴冲冲地念给别人听，结果对方听了两句就摇头：“你这是个啥诗嘛！”

　　他常感叹：“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谢万清摄影作品《征服》

　　在照片之外，他确实难以展现更多的审美。家里的摆设以实用为主，衣服也是乱穿。为数不多能证明他“爱美”的，或许就是院里种的几株月季和绣球了。他还在门口种了一大片竹子，“山上到了冬天就黄了，这个能四季常青”。

　　打工没攒下什么钱，2009年，他回到了农村。原来的房子在地震中受损，裂了大腿宽的缝，盖好新房后，他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直到现在也没还清。30岁的儿子至今未婚，他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穷，出不起彩礼钱。儿子埋怨他，他一声不吭。因为内疚，他时常失眠。2015年，他被登记为贫困户。

　　相机坏了，他还是忍不住借钱买了一台新的，甚至向孩子开口。“人家不烦我烦谁哩。”他讪讪地说。谢万清曾经烧过自己的胶卷，打算“一辈子不碰相机”。但“这东西就像烟瘾，没办法，戒不掉了”。

　　他喜欢翻看关于自己的报道。他给记者看一本杂志，指着封面上自己的名字：“这杂志一般都是登希拉里、克林顿之类的，结果让我占了五六页。人家都说：老谢费地方！”家里的墙上张贴着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海报，片名就叫《老谢》。“我要是没拍出点啥，人家能来找我？”

　　接到记者的采访邀约后，谢万清准备了3天的腹稿。“我语言都组织好咧！”他以近乎蹲下的姿势坐在土炕边低矮的马扎上，手肘撑着膝盖，眯着眼，用陕西方言小心翼翼地背诵已经组织好的语句，不时用手指点着笔记本上未干的笔迹。伸出的手指像树根一样粗糙，指甲里留着黑泥。

　　可这些年报道一多，他也烦了。“他们光报道，也不给点补助。”他伸出左手，做个了数钱的手势，“现在小报我都看不上了。”

　　有时他会收到一些信件，请他去做出版物的编委，但需要交一定的费用。他交过一次钱，结果对方再也没有联系他。“都是骗子。”他忿忿地说，“要是不交钱，我还可以考虑。”

　　有报道说他是“中国最穷的摄影家”，他不喜欢这个称呼。有人劝他“多经营自己”，照片被使用了记得要稿费。可他“一高兴又忘了”。

　　回乡后，谢万清重新端起了相机。他发现村里都盖上了新砖房，树也多了，可人却少了。年轻人都出去上学、打工，他所在的山沟原来相邻住了七八户人家，现在只剩下5户。

　　当地人说，现在村里老人去世都凑不够人抬棺，挖掘机挖个坑，就把人埋了。村里的小学几乎都撤了，而县城的小学规模不够大，许多农村孩子报不上名，只能中途辍学。

　　谢万清依然爱拍过年、婚礼、社火。如今他的镜头里，满脸油彩的小孩把头凑在一起玩手机。新郎新娘穿着西装和婚纱，把粉色拱门立到了黄泥墙上。

　　他不愿意展现农村的苦难和落后，因为“日子总是一天比一天好”。看到自己的照片里有小孩穿得不体面，他赶紧跳过，“这个不能公开，裤子都破了！”

　　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让别人知道自己和农村的窘境，继而带来改变。作为县城的政协委员，他曾经连续5年提案要求将山里的一条公路重修，在会后坐到交通局的领导桌子上吃饭，“别人烦了我也要说，他们是肉，我就是那个苍蝇！”他还建议村里打深水井，因为浅水井水质不好。前几年，村里才通上自来水，否则还要像他照片里那样，用毛驴或人力挑水。

　　他看不惯农村彩礼重，娶个媳妇要十几万元。女儿出嫁时，他只收了1万元彩礼，几乎全部分给了女儿和女婿，自己只留了八百元。他跟亲家说：“我不要钱，只要你们把我闺女当人看就行了。”

　　陇县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距离他家六七里山路有一处界碑，他每次路过都要带上一把镰刀，把石碑周围的杂草割净。有人路过觉得奇怪：“你在这割啥草哩？”他总是说：“这事你不干、我不干，就没有人干了。”

　　有人说：“老谢没钱，就靠这口气活着。”

　　在剧烈变化的时代，他已经很难像准确捕捉到变化的信号了。比起人像，他现在更喜欢拍大自然。他很少再采用仰视的视角，更多时候喜欢俯瞰。“我的设备不行，必须站得远，才能拍得全。”去年冬天，他几乎天天站在县城的大桥上等黑鹳，相比别人的相机，他的镜头短了一大截。

　　有人说他现在拍得不如以前了。他不以为然，觉得“那是他们没看出门道”。有几次他想发表几张近些年的作品，遭到退稿，他就再也不愿意公开了，“现在很多地方尺子不准”。事实上，他也并没有太多渠道。

　　前几年，他在几位影友的帮助下，以个人名义在西安办过一次影展，大部分照片依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的。他联系了西安几个场馆，有的说“不提供这项服务”，有的要按平米收费，“一层每天5000元”。

　　他最终把场地选在了汉城湖公园，“那地方不要钱”。他绕着栏杆拉起一道长绳，每天清晨把贴在泡沫板上的照片夹在绳上，入夜再收起来。他弓腰背着照片走在西安的夜里，摞起来的照片快比他人还高。连续3天，他搬着凳子坐在自己的照片旁，有人来看，他就上前讲解。

　　前几年，他存放照片的仓库起过一次火，许多照片被烧毁了。他抢救出一部分，小心翼翼地收好，跟农具、粮食、化肥放在同一间屋里。对他而言，那些都是相当重要的东西。

　　说话间隙，他的眼神习惯性地越过土炕，望向窗外。陇县的山区已进入深秋，多雨，土黄色的院子里泥泞不堪。玉米金黄，装袋垒了一米多高，用雨毡盖得严严实实。农民的日子极端地依赖天气，已是种小麦的时节，他看着窗外叹气：“又下雨了，干不成活儿了。”

　　谢万清不再指望自己发财，“我就这人，就这命运。”他有时想起往事，会叹口气，“人这一辈子太难太难了。”

　　两年前，宝鸡群众艺术馆为配合扶贫政策，为他在陇县文化馆安排了一份工作，主要负责看管摄影展厅。那个厅里至今还摆放着他的作品。他很高兴，觉得自己作为政协委员，“带头脱贫了”。县里有什么文化活动，他也会去拍些照片，有广场舞，有书法比赛。但他不喜欢那些片子，翻看照片时，看到活动照总是急着跳过，“不看活动，坚决不看活动”。

　　每个周末，他要在山路上骑4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种地。周日再回到县城。他在馆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一张小床。他觉得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