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假期太短 只够看你一眼

　　老乡们纷纷转发的那篇文章叫《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源于山东省委书记节后的首场会议。省委书记开诚布公地谈思想僵化、官本位严重、技术落后等问题，说的是全省大势，却也精确地戳中了这座老工厂的状态，裹挟着一介小人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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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张 国

　　- 刷在墙上的时代背景 -

　　杨 海

　　记忆中，家乡的变化一直是缓慢的。今年不同，春节假期我第一次觉察到了这个中原小镇的明显变化。在肉眼可见的边边角角，那些不一样的景象总能提醒我，家乡真正与这个国家连接起来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GDP增长了40多倍，每座城市都辐射式地扩张，高楼成片地拔地而起。就连县城也早就变了样，开发区只用了10年就超过了老城区的面积，人气也逐渐积攒了起来。房地产开发商来了一拨又一拨，县城周边的几个村子消失不见，变成了一栋栋规整的高层住宅楼。

　　尽管外界正在经历空前高速的发展，家乡的样子还是没太多改变，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如此。

　　集市还是最早的十字街，没有延长，也没有拓宽。沿街的两层小楼贴着20多年前的白色瓷砖，楼下的批发部还习惯把商品堆在路边。就算20年不回家，再次归乡时人们依然能很快找到熟悉的店铺，除了老板变老了，商品换了牌子，其他几乎原样不动。

　　今年从市区回家的路上，经过那些熟悉的村庄时，满眼的白色闯进了视线：沿路房子的墙壁全都刷上了白漆，下面画上砖墙的图案用来装饰。上百公里的路上，十几个村子整齐划一。在我的印象中，家乡的村庄是单调，甚至粗糙的。从我记事起，农村的法则就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盖房不太讲究外观，墙往外多挪一寸，比在上面刷一层漆重要得多。所以家乡农村的房子，外墙大多是直接裸露的红砖，讲究一点的人家会抹上一层水泥，再没别的装饰。

　　当然，白墙不会是村民刷的，这是“美丽乡村”工程的一部分。效果也显而易见，从车上一路扫过，村子看起来确实比之前整洁不少。只不过再往里走，穿过沿路的房子，白墙就不见了。村庄又恢复了冰冷的灰色，就像冬季的树皮、老乡们的脸色。

　　家乡也多了很多的户外广告牌，立在村口、路口。墙上的标语也换了样式，此前的标语大部分是简单的蓝字，千篇一律。现在不但加上了白色背景色，有的还会给字体描边。字体颜色也比之前丰富，除了常见的蓝色，红色、黄色的标语也开始出现。

　　标语口号的内容也比之前统一不少。很长一段时间内，家乡的墙体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计划生育、家电下乡、婚纱摄影、祖传老中医……现在，不管是户外广告牌，还是墙体广告，内容几乎全是“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或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进了样式、增加了投放密度后，这两项政策确实能让人印象深刻。

　　这两个口号几乎涵盖了家乡政府工作的全部内容。“美丽乡村”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除了刷白墙，农村环境治理也走出了政府工作计划书。

　　农村环境问题主要是固体垃圾污染。在以往，每次逢集，街边就能多出几十个垃圾堆。两三个镇里的“城管”会开着三轮车把垃圾收集起来，再倾倒在街头的一处干沟里，没有填埋，更没有分类。小规模的垃圾堆直接就地焚烧，每到傍晚街上就会飘荡着一股塑料熔化的味道。

　　村里的环境同样糟糕，池塘上面漂满了塑料废品，动物尸体和剩菜剩饭也都往里面倒，夏天时靠近池塘就能闻到一股臭味。就连田地里也随处可见废弃的瓶瓶罐罐，一些被农药毒死的鸟类尸体腐烂发臭。

　　今年，镇上多了很多垃圾桶，甚至出现了一辆垃圾压缩车。年关最热闹的几次逢集，总能见到几个穿着荧光服的老大爷抽着烟，围成一圈，把一米多高的垃圾堆搬到车上。离镇子两公里的地方新修了一个垃圾中转站，垃圾车把垃圾放在那里，再由县里来的车转运到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

