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臧克家的三年上海时光
1946年5月，臧克家偕夫人郑曼从重庆去上海发展事业，直至1948年底，他们在民盟安排下去香港，前后在上海共待了近三年时间，这算得上诗人的一段辉煌时光，一反抗战八年他在大后方的低沉。首先，他的诗词大受上海市民欢迎，他也生平第一次正式被尊称为“诗人”。
再则，他到上海不久获知恩师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他发誓要像恩师那样“拍案而起，以笔为枪，向黑暗的旧势力开火”。正好那时上海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邀请他来校讲授“诗词创作”课，他就以课堂和上海文汇报为平台，宣传恩师和他自己的诗词作品，并告诉人民新诗必须改革。
另外，恩师之死也使他彻底丢掉了幻想。
诗人在上海这三年，应该说是他终生难忘的岁月。但令人困惑的是，在现有资料中，包括诗人传记、自传和年谱，都对这一段史实或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有似诗人历史上的一段空白。
其原因我的老师李士钊生前曾有解读。他认为1951年的“批评电影《武训传》运动”后，当年武训学校有些师生为了避嫌，不愿和“武训”有任何瓜葛。随着岁月流逝，诗人这段经历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历史不能总缺席。当年我曾是臧老师的学生，是亲身耳闻目睹者。现在我主要参考当年的报纸杂志，努力回忆老师在这段时光中的轶事。
与季羡林确认生死之交的首次会面在上海
臧克家当年从重庆到上海挺费周折。1943年4月至1945年秋，他在重庆的唯一工作是赈济委员会专员，并兼《难童教育》杂志主编，所以1946年4月，他只能以夫人郑曼所在单位“中央卫生实验院”眷属的名义去南京“复员”。当时由实验院包了一艘“胜利号”轮船的拖轮，全体职工在拖轮上经过20多天长江水运的颠簸，才好不容易到达南京。
臧本准备在南京稍事休息后就去上海，凑巧一天在南京国立编译馆遇到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季羡林。臧和季虽是山东省一师的同学，但不是同一班，臧要比季早好几届，因此在南京是他俩第一次相遇。不久臧先去上海，应聘《侨声报》副刊主编，住在该报在虹口东宝兴路138号员工宿舍。季则携带五六大箱书随后到达上海，和臧一起暂住在这员工宿舍内。
宿舍是间十来平方米的日本榻榻米式房间，屋内一桌一椅，加上季羡林的五六箱书，房间塞得满满的。想睡觉先要在门口脱鞋，坐在地毯上就地一滚就上床。但这二位自得其乐，他们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或席地而坐，或抵足而眠，推心置腹，常常彻夜畅谈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期盼和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俩后来都把这第一次会面看作二人生死之交的开始。
无巧不成书。此时臧的夫人郑曼也从南京来上海。她原本已在南京谋得一份工作，但不放心臧一人在上海，便辞掉工作来照顾臧的生活。幸亏上海武训学校已为来讲课的老师在山东会馆预订了几间客房，郑曼只好先去会馆居住。不过后来郑曼了解季老的情况后对季很是尊重，新中国成立后季是臧家常客，据说每次季到臧家，郑曼必亲自下厨，做几样家乡风味的鲁菜（郑曼自己是浙江人）。
季老性格内向，不喜结交朋友，只有臧一人除外。此后五六十年中，尽管风风雨雨，每年过年二人必相聚一次，互相勉励，互述衷肠，直至生命最后时刻。
不久季回北京当北大教授，臧则去上海武训学校当教师。武训学校已向会馆租借了几套客房（每户有一小院）供老师居住。臧老师夫妇、田仲济夫妇、姚雪垠、孟秋江等都搬来了。我家住在会馆平房，离客房不远。听说那么多位老师和同乡成为邻居，我们一家人都喜出望外。
当时陶行知先生也是4月离重庆到上海。他来前就已委托李世钊创办上海武训学校（还得到郭沫若支持和20万法币的捐助）。当时上海云集了一大批知名文化人士，他们应邀来校教课。除臧克家外，还有田仲济、景德、孟秋江、姚雪垠、孙起孟、金中华、焦敏之等人。这些人之所以欣然接受邀请来学校讲课，主要是出于对孔孟、武训的崇仰和对陶行知的尊敬（陶行知自称是“武训主义者”）。
