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六艺”系列论坛 | Panel 21：向达·芬奇提案——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复兴人

11月6日至7日，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和跨媒体艺术学院承办的“新六艺”系列论坛开篇——Panel 21: 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复兴人，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办。论坛作为中国美术学院95周年校庆学术活动之一，邀请全世界艺术、科技、教育领域的同仁一道，探讨21世纪的“通人之学”和“文艺复兴人”，并为未来数年的深入交流、思考和实践启幕。

 

在开幕致辞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提出，在建校九十五周年之际发起“新六艺”系列论坛，是希望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在21世纪，我们是否还能对世界进行整全性的把握？在通用人工智能的时代，是否还可能实践一种“通人之学”？在学科分化、道术分裂的时代，Liberal Arts是否还可以保持其内在价值？本次论坛的主题“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复兴人”意在邀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这位艺术家中的最卓越者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共同探寻21世纪的现象与征兆，面对激进的技术与文化现实，思考人类世的后果与愿景，探寻科学、技术与艺术的未来。在今后数年里，我们将在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中探讨“通人之学”的虚妄和“文艺复兴人”的可能，在21世纪人的危机中探讨New Liberal Arts的价值，在消费主义和社交/自媒体的“欲望机制”中重新定义自由和艺术的价值。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致辞

新六艺：21世纪的文艺复兴人

诸位同道，上午好，

 

我们会场的楼下正在举办“向达·芬奇提案”的展览，这只是计划的开始。我们之所以启动这个计划，就是为了邀请列奥纳多·达·芬奇这位艺术家中的最卓越者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共同探寻21世纪的现象与征兆，共同面对激进的技术与文化现实，共同思考人类世的后果与愿景，共同探寻科学、技术与艺术的未来。

今天，我们以“21世纪的文艺复兴人”为题，作为“新六艺”系列论坛的开篇。中国美术学院在建校九十五周年之际，发起这个论坛，是希望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在21世纪，我们是否还能对世界进行整全性的把握？在AGI的时代，我们是否还可能实践一种通人之学？在学科分化、道术分裂的时代，Liberal Arts是否还可以保持其内在价值？

1930年代，T.S.艾略特在他的《岩石》中问到：“我们迷失在知识中的智慧在哪里？我们迷失在信息中的知识在哪里？”这简直是对当代知识状况与精神状态的预言。如今，人类越来越偏爱、越来越依赖ChatGPT等文化技术所提供的那些即时、现成的信息，丝毫不介意这一切不过是基于未经辨别、体验和验证的非结构化全文本收录。知识迷失于海量的信息，智慧迷失于海量的知识。

其实，ChatGPT网络爬虫般的内容生产方式，是它所接受的各类信息的反射，加上一系列模态化的“话术”所造成的“智能”效益，这个无所不知的“万能教师”，只是信息茧房的人格化拟像。

人算不如机算，但人的智能不只是计算，人类的知识也有着非常广阔的光谱，包括具体知识（embodied knowledge）、默会的知识、顿悟的知识……二十世纪，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和德勒兹都把艺术家库尔特·施威特斯的拼贴作品当作新知识的模范，两人都在施威特斯所创造的那个无限生长的空间装置“梅尔兹”（Merz）中看到了某种“达达主义认知论”——往来于“混沌、方法与疯狂”之间，对非模态化、不可预知的他者性与差异性保持永久的开放。

无论是跨模态的ChatGPT4还是MidjourneyV5，人工智能目前依然只是一种智能模拟（mimesis），究其根本是个数学模型，它基于统计、概率、情感计算和情境感知（无论是context还是situation）。而人类智能并不只是计算或逻辑，也不能把理性逻辑和感性经验进行剥离；主体性、动机和意图，并不是用数学映射可以设计出来的。因为数学不是逻辑，逻辑不是智能，数理之外还有情理，计算之外还有体验和直觉，有冲动、目的与筹谋，有洞见（insight）和愿景（vision）。人类不但有eidos还有pathos，不但有logos还有mythos，更重要的是还有关怀和期望，正是有了这些，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践”与“行动”。正是这些计算之外的东西成就了人的智能，使人成为人。

