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最终都可用技术手段来解决。”这被认为是“加州主义”的核心理念。

只看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很容易成为“加州主义”的拥趸，在那里著名的硅谷，苹果、惠普、英特尔、谷歌、甲骨文、奈飞等世界级企业云集。加利福尼亚州的面积仅为美国的4.39%，却几乎占了美国GDP的14.6%。高科技、创新理念、多元化……可放眼整个美国，却是另一番景象：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越来越多的人沦为“新穷人”。2023年第一季度，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占有美国总财富的69%，而收入最低的50%仅占2.4%。

互联网没给人类带来普遍幸福，反而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引人深思：“加州主义”真的可持续吗？“科技推动进步”之梦是否正在幻灭？

      191扇门对0扇门

在《履单：无所不有与一无所有》中，托德活得狼狈无比，他是美国代顿市人，那里号称“航空的诞生之所、电动起动机的发源地”。托德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比萨店当服务员，19岁时成了领班，管八名员工，都比他年龄大，“大家都来请示我的感觉太棒了。”托德因此接受了“工作至上，工作即救赎”的伦理准则。然而，信息时代来了，代顿市迅速衰落。2015年夏，托德换了十次工作，时薪均不足15美元。因家暴，托德几度入狱。在警方记录中，托德的所有户头余额为“0”。托德一家人住进救济中心，他和女友对孩子们说，他们在露营，但孩子们知道，那里和露营地好像不是一回事。

《履单：无所不有与一无所有》是一本让人心碎的非虚构力作，作者刻画了太多托德式的人生，比如赫克托，曾是年薪17万美元的技术员，50岁失业，妻子下了最后通牒——再找不到工作就离婚，他不得不去当快递分拣员，在工场每天步行19.3公里，工资只有过去的1/5，上下班通勤需三个多小时。

而故事的另一面，是亚马逊网站的疯狂扩张。1994年，贝索斯揣着父母给的十万美元来到西雅图，特意选了栋带车库的房子，这样他日后就可吹嘘自己是在“车库中创业的”。亚马逊崛起的副作用是，2010年前，西雅图房租与全美平均值持平，其后五年猛增57%，超全美平均值的三倍以上。

数字经济如此夸张地呈现了“赢家通吃”的景观：一切与它无关的企业迅速衰退。新冠期间，美国经济萎缩近10%，亚马逊单季业绩却疯狂增长40%。

在华盛顿，贝索斯的房子达2700多平方米，有25间浴室和191扇门，托德全家却连一扇属于自己的门都没有。如今，亚马逊在全球已拥有146.1万员工，在他们背后，是无数“被连根拔起”的人们——失去了工作、家庭和亲人，除了愤怒，再无其他。

      “士绅化”让网络变成牢笼

谁制造了托德们的悲剧人生？《被互联网辜负的人》指出：托德们是互联网“士绅化”的牺牲品。

所谓“士绅化”，指城市改造中，白领将自己的品味强加于大众的过程——白领大量入住会抬高房租，随着原住民相继迁出，进而推动“改造升级”，旧建筑被毁，换成时髦建筑，旧商店倒闭，换成品牌连锁店……结果是：差异性社区文化彻底消失。

本书作者认为，互联网是新的“士绅化”，其过程为：

首先，与城市改造“士绅化”一样，互联网“士绅化”也是政策倾斜的产物。为提振地方经济，美国各大城市均靠“降税”吸引大企业入驻。互联网突破了传统地理限制，互联网企业可入驻任何城市，这使城市管理者处于弱势，只好争相降税、给优惠，最富裕的企业享受了最低税收，中小企业丧失成本优势，纷纷倒闭。

其次，美国政府的放任式管理鼓励了垄断：除最惠税收外，互联网企业还享受了特权，在个人信息收集、监听用户、临时合同佣工等法律模糊地带，互联网企业可“自行其是”，为垄断铺平道路。

其三，缺乏宏观管控，致社会再平衡机制失效：表面看，优步、Zillow（租房平台）等企业因效率高而崛起，其实是零散交易难监管，不必支付税金，致价格更低，等于用公共收入补贴私人交易，随着公共资源减少，社会再平衡能力下降，贫富差距拉大。