　　垃圾桶也第一次出现在了村里，两三户人家共用一个。各村也都派人把池塘清了一遍，只不过积攒了几十年的垃圾本来就很难打捞干净，年关几天，新垃圾又重新入坑，池塘的变化并不明显。

　　明显的是家乡的那条小河，上世纪90年代时，河水还很清澈，里面有几处芦苇荡。小孩子喜欢往里面扔砖块，总能激起一群飞鸟，和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声。后来有人在桥下修了水坝，截出一段河段养鱼，河水也因此变成了死水，开始发黑变臭，芦苇荡也消失不见。水质变差后，养鱼场也很快废弃，但水坝却没人处理，任凭河水断流，淤泥阻塞。

　　今年镇政府拿出7万元钱，雇人把桥下水坝拆了，疏通了那片堵塞区域。只过了半年，河水就清澈了许多，不知从哪里生出几群野鸭整天在河面上游荡。

　　可不知什么原因，年前还算清澈的河水，过完年就生出了“赤潮”。镇上那几个“环卫工”也不见了，他们说自己是镇政府临时雇来的，只管年关几天，“一共500块钱”。

　　扶贫工程同样热闹。乡亲们除了种地，就是外出打工，没有什么产业。这次回家，感觉产业一下多了起来。沿着公路随便走一走，就能在空旷的田野里看到那些显眼的“产业基地”。这些基地一般都处在村子边缘，有两个篮球场大小，统一采用钢架结构，高度接近两层楼。

　　农业区忽然长出这些庞大的“工厂”，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突兀。但这些都是“产业扶贫项目”，每个村都有一个，有些项目是搞养殖，有些搞农副产品加工。不过劳动力都长期在外打工，这些“基地”一时招不来人，大部分还处于空置状态。

　　靠近集市有个“巧媳妇”产业扶贫基地。村支书介绍说，这个基地切合家乡男人都不在家的实际情况，为留守妇女提供了一个在家门口工作创收的机会，“在里面做手工笤帚”。

　　附近的老乡说，“巧媳妇”基地确实开过两次工，村里很多妇女都去了，因为“去一次发50块钱”。两次开工时间也很巧，都刚好赶上了上级检查。

　　今年1月份，家乡下了场10多年未见的大雪。“巧媳妇”基地禁不住积雪的重量，塌了。

　　- 花骨朵里变迁的审美 -

　　玄增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家每年过年前都要去一趟花市。

　　花市在郊区，挨着崂山。从花市外看冬天的北方，天高野旷，木石嶙嶙。可一进门就换了季节，人人都把厚重的羽绒服搭在臂上，在温热的大棚里走两今年花市人格外多，人们像买菜一样围着杜鹃花、茶花、仙客来。过年要讨个喜庆，大红、桃红、粉红的花格外好卖。卖花的人甚至把橘子树栽在盆里，近两米高的树上缀满了黄澄澄的小橘子，如同圣诞树。枝细花大的蝴蝶兰一排排地立在船形的花盆里，花枝用火红的带子围着，在正面打了个蝴蝶结。

　　花的名字更是直白：金玉满堂、黄金万两、一帆风顺，也不知是谁给起的，仿佛来年的红火日子都藏在这花里了。

　　视觉中国供图

　　家里老人都爱看花、养花，尤其是我姥爷。在姥爷家，花的好看程度是以电视机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高高低低的花骨朵拥在电视机的两侧——那里通常是老人们视线聚焦的地方。阳台的角落也挤满了红的绿的，粗略一数，姥爷家的花超过30株。

　　姥爷把这些花当宝贝一样养着。花就像小孩子，不同的花有不同的养法，有的要一周浇两次，有的两周浇一次，还有的一个月浇一次就行。姥爷八十多岁了，有时会忘了在菜里放盐，却从来没忘了给花浇水。今年爸妈和我从花市搬了一盆君子兰回去，肥厚的叶子向两边弯着，淡橙色的花苞从中间冒出来，看样子快要开了。