朋友们，人的危机从来不是GPT这些人工智能工具。十九世纪以来的机器人幻想让我们时常忘记了——人工智能其实是艺术作品而非艺术家。况且，我们对AI的所有批评和担忧、AI的所有弱点和危险，人类自身一样都不缺。而AI对人类的威胁，依然来自人自身。

这些年，我们看到，人民在全球化的生产消费网络中被分配与整合，在网络媒体的政治运作和情感操纵中被分化和极化。后真相时代孪生出后共识时代，人民在这个“后真相-后共识”时代中重新部落化，在智能技术和科技金融的共谋中毫无知觉地走向一种“新种姓主义”。我以为，这才是21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的最大挑战。

基于这些思考，我们邀请列奥纳多·达·芬奇来到今天这个时代，作为我们的自我反思的一面镜子——我们向达·芬奇提案，其实是在向我们自己提案。我们并非要回到那个知识对大多数人而言稀少且高不可攀的时代，也不是要复现百科全书式的人。达·芬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当代科学对大规模实验和集成创新的依赖，不仅使“无所不能”的“天才个人”成为绝响，更使感觉经验与科学实验割裂开来，科学已经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高深莫测，越来越不可经验。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开启这个“新六艺”论坛，希望在将来的数年中，邀请全世界艺术、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朋友们一道，在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中探讨“通人之学”的虚妄和“文艺复兴人”的可能，在21世纪人的危机中探讨New Liberal Arts的价值，在消费主义和社交/自媒体的“欲望机制”中重新定义自由和艺术的价值。

最后我想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21世纪的文艺复兴人应该是与人工智能水乳交融的全新主体，具有与人工智能一起进化的胆略与能力。这几年，我一直强调有两种AI，一种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另一种是Artistic Intelligence，艺术智性。这个全新的数码主体将在与两个AI的缠斗、耦合中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一种能够驾驭算法甚至反超算法的“人+AI”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主体将在远超自然人的尺度上学习和创造，在未来漫长岁月中激活人类所有的文明基因，从而形成一种超越尺度的“通”与“变”，在永劫回归的Renaissance中重塑二十一世纪的“天人之际”。

论坛邀请了来自包括艺术与艺术史、媒介考古、设计、艺术哲学、理论物理、人工智能、技术哲学、天文学等各领域的资深专家发表学术演讲并进行深入的圆桌讨论。发言嘉宾有柏林艺术大学媒体理论名誉教授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设计现实工作室教授兼联合主任安东尼·邓恩（Anthony Dunne），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浙江大学讲席教授孙周兴，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基础物理与数学科学学院执行院长耿朝强，清华大学教授徐迎庆，法国国立科学技术与管理学院教授让·克罗德·卢阿诺·包巴兰（Jean·Claude Ruano·Borbalan），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哲学系教授许煜，米兰布拉雷艺术学院教授弗兰科·比弗·贝拉尔迪（Franco “Bifo” Berardi），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系教授蔡一夫，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教师武子杨，汉堡大学亚历山大·冯·洪堡讲席教授弗兰克·费伦巴赫（Frank Fehrenbach），中国美术学院《新美术》编辑高明，中国美术学院动画与游戏学院教师姚驰。

在6日的论坛先导活动中，高明老师和姚驰老师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达·芬奇数字人”率先发布，现场学者们与“21世纪的达·芬奇”进行交流。7日上午的学术演讲和圆桌讨论分别由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李凯生和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张颂仁主持，下午的学术演讲和圆桌讨论分别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范白丁和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孔令伟主持。当天，共有12位学者分别以不同主题和维度展开演讲，一同探讨如何通过教育，培养超越学科与知识意义上的、敢于针对人类自身进行创造的当代“通人”。

