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希德：新中国首个女大学校长的报国初心
她的一生，无数精彩：名校才女、半导体之母、执掌复旦、创立美研中心、力推中国女科学家、尽职政协参政议政……所有精彩，始于初心：我要报国。
她的一生，为师为长：育人无数、用人无数、助人无数，对所育、所用、所助者，她只求一报：你要报国。
今天（3月19日）是中国共产党员、著名物理学家、新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谢希德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复旦大学与上海解放日报联合举办的“大师在上海”谢希德百年诞辰纪念展上，这名被誉为中国科学殿堂最美女性的故事被一一揭开。
“谢校长对学生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报效祖国，出去要带着知识回来。”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说。
复旦大学恒隆物理楼二楼，有一间20年未曾使用的小房间。这是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生前使用的办公室。2000年3月，谢希德病逝，这间屋子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83岁的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叶令再次踏入这里时，鲜活的画面仍历历在目。“谢先生以前经常站在这里打字，给学生们写推荐信。当了校长后，谢先生每天清早都还会先到这里，处理完科研工作，才会再走到校长办公室。”
叶令眼中的谢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接近的”老师。
1951年秋天，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的谢希德，与当时身在英国的爱人曹天钦一起，突破封锁、辗转回国。谢希德来到复旦大学物理学系任教时，她教授的几门课程，在国内还没有相应的教材，于是她亲自编写讲义，每隔一两周就发放给学生。等到课程教完，一本本兼具系统性、理论性、实用性的教材也就诞生了。
5年后，我国开始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成立，北大的黄昆任主任，复旦的谢希德任副主任。几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这个班两年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人才200多名，成为我国半导体人才的主要发源地。黄、谢二人合著的《半导体物理》，也成为我国半导体领域学科的奠基之作。
回到复旦后，谢希德马不停蹄地与半导体教研组为半导体本科生先后开出固体物理、固体理论、半导体物理、半导体理论、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半导体专门化实验等全套半导体专业课，使1956年开始的复旦半导体专业的创办取得了“开门红”。
1977年，55岁的谢希德基于对国际研究动态的高度关注，敏锐捕捉到表面物理的广阔前景，并将其作为自己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在同年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她郑重提出在中国发展表面物理的倡议。
在很短的时间内，复旦大学在原有物理系和物理二系的基础上迅速建立了8个研究室。叶令正是这个阶段被抽调至谢希德手下工作。
“对于科学领域的前沿方向，谢先生总是把握得很准。”叶令认为，谢先生性格稳重平和，做事极有条理，但同时又是个急性子。她一旦想做一件事，就立即要做，绝不拖拉，“也许这样讲很矛盾，但这两种性格确实在她身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终其一生，谢希德都在扮演所在学科开拓者的角色，从固体物理到表面物理，从天然材料到人工材料，从二维凝聚态到低维凝聚态。
不仅在科研上嗅觉敏锐，谢希德还乐于把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带出师”。几十年里，她培养出了数十位博士、硕士。即便担任了复旦大学校长，她也始终坚持在教学育人的一线。
对待学生学业，谢先生是出了名的严格。“她曾创造了复旦大学教学史上的一个记录。”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侯晓远是谢希德的学生，他对谢老的课堂和考核方式记忆犹新。
1982年春，侯晓远进入复旦大学攻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就“遭遇”了“群论”课程老师谢希德命制的高难度试卷。那次考试从上午一直考到下午，最快交卷的同学也考了六七个小时，最晚交卷的甚至拖过了晚饭饭点。
侯晓远的博士论文完成后，经过自己反复修改和多位老师审阅批改，才提交给导师谢希德。原以为很快就会得到顺利反馈的侯晓远，没想到又经历了两轮修改——谢希德非常仔细，把文章中的错别字、外文人名拼写中的错误、大小写差错都一一圈了出来。
当时的论文全部为手写形式，自认字不够好看的侯晓远在最后一次提交时，专门拜托手写字体美观的朋友帮他誊写了一遍。而谢希德审阅后，在评语中仍然逐一指出抄写过程中的错误，并批注“越抄越错”。这4个字，侯晓远终身难忘。