　　“哎呀，怎么又买花！”姥姥头发雪白，一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缝，指着那一堆一堆的花花绿绿，“你看看，家里都快放不下了！”姥爷向来话少，只是弯下腰端详：“嗯，这花长得一般，以后少买点。”然后低着头，把它慢慢挪动到距离电视最近的位置。

　　听说以前的花市没这么多花，也没这么多人。几盆花用塑料薄膜一盖，就是一个摊位。过年期间，比起买真花，人们更喜欢买礼花和鞭炮。火一点，往天上噼里啪啦一炸，热闹来得更实在。第二天清早出门拜年，踩着满地的红色碎纸，也像走在花海里。

　　几十年前，纯粹的“好看”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老家人都还在用脸盆洗热水澡，靠蒲扇撑过夏天，所有的“好看”也必须拥有它的实际功用。每户人家里为数不多的装饰恐怕就是墙上的月份牌，以及铺在新买的冰箱、沙发、电视机上防尘的白色镂空布料。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用处。

　　可姥姥那时还是会在路边采一把野花，插在喝空的牛奶瓶里。姥爷也会托人弄来几盆小小的杜鹃，放在土炕边的桌上，那也只是极偶尔的时候。每个个体如同他们所在的集体一样，反对“华而不实”，甚至反对“好看”本身。

　　姥爷姥姥都是老实人，从来没有张扬地“好看”过。姥姥年轻时个高腿长，觉得恋爱是件羞耻的事，会跟上门说媒的人生气。27岁时才由人说媒遇见了姥爷，在那会儿已经算是“大龄剩女”。

　　姥爷也是个实际的人，见过姥姥后没隔几天，就骑了辆“大金鹿”自行车来到姥姥家门口：“你看咱俩这事儿行不行？”其实姥爷姥姥都是“好看”的人，可那会儿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在意这一点。姥姥觉得这人“实在”，就同意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日子都过得清苦，连“实际”都顾不上了。姥爷在“文革”中被批斗，戴块牌子站在台上任人辱骂。闹饥荒时家里顿顿野菜，裹着面糊，熬成稀粥。在那个时代，花和果都不能要了。

　　我以前不明白姥爷姥姥为什么喜欢大红大绿的花草，觉得俗气，后来才懂了，那是苦日子过够了，想多看看喜庆的颜色。

　　老家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有花市，花在以前是像玉石古玩一般的珍稀品。如今，花市高大的玻璃温室有上千平方米，满地的花像蔬菜水果一样寻常。人们仿佛已经把苦难甩在身后，可以大大方方地追求纯粹的美，什么都不为的美。挂灯笼只是因为喜庆，买花只是因为好看。

　　前些年，花市不叫花市了，改叫“花卉交易中心”。在这个时代，美也是可以被消费的。一位摊主把桃红色的杜鹃花一盆一盆摆出来，花叶簌簌抖动。“我们可不像你们把花看得那么娇贵，”他是个高大的北方男人，粗手粗脚，口气像是在教育人，“在我们眼里，这些只是商品。”杜鹃100块钱一盆，君子兰160块钱一盆。

　　家是一切商品的属性终结地。每年过年，除了我和爸妈要给老人们买花，姥爷也会亲手栽一盆水仙给我们送来。我至今不知道那水仙的花苗从哪里来，也从没问过，只把它当作一个不知来由的传统接受着。水仙花期有限，我们也把它摆在电视旁边，花一开就是满屋子香气。

　　过完年，爸妈跟我一起来了北京，看到我这里没花，非要出门买几盆，然后反复叮嘱，什么花要两周浇一次，什么花要每月浇一次。我有些佩服姥爷，可以把每种花的浇水时间记得那么清楚。

　　- 一大家子“落后产能” -

　　程盟超

　　春节假期末尾，老爸在微信朋友圈里默默分享了一篇文章，这已是年过五旬的他近年来少有的情绪表达。

　　老乡们纷纷转发的那篇文章叫《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源于山东省委书记节后的首场会议。会议上讲了很多问题，甚至用“尴尬”“破釜沉舟”之类的词，形容山东当下的经济形势。