 "新六艺"系列论坛  

高明

荒野与艺术

本报告探讨了数字时代荒野作为一种艺术史研究方法的潜力。达·芬奇在1482年到1499年期间来到米兰为斯福尔扎 (Ludovico Sforza) 工作。达·芬奇身边围绕着各种能人巧匠，他时而孤独地在工作室 (studiolo) 中记录着想法，时而到米兰周边城市(如帕维亚)进行现场调查并在地绘制图形、记录想法。达·芬奇喜欢野生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物。他在 Trivulzianus手稿第一页背面写道：“唯有野生，方得以长存” (Salvatico è quel chesi salva.)。达·芬奇在野外书写，沉思自然，思索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则。在他第一次米兰居留时期，达·芬奇的好奇之心 (curioso)记录在数十本各种大小的笔记之中。21世纪的今天，附近的自然消失了，只有荒野 (wilderness), 才能激起对万物规律的好奇之心。在一片沉静的大地之上，巨大的孤寂之中，浸透着世界之美，荒野之中，人类目光第一次触碰之处，万物的颜色、结构、形状和起伏无比和谐，而构成这美的石头、 水流、河岸、植被、动物都是陌生的，挑战着人的理解力。山河褶皱需要想象力，人迹罕至的荒野，叩问内心，更需要与达·芬奇上万页的笔记(数字人)共处，在荒野中重新开始人的自我教育。

注：荒野与艺术是报告人就书目作为艺术史研究方法和数字图像研究之后提出的、数字时代的一种艺术史研究方法。

姚驰

创造之舞，一念之恒——从达·芬奇到数字永生

过去一百多年，机器逐渐取代了人类的体力劳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脑力劳动的时代也渐渐远去，创造力的时代徐徐来临，有人预言创意阶层即将崛起，也有人哀叹人类的优势只剩下创造力这最后一块阵地。不论前景是好是坏，纵观人类历史，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终止符和未知的开始。乐观点说，未来也许大家可以实现永生，不用工作就享受自由，但悲观的一面是：也许AI就是人类的最后一项重大发明。碳基生物只是硅基的引线。许多人会选择成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以试图跟上时代。这就像阿西莫夫《最后的问题》里预言的那样，所有人的大脑都连接在了一起，连在AI主脑上，共享着一切的感知和体验，成为了一个整体的一部分。那时，似乎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集体永生，但人类还是人类吗？人类创造力究竟来自何方? Al能拥有人类的创造力吗? Al在创意领域会如何发展?我们的教育应当如何变革?带着这些问题，站在变革的交叉路口，我们回望500年前的先哲，从达·芬奇身上寻找有关人类创造力的线索和启示。那也许是我们寻找未来价值的指南；也许是硅基智能研究中，一座迷雾中的灯塔。

Siegfried Zielinski(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惊喜发生器：21世纪艺术教育的视角

未来的艺术学院应该有五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未来的学院关注时间机器，回溯与前瞻，将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第二，未来的学院是实验的部门，是艺术和进步科学的媒介。学院创造通感的、横向的知识，在抽象和可感的材料之间不断地摇摆，使思想和物理的事实在不断地互动之中发展。第三，未来的学院能将令人振奋的思考与创造空间变为现实。让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与技术和数字化的对象结合并向公众开放，不仅仅从审美价值生成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档案，而是深层地挖掘过去，看到过去各种知识和文化如何相互关联。第四，学术界大多数的审慎思考过程都应该是公开的，任何人都有可能与之进行交互，这是未来学院应该有的模样。未来的学院还需要发展诗意和观察，以及制造和思考的统一能力。作为教授、行政人员和管理者来说，还需要对生活、他者和技术充满尊重。第五是教学模式的创新。艺术家应当能够应对不可预知性，同时组织不可预知性。他们是能从最小尺度上，干预那些破坏我们感知的时空结构的人才，也是在最大的尺度上，超越时空感知的思想家和诗人，拥有一种“古未来主义”的能力，在媒体和人类以及媒体和机器的关系中创造那些对生存至关重要的惊喜。

