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故事】张静：马克思恩格斯的"俄国朋友圈"

 　　在今天的时代，“微信朋友圈”已成为我们重要的社交平台。我们通过朋友圈发表文字、图片、音乐、文章等，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微信好友可以对此进行“评论”或者“点赞”，双方的共同好友也能参与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虽然没有微信，但是他们与同时代人的对话、辩论和交流并不亚于今天，甚至比今天更为激烈，因为他们不仅仅是用手指点赞，也不仅仅是发表几十个字的简单评论，而是用内容详实、论证充分、观点鲜明的文章交流彼此的观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与同时代人的对话和交流中，他们的俄国朋友（也包括论敌）毫无疑问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根据双方的四百六十封书信和重要文章，马克思恩格斯的俄国朋友大致有五十多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安年科夫、巴枯宁、拉甫罗夫、特卡乔夫、查苏利奇、丹尼尔逊、洛帕廷、普列汉诺夫等。在他们的俄国朋友当中，既有从未见面但又相互了解的同时代思想家，如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有被马克思恩格斯“圈粉”的俄国政治活动家，如安年科夫、查苏利奇；既有从“点赞”到“拉黑”的论敌，如巴枯宁、特卡乔夫，也有意见不同但终身保持友谊的朋友，如拉甫罗夫、丹尼尔逊；既有思想分歧的对手，如米海伊洛夫斯基，也有忠实的学生，如普列汉诺夫，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一个思想激烈碰撞的“朋友圈”。

　　安年科夫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亲密朋友，他与马克思的通信从1846年5月持续到1847年12月，其中最重要的是1846年11月1日安年科夫致马克思的信以及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的回信，后者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信”之一。他们在这几封信里讨论了蒲鲁东的著作《贫困的哲学》。安年科夫赞同蒲鲁东的经济观点，但他反对浦鲁东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看来，不仅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谬误，而且他的哲学思想也是可笑的，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的所有俄国朋友中，巴枯宁无疑是最重要的对手，他们从亲密朋友到思想论敌，从共同合作到政治斗争，在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迹。1864年11月他们在伦敦重逢，但是几年之后，他们就开始了激烈的斗争。1868年10月的“同盟事件”是他们的第一次裂痕，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拒绝了巴枯宁的要求，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支部加入协会，但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最终巴枯宁被迫让步。几个月后，巴枯宁与马克思再次因为继承权产生激烈的争论。巴枯宁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提出废除继承权的提议，马克思反对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认为继承权的消亡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起草了《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双方的报告成为第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争论焦点。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文章中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成为第一国际最终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武器。

　　丹尼尔逊和拉甫罗夫是马克思恩格斯终身保持亲密关系的俄国朋友。丹尼尔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从1868年开始一直保持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前夕。丹尼尔逊是最早开始在俄国翻译和出版马克思著作的人，他不仅是《资本论》的重要译者，而且是马克思恩格斯其他重要文章和著作的俄文译者和出版者。拉甫罗夫在1870年流亡国外后开始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他一直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俄文资料，在自己创办的《前进！》上向俄国工人介绍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运动。虽然在马克思与巴枯宁的斗争中，他曾在《前进！》杂志第二期上提出过反对意见，但他最终还是支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逝世后，他代表俄国社会主义者发表了挽词，高度肯定了马克思对现代资本本质的深刻揭示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洞察力。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他向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寄去了纪念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称他们为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泰斗。

　　特卡乔夫和米海洛夫斯基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产生重大分歧的俄国朋友。1873年，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三）》中批评特卡乔夫，特卡乔夫在苏黎世发表《致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在信中提到了俄国特殊革命道路的问题。之后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四）》、《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以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跋》中回应特卡乔夫，阐述俄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成为恩格斯论述俄国问题的重要文献。1877年10月，米海洛夫斯基为批判俄国经济学家尤·茹科夫斯基对马克思思想的错误理解，发表了为《资本论》辩护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但是马克思反对他的辩护，立即用书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作为回应。1886年，这封信公开发表后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查苏利奇和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思想的忠实追随者。1881年2月，查苏利奇代表劳动解放社的部分成员请求马克思谈谈对俄国社会发展前景和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马克思的回信四易其稿，成为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综合性概述。19世纪80至90年代，查苏利奇和普列汉诺夫与恩格斯保持密切的通信，翻译和出版《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论俄国》等著作，通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曙光》等传播马克思主义。1894年，普列汉诺夫出版《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得到恩格斯的极大赞扬，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项目“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项”《均衡与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东方案研究》（MYZX201709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一般项目《孙中山与列宁的关系及其对中国道路的影响研究》（GD17CMK03）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广州城市精神与城市形象重点研究基地资助]

　　（作者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