　　父亲和我的祖父祖母，两代三口人，都在山东小县城一个历史追溯到1949年前的农用发动机厂工作。省委书记开诚布公地谈思想僵化、官本位严重、技术落后等问题，说的是全省大势，却也精确地戳中了这座老工厂的状态，裹挟着他一介小人物的命运。

　　家里长辈对厂子无疑有认同感。我的童年记忆被意气风发从事销售的父亲跑过的各大省份串联起来，有时和父亲从外地带回的客户吃饭，满席都是他们对这座大厂的赞美。在祖母的回忆里，这座厂子有干不完的活儿。工人们每天两班倒，忙起来没有人顾得上午饭。至于“战高温、夺高产”“九月会战”，更是激扬人心的集体回忆。

　　到我父母那代，这种荣耀感似乎“功利”了一些。据说上世纪90年代，工厂里最普通工人的年收入都能轻松破万。在“包分配”的最后年代，班级里的前几名才能进入工厂，成绩相对一般的会被分配到交警系统。

　　“人的命，天注定。”我妈如今如此评价。她不积极的态度来自于这座工厂目前的状态——工人们依旧拿着20年前的千元月薪，大部分每天只有半天班可上。工厂人数从巅峰时的5000削减到现在的2000多，其余都遭“社会分流”。老爸在厂里奋斗了30年，如今挂着“中层”的头衔，月工资也不过3000多元。

　　和长辈一番长谈后，我能为这座工厂的衰败找到很多理由，比如采取了错误的发展战略，始终主打中低端柴油机，错过了上线整车产品和中高端环保产品的好时机；再比如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流失，人们纷纷前往大城市谋生。

　　坦白讲，这场衰败里有着鸡毛蒜皮般的人为因素，也存在一些相对难以改变的力量。一如父亲所说的，厂里对工人所施行的“计件制”很难调动起人的积极性，销售人员更是“吃大锅饭”，业绩好坏收入基本一样。历史的倒影过长地留存在这个工厂，显然并不是一两个人的过错，而是一种集体的僵化。

　　再看看我的家乡，一座毫不起眼的县城，如今被列为贫困县，在周边市县里以“道路破烂”闻名，每平方米的房价却仍是一个熟练工人月收入的三倍五倍甚至更多。年轻人在这里的娱乐方式，除了逛超市、看电影，也就只有泡网吧——毕竟，我们甚至没有像样的商场和咖啡厅。我的母校，县城最好的高中，曾经在省里富有声望的“名校”，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培养出清华北大的学生。我的高中班主任春节时告诉我，县里经济不乐观，优秀的师资和生源都在被体面的地级市挖走。

　　在这样的形势下，纵使老工厂已然尽力开出富有诚意的工资，依旧难以留住技术人才。按照父亲的描述，年轻人会在厂里短暂地停留两三年，学成技术后就飞向远方。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个县城只能作为跳板。

　　“2012年，市面上还有75%的农用机械在用柴油机，两年过去，只有不到25%了。”按照父亲的想法，没有了体制和技术的优势，衰退早晚会来，但他并没想到改变会来得如此之快。如今，环保的压力终于切切实实地压在了这座年迈的工厂身上，诸多配套厂环评不过关，遭遇限制生产；又因为产品太过低端，实在没有利润去引进新的环保设备——最终，工厂开始陷入已有订单都难以完成的境地。

　　摒除感情来讲，低端产能被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两只手合力扼死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令我深思的是，在这小城乃至其他不起眼却广阔的地方，恐怕有不少工厂、不少人面临产业迭代的夹心境地。

　　就像我家楼下70后的两口子，丈夫在我父亲的工厂上班，月入千余元，妻子所在的化肥厂，据说前几年已经倒闭。他们如今有上小学的孩子，家里背着车贷和房贷，很大程度上靠父母接济。再比如我妈的一些朋友，尽管已经熬到退休，可因为企业效益太差，只能发下千元的退休金，不得不再出去谋一份职业。