Anthony Dunne（安东尼·邓恩）

悖论的想象

在设计中，想象力往往被视为一种逃避、一种不必要的放纵，或是对现实的回避，甚至在教育中也是如此。然而，我们生活在“现实”本身已变得如此棘手的时代，保持现实并不总是有益的。科学和艺术之间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互动历史，可以追溯至数世纪前，但在设计领域常常保持克制，仅当科学演变为技术、寻求实验室外的应用时才加入对话。向达·芬奇提案，考虑艺术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物质性设计的手段去想象一些实际存在但是不属于当下的悖论性物体，尝试将其中复杂的关系变成日常的对话。量子计算是量子力的世界与日常的物质性之间的接触点，在量子计算的维度当中存在很多平行的知识，他们相伴而生。研究者们以量子力学中最具有争议的“多世界”、“口袋宇宙”以及量子纠缠创建虫洞，这几个充满科学与设计另类交融的视角来想象未来的可能性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悖论的物体能够触发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关未来可能性的对话，或者启发我们以非人的视角去看待客观的世界，想象多种世界的存在，承认世界还有众多的生命形式。设计可以从物理学、哲学这些领域学到很多东西，共同探索设计和日常关系的更多可能性。

渠敬东

自然的手作与心印：达·芬奇与我们的生命

库萨的尼古拉有一个最著名的讲法，“有学识的无知”，这是一个悖反性的讲法，跟最初的数学观念有关，越去学，越接近上帝对整体的理解就越无知，我们越趋近无穷大，实则无穷小，这对我们今天AI时代十分具有启发。我们总认为趋于无限延展的世界，实际上在这个世界里可能面对着无限趋近于小的效果。现代世界人并没有这样的体会与认知，因此我们需要回到文艺复兴时代去理解处于手脑和心合体的神圣存在和世俗存在的人的具体呈现状态。自然无限变化、无限丰富的联系是达·芬奇内在去运用自己的活力vis viva而组建世界的最根本方式。唯有通过人的vis viva，才能使这个世界不断赋予形式，这也是文艺复兴时代所理解的神意。今天的世界是纯粹广延的世界，宏观和微观的世界无限展开，我们可以完全彻底地分析化这个世界，空间替代了一切。自然可以无限分析，我们不再能从中汲取其内在力量，自然和它神圣的印迹从而不再显现。达·芬奇的教益，是将自然与人文、科学与正典完美结合，实现人的解放，与全世界融汇与和解，即将手作和心印发生内在关联，而非笛卡尔式的抽象化和分析化、反自然化的存在方式。

孙周兴

视觉优势的失落及其后果

演讲主要从四个方面谈“声音与图像”。一是听-视、声-色之争，文化史的主流是视觉中心主义。达·芬奇又再次确认了视觉优势，到今天依然这样。根本原因在于造型艺术获得了哲学和科学的加持。二是声色虚无主义，18世纪后期开启的技术工业把人类带入非自然的技术存在状态之中，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就已经摧毁了传统自然人类精神表达和价值构成体系，进入声色虚无主义。技术工业抽空了自然人类的声色经验。三是数字化与声音优势，声色虚无主义表现为数据虚无主义，人类文明正面临具身存在与数字存在的二重纠缠之中，被数字化的声音展现更强大的储存力和传播力。四是瓦格纳与声音艺术问题。视觉中心主义在文艺复兴之后更获巩固，与达·芬奇所谓的“眼是心灵之窗”相对，瓦格纳却直言“声音是心灵的器官”，同时提出“总体艺术作品”的当代艺术观念，它直接引发了博伊斯的“通感艺术”概念。艺术在今天面临的急难，一方面是感觉的技术性被加强和扩展，另一方面是经验的抽象化和平均化。听觉和声音的根本问题是寂（无声）；视觉和颜色的根本问题是黑（无色）。今天在技术宰治下的自然人类（末人/后人类）纵情于声色，不再关注根本的“无”和根本的“有”了。我们不得不追问：在今天，“听无声”和“观黑暗”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耿朝强

