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让变化的世界更好地听到中国声音，读懂中国方案

左凤荣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今天

《世界大变局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左凤荣 主编

商务印书馆2020年12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共中央党校校级重点课题“世界格局变动下的中国话语权问题研究”的最终成果。全书分为五编，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对世界大变局及其对国际话语体系的影响、中国如何增强国际话语权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是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许多新理念，对国际话语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话语权建设方面，重要的是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中国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中国的发展利益出发，注重参与规则的制定。在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应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既要重视提高本国的传播能力与水平，也要善于“借船出海”，利用国际大媒体对中国的关注，扩大中国话语的影响力。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化对世界格局变动中的中国话语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国际政治与大国关系、苏联俄罗斯政治与外交，著有《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新时代的大国战略》等，发表论文与文章200多篇。

 

让变化的世界更好地听到中国声音，读懂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的变化导致国际秩序在进行深度调整，这为正在由富变强的中国提供了新机遇。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是大国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因为国际话语权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掌握了国际话语权意味着在全球治理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发言权和影响力。在当今这个新媒体大发展和全球化日益增进的时代，话语权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拥有话语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对内维护稳定、对外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和方式。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固然与当事国长期缺乏民主和社会腐败息息相关，但是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连续颠覆几个国家的政权，维基解密、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新媒体对事件的传播、放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此事证明，在资讯传播速度空前的今天，一件小事所发酵出来的能量可能带来极具颠覆性的影响，茶杯里的风波能掀起滔天巨浪，一只蝴蝶振动翅膀可能会导致一场飓风。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2013年12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2014年12月30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选择了一条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融入国际体系的道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由于历史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国际上类似“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一直阴魂不散，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和平发展的障碍和绊脚石。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对抗和“修昔底德陷阱”的新理念，主导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话语权，让越来越多的国家真诚地接纳中国的发展，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成果，就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中国是否真正跻身世界一流国家之列的标志也是在国际舞台上是否拥有话语权。习近平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本书研究的主题是百年大变局对国际话语体系的影响和中国如何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问题。

一、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及其意义

对于话语权，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仅从字面上理解，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这样的话语权往往同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达密切相关。甚至有人将话语权简单地归结为对社会现象的“说话权”“解释权”和“发表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只要控制住了舆论，就可以赢得话语权。事实上，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如此发达、自媒体传播迅速的今天根本做不到完全控制舆论。现实中，拥有较大话语权的国家往往是对媒体控制较少的国家。因此，如何正确理解话语权，是争取话语权的首要任务。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探讨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概念，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统治的形式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前者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者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是指阶级统治的非强制方面，即统治阶级利用社会化力量把其价值观和信仰加诸其他人的能力，通过一系列观念或制度赋予统治者的行为以合法性，同时使被统治者安于现状，使一个社会阶级拥有支配其他社会阶级的能力。葛兰西的研究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文化模式和实践对权力的社会经济结构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性。因此，大众流行文化是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一个关键场所。此后所有涉及话语权的研究，大多沿着葛兰西开辟的道路继续深化和探索，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正式提出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理论的学者是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70年12月，福柯在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作了题为《话语的秩序》的演讲，提出了“话语即权力”这一著名命题。福柯认为话语权不仅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还是人们斗争的工具和目的。话语是“一个更具广泛意义和独立性的语言命题，既具有语言意义，还具有非语言意义”，它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福柯甚至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所以，话语权不仅指有没有说话的权利，而且指隐藏在这些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

无论是葛兰西，还是福柯，他们所说的话语和话语权主要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权力关系，我们所谈的是国际层面的话语权问题。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这些年我们切身的感受是在国际社会缺乏话语权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如苏东剧变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国际舆论界对中国体制的攻击并未停过，仍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画等号，能够理性客观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中国国内发生的消极事情会被不断放大，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软实力；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现行的许多国际组织里，中国并未掌握与自身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话语权，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本来是解决国家间贸易争端的，但由于美国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人员的遴选，致使该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在中美发生贸易争端时，美国挥舞的是关税大棒和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的种种限制措施；在许多国际组织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这没有反映出当今世界大变局背景下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显然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中国要抓住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国际话语权。

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已经注意到话语权问题的重要性，并加强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话语权的主要是两部分学者：一部分是从事传播学的，重点研究的是如何有效发挥传播工具的作用和如何让所要传播的话语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另一部分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主要是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公认的看法是，国际话语权的强弱是国家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的直接体现,是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综合反映。因此，一个国家的发展强大和走向世界，需要争取自己的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涉及两个属性：权利与权力。首先，话语权是一种“权利（Right）”，即在国际舞台上说话和发言的资格，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各国都有平等的权利，都有对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但事实上却有很多国家的声音是不被重视的。其次，话语权更是一种“权力（Power）”，即影响国际社会的能力，话语的“权力”属性更为重要；国际话语权是国家实力的表现，包含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其背后是国家的实力。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掌控国际主导权、利用掌握的话语权优势,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利益和标准，定义国际事务、法律规范和事件,制定游戏规则,并对事物的是非曲直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逻辑进行解释,从而掌握主动权。国际话语权的竞争，说到底是围绕国际主导权的较量。从现实看，国际话语权掌握在哪个国家的手里，国际舆论流向、流量、是非的评判就掌握在这个国家的手里。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就可以影响和引导国际舆论的走向，影响国际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进而让一国的主张变成通行的国际规则，为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让这个国家的声音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掌握了国际话语权的国家能够先发制人，先入为主，并在解说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评说国际事件，甚至在制定和解释各种国际游戏规则的复杂竞争中占有优势，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因此，话语权不仅涉及是否“可以说”，更涉及“说什么”以及“怎么说”。“可以说”是一种权利，是扩大话语权的基础，而“说什么”和“怎么说”则是使说话的“权利”变成一种可以驾驭和操纵的“权力”,这是最终实现话语权的根本路径。因此，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建构自己的国际身份或国际角色的重要手段，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家地位、国家形象以及国家的“软实力”。