　　我并不会因此过分悲观。将落后的产业淘汰是必然的趋势，身处其中的人遭遇裹挟也只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我也不会自大地得出什么“中年哀伤”“县城凋敝”之类的结论，看看楼下的两口子，一个开始兼职算命，另外一个做起了微商和美容生意。最普通的小人物总会尽力活下去，他们或许不需要怜悯。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改革提上重要日程后，我也并不知道这个伴随我长大，如今已成为落后产能的老工厂，是会凤凰涅槃，还是永远沉寂下去。普通人的命运难免随着大势流动，但能看清潮流方向的，终归是极少数人。在这一年又一年的爆竹声中，我目前唯一能清晰感受到的，是时代变迁带来的物是人非，以及历史长河中夹杂的不确定和无力感。

　　- 是空空荡荡 却嗡嗡作响 -

　　胡 宁

　　近十年里，这座东北四线城市曾在全国人民面前出过两次镜，只可惜都不是什么好事。一次是钢厂股权调整时闹出了人命，还有一次是被命名为“8·13北京三里屯砍人案”的著名案件，凶手是我的老乡。

　　其他时候，这里从未威名远播过。当地的火车能明白地显示出这里的生存节奏，K字头是这里最快的火车。有关高铁和动车的传说，如同许多当地经济提速的计划一样只闻其声。人们依旧以恒定的步子朝着不知道是不是时代方向的方向挪动着。除了生活，他们能做的并不多。

　　这些错综复杂的情绪在家乡的钢厂身上算是做了集合。钢厂最盛时有员工3万人，有自己全套的社会体系，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系统、医院、图书馆、大型商业广场、住宅区，近十万人的生活围着它转。钢厂所属的区距离市中心较远，但是一度让“市里”的人都向往着成为它的员工。钢厂人会骄傲地说，没有这个厂，就没有这个区。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在很多类似的工厂掀起“下岗潮”时，这家钢厂虽也改制，但是仍在享受着它最后的好时光。据钢厂的老员工说，一位总工程师提出上更先进的设备。这个提议事后看起来十分明智。这位总工程师嗅到了各大钢厂“上规模”的先机。只是可惜，当时的总经理否决了这个提议。

　　进入21世纪，一家民营企业布局收购和重组钢厂时，引爆了群体情绪。这家企业的总经理葬身于此。这件事引起过轩然大波，据说还被一些学者用来论述私营经济的“原罪”，并引发了关于捍卫国有经济的讨论。这次事件留下了许多谜题，比如民营企业是否与官员合谋变卖国有资产，血案是谁在背后做了推手，那些声称民营企业会让钢厂职工全都下岗的传言又是怎样发酵的。

　　那家民营企业在事发当天就用大喇叭宣布，永不进入这家钢厂。如今，同一个喇叭每天都念诵着厂内的日常事务。在高炉和密布的楼房里，还回荡着大机器时代垂垂老矣的轰鸣声。绕着这家钢厂，走上一圈还是要两个小时。但是它看起来是如此渺小落魄。

　　按照老员工的话说，这几年，厂里能走的人早走了。祖孙几代人都在钢厂效力的情况依然普遍，但是，能不来的，也都不来了。老人对这家钢厂充满感情，但这份感情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对黄金年代的美好回忆。

　　钢铁行业起起落落，但是这家钢厂命运多舛。在反腐败的高压之下，近几年有两位厂长自杀了。那些学校、医院、商场早就在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里被剥离。如今，钢厂的员工不足5000人。随着钢厂瘦身，还会进一步减少。最近几年，听说连本市医院里当临时工的小护士，都瞧不上钢厂人的工作了。

　　近两年，市里的人一窝蜂地在另一区域掀起了买房热潮。钢厂离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区域越发远了。当我在零下20摄氏度的寒风里站在山头望着这家钢厂的全貌时，想起了李宗盛的那句歌词：“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你可以为钢厂的衰落找上许多理由，也可以模仿网上的论调，大谈东北的“落后”。

　　钢厂某种程度上说是地区的缩影。“共和国的长子”的确落寞了。但是不知道从何时起，菲薄落寞的人，再使劲儿泼盆脏水，成了很多键盘侠的爱好。他们甚至能堂而皇之地喷出难听的语句，丝毫不感到有任何不妥。