探寻科学之美：从微观极小到宏观极大世界

如何向达·芬奇介绍21世纪？作为科学研究人员，首先要介绍目前基础科学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当今我们对于宇宙知道的很多，了解的很少——只了解不到5%的部分，叫做普通物质；另外95%的宇宙物质/能量还是个迷，在地球上最好的实验室中还没有观测到。现在已知（标准）物质有四种“可见”物质：普通物质，宇宙物质（宇宙射线中存在），高能物质，反物质。我们看到的世界那么复杂，实际由四种基本粒子组成：两个夸克，两种轻子。简单就是“美”。关于对称性和统一场理论，已知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一是引力，二是电磁作用力，三是弱作用力，四是强作用力。从物理来看，对称性就是代表守恒定律，我们希望将强、弱、电磁相互作用力统一起来，形成更大的、更简化的对称性，也就是科学追求的美。如果把引力也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万物理论，目前只是理论物理学家一个美好的梦。

宇宙大爆炸理论建立了最简单的对称性——奇点，有巨大的对称性，生成复杂的世界。但绝对的对称一定是宇宙真实的表现吗？绝对的对称一定是最美的吗？

对称性是不可区分性（共性、简单性）；对称性破缺代表个性和复杂性，是可以区分的。对称性与对称性破缺是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根源。科学定律要简单、普适、可证，艺术要美，可是真正的美一定要打动人心，能反映真实的现象，无论是情绪，还是体现它的事物。科学和艺术有共性，科学的最高境界是美，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例如爱因斯坦方程、牛顿定律，真实的现象总结成非常美的定律。科学艺术是相互对应的统一体。

徐迎庆

你好，达·芬奇

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技艺定义了“通人”的概念。他的工作和研究方法预示了现代人工智能的核心理念，比如模式识别的研究，他在绘画中对于光线、阴影和形状的处理实际上是早期图象识别的实践，这和今天在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中的识别技术不谋而合。达·芬奇的笔记里记录了对光影、人体和自然现象的观察，不仅是艺术创作的基础，更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雏形。

达·芬奇对当代教育有什么启示？作为教育者，追求的是如何把跨学科的思维模式融入到现代教育。达·芬奇的经历首先强调了教育的本质不是孤立的信息的传递，而是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还有实践的重要性：不仅要了解最新技术，还要构建和测试自己的创意，不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达·芬奇对学习的渴望和对世界的好奇心是任何求知者的典范，告诉我们真正的创新来自于跨界的勇气和对未知的探索。在人工智能领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算法和技术的限制，创造出能够与人类思维和创造力相协调的全新工具。在未来，我们预期能够看到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这种合作将打破传统意义上的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创造出一种新的智能实体，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融合，更是文化、哲学和艺术的融合。当我们讨论“通人”的时候，不应忽视其对社会的影响，达·芬奇通过他的艺术和发明，不仅改变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同样，我们也希望教育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有能力塑造未来，我们的目标是要培养具有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领导者，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工智能的力量将被用于正义、平等和人类共同的福祉。

Jean·Claude Ruano·Borbalan

（让·克罗德·卢阿诺·包巴兰）

拓展的知识：新人文主义的关键

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创新”是所有统治阶层的共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经常讨论数字化社会、气候危机、人口结构变迁或者平等问题，但当下也有些问题已经少被谈及，如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之间的纠缠关系。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就无法谈未来的关系。我们不应仅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待创新，我们要以多元视角，从整个行业、政府视角去看。通过跨界的讨论找到我们存在话语的空间，不是仅仅只有科学一种理性，科学与其他理性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局域性。在全球的未来想象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其他的理性的存在。我们要尝试找到一种他者的叙事方法，能够允许我们有思想的空间，意识到他者的理性。“他者”指的是其他的学科也可以有自己的理性，政府、每个行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性。最终，科学界和艺术界对话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明白，仅靠艺术的角度来创新是不够的，我们亟需融合其他的理性角度。