城市改造“士绅化”造就了大量雷同社区，社区文化迅速衰败；互联网“士绅化”更狠，因为它决定着谁能获得工作，这种不公使大量的穷人陷入绝境。如果说，早期互联网是充满活力、“技术控”们的家园，今天的互联网则成了寡头们的乐园，“人们被赶进少数拥有巨大权力的平台，被投喂给监控机器，被采掘注意力，被算法引导”。谁不接受它，谁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可即使是本书作者，也不知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如何才能突破互联网“士绅化”的牢笼。

      

      互联网制造的“新穷人”

如果你认为，假如人人能从传统工人变成程序员，互联网“士绅化”也许是好事，那么《幕后之人：社交媒体时代的内容审核》则揭出：所谓“互联网从业人员”也分三六九等，其中“干脏活的”审核员已成“新穷人”。

在美国，互联网内容审核员每天要审查1000-2000条视频，这些视频会被AI截出40张图以节省时间，但其中的反讽、隐喻、同音词等，只能靠人判断。审核员劳动强度极大，实薪却只有8-10美元，他们多是名校的文科生，却很难拿到正式合同——工作一年，将强制休息3个月，再工作一年，必须离职——不断辞退，可避免审核员们团结起来争取权益。

这些审核员的工资低，因为通过互联网，可在菲律宾、印度找到更便宜的审核员。

当审核员，意味着个人发展机会被压制，因为审核是“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做”，无技能可积累。最让审核员们痛苦的，是每天面对如此多的让人恶心的内容,这些信息的影响是长期的。有的审核员会精神紧张，比如梅琳达，“即使在下班后，她也会想着在她没有进行审核的这段时间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互联网公司拒绝公开审核流程，以防人们看到它们正在制造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与传统的不平等接驳：在菲律宾，审核外包业务的公司们纷纷表示自己优于印度公司，在广告词中甚至将被美国殖民的历史强调成值得炫耀的“优势”：英语好，熟悉美俚和美国文化……

互联网绝非田园牧歌，对一些人来说，它是苦难与被剥夺。

      当人们只是在模仿工作

互联网内容审核员的状况被忽视，因为在公众意识中，它似乎只是特例，但《后工作时代》认为，我们未来都可能遭遇类似情况，它隐含着共同的命运。作者指出，1960年代中期始，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各国生产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同质化，开启了产能过剩时代——大量产业工人下岗，向服务业转型。

表面看，这似乎很合理：农业产能过剩时代，人口向工业转移，引发工业革命；如今工业产能过剩，或将引发服务业革命。然而，在本书作者看来，服务业可能是“用词不当”，因为服务业无所不包，似已成工业和农业之外所有工作的简称，既有“高大上”的编程，也有“粗活”的搓澡……绝大多数服务“在科技上停滞不前”，收入低，技能简单，无法积累有价值的“工作经验”。

听上去无限美好的“服务业转型”，其实质往往是“非正规就业”。2008金融危机后的10年，“非正规就业”已占亚太地区劳动力市场的68%，占非洲的80%，占阿拉伯国家的40%，“正规工作的结构性缺乏……转变为非正规就业的普遍状况”。这些“非正规就业”是“工作的糟糕模仿”——似乎在工作，却不产出价值，无非是给机器“打下手”——这些工作没被替代，因收益太低，资本不屑为它研发新设备。

在今天，互联网会将工作切分成多个任务，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由AI完成，其余在全球寻最低报价。于是，肯尼亚达达布难民营的妇女们每天忙于电脑审核；而经济崩溃后的委内瑞拉人埋头注释城市环境图像，每小时报酬不足一美元……但劳动者无选择权，他们用于等单、抢单的时间，比做单还多。

没有福利与医保，也无法因工作获得社会资源，“微工人”的压力却远超传统工人。正如本书做说，“网站不断增长的数据，并非资本主义的成功故事，而是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工作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悲惨历史”。

本书将网络时代的困境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来考量，从而对其加速趋势提出预警，堪称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