　　走过家乡街头的时候，看到空空如也的创业中心我会忍不住笑，其中有点自嘲，有点悲凉。创业中心旁边是一片有名的菜市场。过年了，那里熙熙攘攘。再过一道桥，一片新区在崛起。只不过那里与创新创业无关，都是围绕着住宅和商区建设的。看到这些，我心里觉得释然不少。尽管这里无法在时代的风口成为弄潮儿，但是在生活里，这里的人也没落下。他们努力工作，努力休闲，事实上，他们从没有比其他地区的人多一分或少一分什么。面对生活，大家都一样。

　　过年期间读到的几篇文章让我觉得可笑。比如流传甚广的“东北没有互联网”，这里的确没有大型互联网企业，但是最新的互联网产品也已在每个人的手机里。互联网正结合这座不大的城市、不怎么密集的人口的实情，发育出它该有的样子。只要是一个稍有智力的人，都不会傻傻地以一个国家的首都或经济中心当作参照系，再来把这座小城黑得体无完肤吧？至于有人说，网络主播一半是东北人，这句话背后蕴藏的蠢劲儿我已经懒得指出。

　　我无非是想呼唤些许善意，在2018年伊始。因为无论是这家钢厂，这座小城，或是东北的兴衰起伏，都只是时代作出选择之后的结果罢了。那是无法抗拒的、杂糅了诸多天时地利人和的东西，随口说容易，说清楚却难。谁也不知道下次它会如何选择。谁也不知道今天风光的CBD是否有一天也会如同钢厂。不必急着赞同或反驳。无论时代的风向如何变换，努力生活的人值得被给予善意和尊重。他们左右不了什么，除了柴米油盐。

　　- 既没有跌 也没有涨 -

　　江 山

　　当我提出想去当地一个售楼中心“看一下”时，母亲以不可置信的语气反问：“你还想要买房子？”

　　经历了去年一场从浙江到江西的千里奔波后，她对于买房这件事早已“敬谢不敏”了。

　　那场买房的“风暴”起于去年3月北京出台限购新政策的“青萍之末”。每天守着电视看新闻的父母，也坐看全国各地楼市的躁动不安。

　　这一苗头早已显现。就在我们居住的浙江小城嘉善，因为有着毗邻上海的地理优势，房价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翻了两番，每平方米从四五千元直逼1.5万元，甚至比所属的地级市嘉兴的房价还要高。

　　当几年前高铁开通，来往上海的时间缩短至20分钟时，我们尚未预料到变化会如此快速地发生。最初，许多本地人乘着高铁去上海上班；再后来，一些在上海买不起房的外地人退而求其次来此定居；最近一种新潮流是，上海老人把房子留给儿女，纷纷来此处买房安享晚年。

　　“都是上海人炒高了房价”，不止一个人在抱怨，可好像受害者也不止当地人。高铁上的一位上海籍阿姨，心有余悸地对我这个陌生人说：“还好我买得早，不然现在都买不起了。”

　　“什么最升值？当然是房子了。” 当我把这些事当作家乡轶闻来讲，单位一位和父母年龄相近的同事听了却告诉我。因为对楼市有着长达数十年的观察和实践，她已经购置了好几套房子，成为了我们心目中“隐形的富豪”。

　　“在北京要买靠近中心的老房子，但在家一定要买新房子。”作为过来人，她劝我不要让父母的存款放在银行贬值，“用在刀刃上”。

　　说得我有些心慌，打电话回去，责怪父母思想老旧，没有把握住时机。还照搬一个段子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能穿越回过去，我一定要劝你们宁可贷款也要多买几套房子。”

　　母亲听了，也有些后悔莫及。两年前，她曾跟着同事交过定金，但是被极度风险规避者父亲制止了。她如今有些嗔怪地对我说：“如果你当时回家工作，不就买上了吗？”

　　不敢轻易买房的背后，他们更深的焦虑是养老问题。对于老家在江西、工作在浙江的他们而言，退休后是去是留，尚未可知。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更不切实际的愿望——在北京买套房养老。在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里，跟在儿女身边才足够安全。