许煜

在人工智能边界的艺术

今天的演讲探索知识当前背景下的状态、潜力和限制。我将技术和艺术之间作为一种对立但可调和的关系来理解，以对立的一致为线索将艺术定位在人工智能的边界。技术作为精神的外化，可以为精神开辟新条件和新道路。类似于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针对摄影和电影普及所提出的问题，与其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是否是艺术，不如问问人工智能如何改变艺术的本质。如今几乎人人都可以下载软件来制作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作品，艺术民主化浪潮是一个根本性突破，可以重新发展一种业余爱好者文化，释放出比专家更大的创造力。但人工智能带来的民主化的解放力量将把我们引向何方？艺术的制度化以及艺术家身份的瓦解，将艺术留给了市场。消费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工业技术的统治是本雅明没有预见到的。利奥塔所呼吁的抵抗正是针对数字媒体的局限性，今天的数字艺术赖以生存的媒介不属于艺术学院、博物馆或者美术馆，而属于“产业”，这是达·芬奇的时代所没有预见的。

因此我想提出另一种主张，即在现代艺术中，艺术抵抗媒介本身的工具性及其强加在媒介之上的限制。数字艺术作品中的“实现”打开了被可计算性所封闭的东西。这个新的“现实”无法证明，但可以体验，我称之为“非理性”，既不是理性，也不是不理性。非理性是世界存在体验的基本要素。艺术的功能是将非理性理性化，要将科学和工业世界所封闭的东西展现出来。一件艺术品，既不是一件单纯的事物，也不是一件工具，它总是在能量中工作。艺术作品的工作状态开启了一条通向开放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首先是一种关于未知或者不可知的认识论。我想提出另一个问题：艺术如何改变技术？这是艺术学院今天的任务。

Franco “Bifo” Berardi

（弗兰科·比弗·贝拉尔迪）

达·芬奇的解剖学与个体化的视觉维度

达·芬奇的艺术和思想探险必须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框架中加以理解：人是宇宙的尺度。人并非像中世纪神学所认为的那样是宇宙的中心，因为宇宙没有中心。在达·芬奇看来，人更像是宇宙的尺度，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观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哲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在《论人的尊严》一书中《创世》部分的结尾写道，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他们并非“原型”定义的承载者。男人和女人被创造为自身的创造者：他们的命运和存在的意义并不源于上帝的意念，而属于他们自己未定的意志。达·芬奇的艺术和智性创作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没有任何“基础”（本体论意义上的基础）的角度。这种基础的缺失可以被称为自由，不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自决，而是人文主义意义上的非确定性。

达·芬奇的工作中有两部分尤为重要：一是对解剖学的视觉研究（以及将个体视为空间中独立的视觉维度），二是是将机器视为人类对人类领域和环境间边界的重新定义。在数字化转型的今天，我们打造了一个超级机器。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了人自由，但现在技术似乎适得其反，机器通过编程语言和算法成为一种新的数字化独裁，能够规定大家的想法，限定自由的限度。如果语言是存在的外衣，那么现在的数字化语言是通过技术赋能的手段变得限定性，技术的语言，包括编程的语言，重塑了我们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就像达·芬奇一样，我们必须要恢复他的人本主义，人类所有的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人类自己。

蔡一夫

天文学对科学与艺术教育的意义

演讲主要探讨从通人教育的角度来说天文教育意味着什么。达·芬奇的《莱斯特手稿》描述了太阳、月亮、地球，包括其他恒星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敏锐的发现、犀利的观察。现代科学的第一个表现是天文学，莱斯特手稿给我们的经验是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类创意的成果。斜杠青年不只是达·芬奇，伽利略的《星际信史》月球表面手稿是1610年写的，他发明了望远镜来进行天体的观察，又重新思考达·芬奇所提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手稿宣布了现代天文学的诞生。