通过对国际话语权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国际话语权体现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传媒等各领域,反映的是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关系,其主体是各种国际行为体,尤其是民族主权国家。国际话语权主要分为舆论性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舆论性话语权，是就话语内容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而言的，主权国家通过外交、媒体传播、民间交流等渠道，将蕴含一定文化理念、价值观念等因素的话语传播到国际社会，并得到其他国家和民众的接受和认同；制度性话语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代表权、发言权、投票权等具体权利，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占有高比例的投票权，也决定了其掌握着这两大经济组织的话语权，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其制度性话语权也就越强，其国际影响力也就越大。舆论性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权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二、国际话语权的发展态势

在国际话语权背后起作用的主要是国家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需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足够的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实力关系密切。国际话语权的发展态势反映的是国家实力的消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家实力的发展、国家利益向海外的延伸，要求提升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但国家实力不会自动带来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需要有一系列的策略运筹。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在欧洲发生，很长一段时间是欧洲的强国有国际话语权。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欧洲大陆的法俄普奥与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长期主导着国际秩序，掌握着制度性话语权。同时，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开始主导国际舆论，英国利用其超强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世界上大力倡导自由贸易，对其形成日不落帝国曾经起过巨大作用。在20世纪，后起的德国两次用武力对英国主导建立的世界体系进行挑战，均以失败告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不可开交，英国不得不求助美国之际，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并争取话语权，《大西洋宪章》得到了当时反法西斯国家的普遍拥护，彰显了美国行为的正义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利用在二战中为打败法西斯做出巨大贡献的道义优势，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绝对实力优势，成为在各领域都具有强势话语权的国家。美国和平取代英国，获得了国际话语的优势地位。与英国通过殖民地构筑自己的帝国体系不同，美国打着尊重各国主权的旗号建立了一系列由其主导的国际机制，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掌握了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政治领域，联合国安理会里有美国、英国、法国这西方三大强国，经常使苏联处于少数地位。在世界经济领域，美国所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建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调解世界各国经济矛盾的机制。美国“凭借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照着自己的样子重塑了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积极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构建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享有比英国更多且更长久的国际话语权。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利益已经跟随美国大兵遍布世界，美国的利益扩展至全球；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有了超强的实力，在战争期间美国工业年均增长率超过15%，战争结束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几乎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诺贝尔奖获奖数量、科学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数量、排名世界前100名的大学数量、世界500强公司的数量等方面都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一的位置，这是美国维持其国际话语权的基础。

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西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在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频繁“退群”，但这也不能说明美国不重视国际话语权。美国仍以其超强的综合实力、遍及全球的媒体影响力，占据国际话语霸权地位。在舆论性话语权方面，特朗普以“推特”直接影响着国际话语与议题。在制度性话语权方面，特朗普在“退群”的同时，通过多个双边贸易协定构筑自由贸易联盟，试图塑造一个零关税的自由贸易体系，搞“发达国家超级自贸区”，七个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实现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这显然是向WTO机制发起的重要挑战。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已经达成新贸易协定，欧盟与日本签署了自贸协定，美国与日本也签署了自贸协定，美国与欧盟在商讨自由贸易问题。同时，美国也在努力保持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优势地位。这表明，美国仍要主导未来的世界经济的制度性话语权。美国还频繁动用国内法对其他国家进行“长臂管辖”，与全球治理中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背道而驰。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与崛起，国际格局正在发生百年未有的巨大变化。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崛起与发展，他们对自身国际话语权的诉求，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国际话语霸权的挑战。七十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对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有很大帮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正确的义利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捍卫现行国际秩序等新理念，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使中国在国际舆论界占有道义的优势。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在一些领域发挥建设性甚至引领作用，如全球经济治理、金融治理、气候变化等。中国努力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增加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积极创设上合组织、亚投行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具备了一定的制度影响力。但也应看到，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具有国际话语权优势，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强国际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新兴大国的国际话语权会逐渐提高。新兴大国在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进程中，需要摒弃资本主义强国长期奉行的实力原则，在话语权问题上更应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公共卫生安全、气候环境、世界的平衡发展等。未来并不是新兴大国要取代欧美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而是在相互尊重、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共同推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节选自《世界大变局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导言，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