1946年8月上海武训学校在上海山东会馆和齐鲁学校内正式开学，招收的学员主要是职业青年、小学教师，以及一些没有机会进大学的失学青年。臧克家每周一次“诗词创作”课，每次两小时。我在齐鲁学校上初中时李世钊是我的语文老师，他见我爱好文史，就动员我去武训学校听课。好在学校是利用每天晚上和星期天上课，我就一边上高中，一边在武训学校听臧克家等几位老师的课，成为他们的学生。
在上海，他“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天才诗人”
臧克家在大学求学时期就显露诗歌天才。
1930年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后改称山东大学），在语文考卷中写了28个字的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打动了闻一多，尽管臧的数学考零分，但仍破格录取他入学。
大学三年级时臧克家发表第一部诗集《烙印》（诗集中有一篇《老马》，为臧早期代表作）和第一部长诗《罪恶的黑手》，得到闻一多、茅盾等前辈的好评。抗战爆发后他去了大后方，在部队和地方做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抗战八年他一直比较沉闷，没有机会发表作品，经济上似乎也不宽裕。他和郑曼女士于1942年在重庆结婚时，据说连一张像样的结婚照都没有。结婚照是1946年到上海后补照的，他将照片分赠给李士钊等好友（有些记者见照片背后有1946字样，误以为诗人是1946年结婚的）。
上海从1937年后成为孤岛，1941年又被沦陷。抗战胜利后敌伪文化被肃清，上海文坛一片萧条。广大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普遍感到精神空虚，因此臧克家的诗词、姚雪垠等人的小说在上海大受欢迎。郭沫若称他们为当时沉闷的上海文坛打开了一扇窗。臧克家早年在青岛时期的作品，如《老马》《难民》等都在上海重新发表，长诗《罪恶的黑手》及诗集《烙印》也由上海书店重新刊印，蜚声上海诗坛。《文汇报》夸张地说：他“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天才诗人”。
臧克家到上海后还创作发表了一批新的政治讽刺诗，极受上海市民欢迎。后来他将其中17首汇集成诗集《宝贝儿》，交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这17首诗中，最脍炙人口的是《胜利》和《宝贝儿》二首。前者说所谓“抗战胜利”已成了大小官员捞取钱财、分配官位的代名词，而真正为国负伤的战士却手持“领奖”证明书沿街求乞。后一首则直截了当地呼吁人民不要听那些空洞骗人的文告和允诺。
1947年他又发表了《生命的零度》。这首诗以“前日一天大雪,昨夜八百童尸”的一则本市新闻为题材，指出八百儿童在大风雪中，“像一支一支的温度表，/一点一点地下降，/终于降到了生命的零度！”但社会的反响几乎是“零度”。全诗仗义执言，为八百儿童亡灵鸣不平，对当时社会冲击很大。
臧老师当时刚四十开外，面容消瘦，但精神飒爽，谈吐幽默，兴奋时似乎连眉毛都含笑风趣。他虽在大后方待了八年，但基本上仍操山东话，夹杂一些南方口音。他讲课时经常引经据典，妙语连珠，即使课间休息时间，他也常给学生说个笑话，来段幽默。
当时班上的学生大部分是上海人，小部分是山东人。他说上海话常使北方同学闹误会，譬如上海人说“大家都来作诗”，北方人听的是“大家都来作死”，不免吓一跳。他还说上海话的一大特点是音平，有些上海诗人在诗中喜欢用“啊”以提升诗的激情，有的诗只有10来行，却用了10几个“啊”，朗诵起来像乌鸦叫。这些话听得大家捧腹大笑。
他又说山东话也有毛病。譬如他有首抗战诗，内有一句“杀得敌人血肉横飞”，山东人念成“杀得电影鞋油纷飞”，这哪儿还是诗！所以我们要学习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注：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北京话“平、上、去、入”分明，这才使诗有美感。臧老师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引导大家爱好诗词，并使大家认识到普通话对诗词的重要性。所以每次他讲课都座无虚席，慕名而来的还有上海几所大学爱好新诗的学生。
新诗要有古文和旧诗词的基础