　　好在确认“钱存在银行里只会贬值”的共识后，终于，母亲说动了父亲，因为想着江西房价还有更多上涨空间，决定去赣州看看房子。得知我们要回老家买房，亲戚们倒是兴奋，但也面露难色地说：“很多人都赚到钱回家买房，这里现在也在限购，能买的房子不多啦。不如带你们去几个外围的楼盘看看吧。”

　　去的第一个楼盘，号称“城市山谷人文院墅”，坐落在一座远离市区的山岙里。

　　我们和另外几户人家看完沙盘，坐上一辆电瓶车，沿着唯一一条修好的路上山。两旁是裸露的红土，刚刚运到的大树四仰八叉地倒在路边，还没栽进坑里。

　　开到一处凸起的高地，导购让我们下车，指着山脚下几个正方形大坑，自信地说，这是几期几期工程，“已经打好地基了”。

　　这时，有人指着不远处一栋三四层的自建小楼，问“这栋楼会不会挡光”。得到的回答是，“这户人家现在还未搬走，未来我们一定会谈好的。”语气轻松得仿佛像赶走一只苍蝇。

　　我小声地对母亲说，“别墅区都在山里，高层建在靠外围的公路旁，一定是为了挡噪音”。不料声音竟大了点，惊动了导购，她剜了我一眼，不作一声，却让我觉得心虚。

　　第二个楼盘相对让人觉得靠谱了许多，只打出了“江景房”和“精装修”的口号，单价比之前的那个楼盘贵了一两千。看样板房需要排队，100多平方米的家挤满了手牵着手的情侣、带着小孩的夫妻以及牵着狗的家庭。

　　我和母亲都对这个楼盘感到满意，但是导购领着我们到一块大牌子前，指着上面一堆表格说，“你们是外地人要注意一下限购范围，到时候拿号、开盘可以托人，但确认付款时需要本人到现场亲自确认”。再坐12个小时火车的旅途让母亲感到为难，可也不得不遵循这样一套流程。

　　回到浙江，她要购房的意图不知如何泄漏出去，被人介绍去本县新楼盘看房。尽管价格比江西的房价高出很多，但是导购不失时机地告诉她，“看在私人关系上，会给你一个优惠价格”，让她动了心。

　　这一次母亲终于准备出手了。光是把家中分散的积蓄取出，她就跑了一天，但是到了开盘那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

　　她气得声音都有些抖，“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原来就差临门一脚时，对方告诉她，只有全额付款才能享受优惠。她觉得受到了欺骗，要求退还之前打的5万元定金，却被对方告知不能退还。

　　我打电话给销售方，谴责他们不讲诚信。对方答应退还，却也不甘心地补充了一句，“我们看到两位老人也很犹豫，如今这房价肯定会继续涨，有时候还是要狠得下心。”

　　可是母亲早已疲于奔命，更害怕应付未来更多的变故，放弃了所有的买房计划，偃旗息鼓。她唉声叹气地说：“我们没有这个命，还是老老实实存钱，等着到时候你定下来了，在北京买一套。”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今年春节，买房仍是我们饭桌上的谈资：楼下一套空置许久的房子终于搬进了新的住户，但互相见面也不怎么打招呼，连姓什么都不知道；前几个月，父母帮一位退休老同事卖掉了房子，“又是上海人买的”；而一家伯伯却悄悄卖掉了自己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搬到上海早就买好的房子里，照顾在那里工作的儿子。

　　我突然觉得，钱钟书先生早就在70年前出版的《围城》里勘破了这层道理，“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只是在这一退一进中，没有多少资本好搏的我们就成了陪客和路人。

　　前几日，我们一家三口去了当地一个新修的公园游玩，远处就是那个楼盘。在白得晃眼的阳光照射下，新盖的高楼影影绰绰，背后衬托着的天空蓝得有些虚假，真像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那块巨大的幕布。

　　唯一让人安慰的是，这个楼盘既没有跌，但也没有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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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我恨假期太短 只够看你一眼》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8年02月28日 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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