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潜艇这个事业上，我可以牺牲一切”

　　60多年里，黄旭华终日与自己参与研制的核潜艇为伴。当青丝变成银发，在这位93岁的老人身上，“献身国防事业”“国家使命”这些宏大的概念依然有最真切的注脚。他说，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还是“希望中国的核潜艇更上一层楼”，希望我们的国家能早日建成科技强国，从“跟随者”变成“领跑者”。

　　1958年，黄旭华被调往北京参加核潜艇研究之前，因为任务涉及机密，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将承担什么任务。结婚8年后，两地分居结束，同在一个单位的妻子李世英才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此后的几十年里，李世英辛苦操持着家里的一切，3个女儿最爱跟爸爸开的玩笑就是：“爸爸，您又回家‘出差’了。”在小岛上的日子，黄旭华曾为女儿做过风筝、滑雪板，过年带她们堆雪人，可女儿想让父亲带她去划船的愿望却至今没能实现，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个“回家做客的‘客家人’”。

　　对于老家的亲人来说，黄旭华更是“人间蒸发”了30年。接受任务前，黄旭华过年出差到广东，经组织批准匆匆回了趟汕尾老家看望父母，当时，他流着眼泪答应了母亲“常回家看看”的嘱托，谁知一别就是30年。

　　“30年中，我和父母的联系只有一个海军的信箱。父亲去世，我也没回家……他只晓得我在北京工作，从来不知道我在什么单位，在干什么。”黄旭华回忆说，直到1987年，上海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自己的报道，他把杂志寄给了母亲。后来听妹妹讲，母亲看了一遍又一遍，满脸都是泪水，她特地把家里的子孙叫到一块，说：“三哥的事情，大家要谅解。”

　　参加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之初，黄旭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一干就是一辈子的特殊领域，需要时刻严守国家机密，一辈子隐姓埋名。但现实远比想象中还要严峻。

　　20世纪50年代末，在那个人迹罕至的小岛上，中国的核潜艇事业艰难起步。刚上岛时，“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的气候就给大家来了个下马威，夏天辣椒炒茄子、冬天土豆炖白菜更是常年不变的食谱。那时候科研人员出差频繁，每次回岛时，他们都会尽量往岛上带些肉、米、油、糖。让黄旭华欣慰的是，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没有一个人掉队。

　　在“文革”时期，即使再艰难再迷茫，黄旭华也没有放弃“核潜艇梦”。他顶着各种干扰和批斗，白天养猪、晚上做设计，带领研究所的设计人员克服常人难以承受的各种困难，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我国第一代两种型号核潜艇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研制核潜艇是我的梦想，一辈子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我很幸福。”每每谈起研制核潜艇时那些艰辛又无比壮丽的往事，黄旭华总是一脸陶醉：“这一生都奉献给国家、给核潜艇事业，我们此生无悔！”

　　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300米深潜试验和水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后，黄旭华为了把接力棒顺利传给年轻的核潜艇研制人员，拒绝做掌控全程的“教练员”，只扮演“场外指导”。

　　对于核潜艇战线上的年轻人，黄旭华说，核潜艇技术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属于最高机密，科研人员要想从浩如烟海的报道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必须随身带着“三面镜子”：一是“放大镜”，扩大视野，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放大信息，看清其内容和实质；三是“照妖镜”，鉴别真假，吸取精华，为我所用。

　　“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必须重视问题，深入细致地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总师，必须胸怀大局，勇于担当。”黄旭华的这番话，被核潜艇战线的后来者当作座右铭。

　　如今，年过九旬的黄旭华仍然面色红润、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他早上6点起床，6点半打上一套太极拳，7点吃早餐，8点半准时到办公室，那里有整柜的工作资料在等他分门别类地做好标记——那是他几十年工作中积累下来的财富，他想整理出来留给年轻人。

　　但身体条件只允许他工作半天，黄旭华常感觉“年纪越大，时间越不够用”。除了任务繁重的资料整理工作，对于科研人员就新型号研制中的问题，黄旭华也是有问必答，毫无保留。

　　此外，黄旭华还经常不辞辛劳地为国家和地方的科技发展与创新、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奔走呼号，似乎有用不完的力量。

　　在家人和同事眼里，黄旭华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会吹口琴、拉二胡，也能拉上几首优雅的小提琴曲，还能坐下来潜心作词谱曲。

　　从当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校史上首屈一指的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起，黄旭华一直是文体全才，但自从他把核潜艇作为终生事业后，业余时间就成了奢侈品。家里的乐器已经许久没碰过了，他这些年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太极拳。

　　“我非常爱我的夫人、爱我的女儿、爱我的父母，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事业、更爱核潜艇，在核潜艇这个事业上，我可以牺牲一切！”黄旭华的言语中没有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