一百年前，艺术的表达广泛地应用在科学发展的可视化方面，尤其是对于天体的现象，就像一种科幻的描述。卢西恩·鲁达乌斯在一百年前开启了这样的做法，将艺术的表达用于一系列领域。艺术的猜想可能会被科学所实现，技术经常指导艺术的发展，在大规模科学研究中艺术经常作为科学的灵感。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近十年来整个天文学界开始用人工智能或者深度学习的技术来进行改善。我作为天文学家，十年前第一次借助AI和机器学习来节约时间，例如天文学家本来要自己扫描天际线，非常费时间，我们用了深度学习作为工具来寻找天际就会更简单，这是非常有用的工具来帮助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它们可能会带来的危险并不来自技术本身，而是源于人类自身。现代天文学自诞生以来就承载全人教育的精神；现阶段的天文学探索与应用无时无刻不在推动着全人教育的发展；全人教育中有关科学与艺术的素质培养都可在天文学中得到体现。

武子杨

达·芬奇Alpha世代-天人之境3.0和集体创世

Version 3.0 是一种抵抗力量，期望在批判的框架下重建感受力，并塑造新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想象。“天人之境”则是向达·芬奇提案，因为Alpha 世代的达·芬奇依然带着一个新鲜而整全的世界: 美与真，经验和实验，感觉和原理。“集体创世”包含两个关键词，“集体”泛指所有的物和人工智能，以及所有的人(包括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网络活动的人)；“创世”意思是创造一个世界。“集体创世”是在艺术中创造一个重组的、全新的、未来的、“从未存在”但是“可能存在”的世界，并用新世界去比对和叩问现存的世界和秩序。

在 “数字地球”、“数字一带一路倡议”、菲律宾的“大建特建”倡议，以及全球范围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块链的发展背景下，《未来_预报》通过一家虚构的未来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和区块链公司的视角，以及其所在的网络生态、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去呈现和预测以菲律宾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云网络社会的演变。这个项目将散落在互联网中的经济事件、资本运作、企业策略等新闻类型和属性串联起来，构成一种可编辑的“事件谱系”，再托举出一个新的类型系统和社会网络，去浮现一个“新世界”。

“集体创世”认为AI具有自主的创造力，它能超越其作为工具的角色，而成为一个艺术合作者。“集体创世”作品在“共建模式”下留有接口，这些接口在开放的状态下被不断重构和复建。这意味着艺术作品的观众同时也是作品的创作者，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作品进行改写。而这种参与和改写，构成了“集体创世”艺术作品的共建模式。

Frank Fehrenbach

（弗兰克·费伦巴赫）

你好，达·芬奇！欢迎来到21世纪

如何向达·芬奇介绍二十一世纪？达·芬奇在当代语境中获得胜利有三种独特方式：首先，图像或许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文化力量，通过大众传媒而传播的图像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第二，自1871年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发表以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美学所蕴含的生物性力量，及其在植物、动物甚至地质的共同演化中所发挥的深远影响。第三，达·芬奇的文化理论不断得到证实：人类纪中人类技术“第二自然”对“第一自然”持续加强的全面改造。达·芬奇的弹道幻想巧妙地捕捉到了一种全球的技术的现代性精神，直到“第一自然”完全变成“第二自然”。

如果达·芬奇被邀请到二十一世纪，作为一位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会坚持哪些观点？他模糊了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限，他所享有的创造性自由奠定了他对自然进行突破性探索的基础。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达·芬奇的时代与当下的重大差异，他对现代技术的两个基本支柱——分工和进步——完全不了解。20世纪中叶以来，富有创意的艺术家兼科学家的稀缺也可归结于知识劳动的不断碎片化和对实用、快速盈利的不懈强调。我们可以达·芬奇那里汲取的宝贵经验是：首先，他是与单一领域专家相对立的典范，历史上创造性思维总是超越了单一领域的界限。第二，他是终身学习的典范。第三，与达·芬奇时代不同，现代科学主要采用了抽象的特征。但科学突破和可持续的技术创新通常与美的吸引力一致。达·芬奇深信任何技术创新最终都指向同一目标：将地球变成一件宏伟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