臧老师一开始就介绍闻一多创作的新诗、古诗代表作，讲述恩师一生追求创新、改革、进步的故事。闻一多是我国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不仅发表过多篇脍炙人口的诗篇，而且是五四运动出现新诗之后，第一个提出新诗也要革新的诗人。
为什么新诗也要革新呢？大家知道，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文新诗8首，算是新诗时代的开始。之后，中国文坛上曾出现一大批精彩的新诗，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周作人的《过去的生命》等，为广大人民尤其青年所喜爱。但30年代后新诗也出现新问题，主要是结构上太过随意，叙述上太过松散，内容又往往是东一棒西一锤的无病呻吟，与人们的“喜闻乐见”脱节。
闻一多早年受家庭影响擅长旧体诗，五四运动后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摒弃旧诗改写新诗，是新诗的一个代表人物。但1928年正当他的新诗名气鼎盛时期，忽而又转入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旧诗词的深入研究。因为他发现中华文化宝库的博大精深，新诗和旧诗不仅不矛盾，而且如果新诗能借鉴旧诗的格律形式，将极大地推动新诗发展。
1925年5月他在《诗隽》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诗的格律》，提出新诗也应像旧诗那样追求三美：一是音乐美，强调诗应有平仄，有韵脚，有音乐感。二是绘画美，强调辞藻的选择要秾丽、鲜明，有色彩感；每一句诗都可以形成一个独立存在的画面。三是建筑美，强调诗要“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就像一座整齐建筑物。要做到三美，就需要对旧诗有扎实的基本功。闻一多特别强调熟谙旧诗极大地丰富了新诗的创作。他说“对旧诗体的深研反哺了我对新诗的创作”。
臧克家则认为，旧诗的三美首先体现在押韵，所以他提出“新诗的押韵观”，认为新诗首先要借鉴旧诗押韵的优点。他也赞同恩师的观点：新诗要有成就，必须先有扎实的古文和旧诗词的基础。
臧克家自幼受家庭影响也有极扎实的古典诗词基础。1930年他被青岛大学录取后，就表现出既在旧诗方面有深厚功底，又在新诗创作方面独具天才的特点。这正是闻一多想找的培养对象。
臧克家后来的创作道路也说明，他和他的恩师一样，属于对旧诗旧文学有深厚功底和造诣，而在新诗创作上大放异彩的诗人。
1946年7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对臧刺激很大。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10多篇纪念诗文。1946年的中秋节，上海交大的“闻一多诗社”发起大学生中秋节诗词歌咏晚会，臧老师应邀在会上做了《闻一多先生诗创作的艺术特色》的报告（第二天刊登在文汇报上）。他在报告最后激情地说：“在我的心上，站立着一些崇高的影像，它们给我鼓励、给我生活奋斗的勇气。有了它们，我的笑，才有意义；我的泪，才有光辉。有了它们，我的生命才不空虚。在这些影子当中，闻一多先生是至高至大的一个。可以说，没有闻一多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受刘王立明启发创作名诗
1946年12月5日是武训先生108周年诞辰。武训学校和上海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召开纪念大会。12月5日下午2时，纪念大会在上海山东会馆的大礼堂举行。到会贵宾有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老教育家邰爽秋等十余人，还有“不请自来”的孔祥熙，此外还有上海各大报纸记者、武训学校师生等共三百来人。大会主持人是李士钊。作者作为武训学校的学生被李校长抓公差，负责具体会务。武训学校教师中，臧克家在上海已有点名气，所以作为贵宾在台上“荣誉席”就座，其他老师就在下面前排的“特别席”就座。
众所周知，早在抗战期间，孔祥熙就是国民党贪污敛钱的典范。他大发国难财，受到很多爱国民主人士的痛斥。不过当时孔还有他伪装的一面，如自己出钱办学校、做慈善事业等。孔是山西人，但他自称山东血统，是孔子75代孙。他宣扬自己尊孔孟，崇拜武训，凡有关纪念孔孟、武训的活动他每次必到，或不请自到。刘王立明和臧克家等人见他也到会非常不满。于是纪念会几乎变成了声讨会。