而在关心爱护学生上，谢希德又如慈母一般。无论是学习、思想还是生活，只要学生有问题、有疑惑，一旦反映到她那里，就能得到圆满解答。她推荐了大批复旦学生出国交流。无论对物理学系还是外系学生，她经常牺牲午休时间，为他们写推荐信。而每封推荐信，都是她详细了解学生的情况和特点后亲自撰写，从不请人代劳，在学生中广为流传，誉为典范。
1994年年底，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资剑在德国做完博士后回到复旦，想申请基金开启科研生涯，谢希德非常爽快地答应写推荐信。不料，先生的爱人曹天钦去世。资剑请先生不要写了，找其他老师写，或者自己写个初稿，先生改改再签个名。没想到谢先生在丈夫追悼会的次日，就把推荐信给了他，满满几页，全是手写的，她说，“我亲自写对你更有帮助”。“先生是在丈夫离世的巨大悲痛中写这封推荐信的，我没齿难忘。”资剑说。
身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谢希德也特别关心女性发展。有女学生提出分配工作难的问题，她对此很重视，关照学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要特别做好女学生的分配工作，同时要求女学生自强、自重、自爱，用优异的成绩迎接挑战。
复旦物理学系的女生特别少，每年新生入学时，谢希德都会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女生的意见。她说：“女性同样能成为像居里夫人一样的杰出科学家，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完全能够学好物理，能够做好自己这方面的工作。”
谢希德在1983年当上复旦大学校长，仍然每天和老师们一起乘坐早班校车上班。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回忆，她1983年毕业留校，恰巧与谢校长毗邻而居。她仍然清晰地记得天刚朦朦亮，就与老校长同在乌鲁木齐南路校车点等候校车一同上班的情景。在车上，教师们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谢希德一一记下，与大家深入讨论。“在车上可以听到学校基层的声音，也可以向大家宣传学校的方针政策，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谢希德这样说。
20世纪80年代，时逢国家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政策还不太明朗，但谢希德已经意识到复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逐步加强复旦开放交流合作的力度。
自1983年起，谢希德每年都要出席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了解国际物理学科前沿领域，将最新的科研进展情况带回国内。在谢希德的关心和积极联系下，短短七八年间，复旦有600多人次到国外进行学术活动。这些教师出国学习归来后，更新了教学内容，对建设国家急需的学科产生了积极作用。复旦人走出去的同时，也有几百位外国专家学者，到复旦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拓展了师生眼界。
今天，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大楼前，耸立着一尊谢希德铜像。这是为了纪念谢希德对这一中心作出的卓越贡献——为增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流沟通，1985年2月1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经批准成立，这在全国高校为首创。谢希德兼任该中心主任。
中心成立伊始，谢希德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争取到了美国数百万元美金的免税援助项目。她还多次远赴美国，游说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建设美国研究中心的行列来。中心开展各种各样的外事活动，不仅让复旦师生有机会直面学术大师、政要名人，也加强了复旦与国际的联系，提升了复旦的国际知名度。
“忙”是谢希德在病榻上最后一段日子的真实写照，也是她终其一生为国效力的最质朴状态。
谢希德从小体弱，17岁时患股关节结核，休学4年，留下了伴随终身的腿疾；45岁那年，她被确诊为乳腺癌，之后的30多年里，癌细胞几度向胸腔、淋巴结转移，一次次手术、化疗；1998年8月，谢希德在第四次患癌手术后住进医院，中间仍坚持从医院请假回家出差；1999年12月，她病情加重，住进华东医院。
住院期间，谢希德唯一的要求是要一部电话，让她接通便携电脑。因为腿不能弯曲，她只能站立工作。她每天接发很多电子邮件，处理大量事务，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抢救之后，再也无法站起。
“我这个人知足常乐，能够活到60岁就非常满足了，超过60岁的每分每秒，我都会用来为教育科研事业、为人民、为社会工作。”谢希德说。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去世前，她还在会见外宾，为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提供办学教育的意见。
2000年3月4日，谢希德逝世。在她的追悼会上，前往吊唁的人站满了殡仪馆的院子，许多人流下了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