大会应孔祥熙的要求先请他做“特别演讲”。孔极力宣扬本人如何舍财兴学，乐善好施，足足吹嘘了一个多小时。接着贵宾们发言。其中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的讲话特别引人瞩目。刘在当时是位受人尊敬的妇女运动领袖。她于1920年从美国获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积极参加妇女解放运动，担任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并一直担任民盟的中央委员。1944年因在上海与陶行知等人共同倡议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而著名。她也是臧克家尊敬的前辈。见面时臧尊称她为恩师、刘先生，有时亲切地称为大姐。
刘王立明在那次大会上发言的大意是：无论哪一种人，不论是有权有势耀武扬威的达官贵人，或受冻挨饿的贫苦小民，他们都逃不了一个字——死。但是虽说“死”字，有的人虽死犹生，而有的人则虽生犹死。前者就如武训、陶行知等，他们永远活在人的心上。而后者就是现在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为富不仁；虽活着也只是死人。她这一席话矛头直指孔祥熙等国民党达官贵人，因此一再被热烈掌声所打断。
这次大会在当时国统区产生不小影响。会后第二天在上海的多家中外报纸上都作了报道。文汇报的标题是：刘王立明等痛斥贪官污吏为富不仁。在报道中特别提到刘王立明提的“有的人虽死犹生，而有的人则虽生犹死”。现在看来，刘王立明可说是中华文化史上第一人以高度概括的语句，总结两种人、两种人生观和两种人生归宿的人。她爱憎分明，歌颂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武训，鞭挞了虽生犹死的孔祥熙之流。
臧克家有篇成名作叫《有的人》。全国中小学学生都能背诵它。臧克家称这是他1949年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而写的一首抒情诗。但一些知情的学者（包括臧的密友李士钊）认为，这首诗明显是他在1946年那次大会上受刘王立明讲话的启发而作的（有当时报纸为证）。
遗憾的是，当事人从没有公开表态。所幸刘王立明为人豁达大度，没有计较此事，还一直有意培养臧为民盟事业的接班人。她于1951年介绍臧克家参加民盟。后来国内政治运动不断，而刘王立明命运多舛。据李士钊老师生前告我，1978年11月26日一些山东文化界人士在北京臧克家寓所聚会，追思他们在山东省一师的恩师王祝晨时，李当面告臧关于刘王这些情况，臧听后潸然泪下，并说我愧对我的恩师！
臧克家见自己最敬爱的陶行知、闻一多、刘王立明等都是民盟盟员，因此对民盟非常信任。武训学校停办后，臧克家积极参加民盟组织的反蒋民主运动，因此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1948年底他在民盟安排下离开上海潜去香港暂住。直到1949年他应邀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来就一直留在北京工作。1957年他因发表“毛主席诗词讲解”而达到事业巅峰。
尾声——臧克家晚年对陶行知的情怀
臧克家在武训学校期间尊陶行知为恩师。陶行知在生命的最后100天，在上海多次宣讲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臧克家几乎每场必到，并认真听讲，虚心提问，得到陶行知的称赞。
晚年臧老师曾对李士钊说，最使他感动的校歌是陶行知为武训学校写的《武训颂》，因为它感情真挚，朴素无华，他已把它收集在《臧克家全集》中。最欣赏的建筑是上海山东会馆，因为那里有学校、操场、礼堂，有孔孟和武训的祭坛和事迹展览室，还有明清风格的楼台亭阁。陶先生说它最适合做少年儿童教育的基地。
据说晚年的臧克家曾计划去南京瞻仰陶行知墓，并去上海山东会馆遗址访旧，但因健康原因没能成行。不过他曾多次去聊城武训故居参观。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他应邀参加武训纪念堂落成典礼，当场作诗一首，以表他对一代圣丐的敬仰之情。诗云：“破钵百衲度春秋，心铁情痴为众谋。今古完人究多少，何于一丐作苛求。”这首诗或许是诗人最后的绝唱了。供图/郭衍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