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师寻路: 被资产抹去的“体面”

　　摄像头来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电砖刺耳的声音从隔壁房间里传来。“老师，他们在干吗！”一群孩子聚拢在孙倩身边，惊慌喊叫。孙倩知道，这是装摄像头的来了。今天一早她看到一群陌生人进了幼儿园，“在那比划着，这要安一个，那也要装。”

　　沿着北京的中轴线一直向南，穿过大红门，在和义南站下车，经过喧杂的街市、逼仄的小巷，一座三层小楼出现在尽头。紧闭的铁门边挂着一副银白色牌匾，金贝德，这是孙倩工作的地方。学校门前矗立着红砖烟囱，上世纪建造的五层小楼围绕其间。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数据显示，1978年北京市共有幼儿园5074所，多为机关单位、工厂等办理的幼儿园，以满足内部需求为主。到2016年，数量消减为1570所，民办幼儿园占据半壁江山。孙倩工作的金贝德，就是一家民办幼儿园，收费不高，每人每月2000元左右，学生主要是附近社区的孩子。

　　本科毕业后孙倩在这家幼儿园工作快4年了，平日也算舒心，但近来正筹划着换工作。这种徘徊很多次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但这次略有不同。

　　“不受尊重？怎么感觉到的，有人当你面说了？”

　　“不用别人说，你抬头看看满屋的摄像头就知道了，”她笑了笑。

　　其实，3年多前孙倩刚来的时候，这家幼儿园就有摄像头，只是数量不多，孙倩也没在意。但这次动静颇大的安装提醒了她，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布满摄像头的地方工作。

　　“一抬头到处都是摄像头，你明白那种感觉吧？就像你在写稿子，突然装了个摄像头对着你，高清的，写什么字看的一清二楚。”

　　红黄蓝事件过后，“摄像头浪潮”已经向幼儿园扑来。大量幼儿园增设摄像头，楼道、操场、教室、厨房、活动室、睡眠室、盥洗室全部受到监控。夜视摄像头、人工监控室相继出现，部分幼儿园监控实现了与警方联网。

　　信任正变得稀缺。

　　午饭时间到了，一位小朋友突然把米饭洒在桌子上，窜到了桌子下面玩。站到旁边的孙倩上前一步，但走到半路，她停了停。“那桌子很矮，我钻不进去，只能趴下把手伸进去拉。当时想，这个动作在摄像头的角度看，是不是会误解。”

　　这种奇妙时刻已经在更多幼儿园发生。正在一所“标杆性”公立幼儿园实习的首师大研究生李蓓，被教导如何在镜头下工作。“如果摸小孩子的头，你不能直接伸手，那样在镜头里看起来会像是在打他。你要这样，慢慢摸。” 李蓓缓慢的将右手转了一个大圈，最后慢慢落到眼前的杯子上，“就像这样。” 眼前的动作看起来像是被放慢的舞台剧，标准、无瑕疵，但缺少温度。

　　这影响有时也会荡漾到更大范围。11月的一个午后，幼儿老师葛兰在魏公村附近变更手机号码时，“对方问我什么职业，我说幼师，她就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一眼，当时就觉得好受伤。”返程的路上，葛兰一直在回想这个场景。

　　资本的味道

　　"知道我做幼儿园老师，他们很惊讶，觉得这个人脑子进水了吗，” 推杯换盏的聚会上，被“曝光”了身份的叶津闻常常成为焦点，众人眼中，她似乎开始“不务正业”。

　　诧异的目光透漏出心照不宣的“规则”，留美硕士、哈佛毕业的叶津闻应该从事一份体面的职业，比如投行、咨询。这道理叶津闻早已熟知，“你要是挣的多，人家就会对你特别好。”当她挎着一款名牌包走进商场，她觉得大家“对我特别好”，而当包包变成人字拖时，她也可以感到“她们都斜眼看我”。

　　这是市场的力量，现在它进了幼儿园。

　　一天早上，刚到幼儿园上班的葛兰被要求去门口“迎宾”。一位家长带孩子进门，让葛兰过来接书包，顺便把其他人的书包也提着，“特别冷漠，像保姆的感觉”。

　　“家长认为我给了你足够的钱，你就应该给我服务。”葛兰敏锐的感知背后是幼儿园的商业化。《2016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幼儿园23.98万所，其中，民办幼儿园就有15.42万所，比上年增加7827所，占据主导地位。

　　在部分幼儿园被抛向市场后，它们得到资本的青睐，也沾染了资本的味道。家长和幼儿老师之间，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开始凸显，彼此的情绪变得敏感。

　　入园不久，葛兰被叫去谈话，原因是她被消费者“投诉”了。

　　在这家位于海淀区的高端幼儿园，老师被要求每天拍摄一百张照片发送到微信群里，以便家长随时了解到孩子的状况。被投诉，是因为一位家长认为照片中自己孩子的镜头少了，觉得老师不够关注自己孩子。

　　此后，葛兰在上传照片之前需要算好每个孩子该有几张照片，不能少不能多，以免再被其他消费者 “投诉”。

　　天阳底下无新事，幼师的尴尬此前已在医生、律师等职业上出现。幼师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薪资体现价值

　　晚上7点40，忙完学校的彩排，孙倩裹着兔耳朵、大毛领的韩版羽绒服出现在我们面前。脖子上挂着施华洛世奇的吊坠，天猫售价1290，这几乎是她半个月的收入。本科毕业，月薪3千多，“月光公主”是她自嘲的口头禅。孙倩今年26岁，因为住在幼儿园集体宿舍，平时也是跟同事一起，还没有男朋友。这也许是她还能把这份工作坚持到现在的原因。

　　大量幼师的流失往往出现在她们开始组建家庭时。

　　“很多园长说可能春节过后她们就不再回来了，在老家找一个合适的就结婚了。”从哈佛大学取得儿童发展和心理学硕士后，孙梦在上海一家外企从事幼教产业。在对国内幼教产业的调查中，她突然觉的幼师有时像候鸟，无法停留。原因往往跟薪资直接相关，“工资很低，就赚三千块钱，也没职业发展规划，留不住人。”

　　在美国时，孙梦也曾经面临这样的抉择，因为特别喜欢孩子，也热爱教育，她在麻省做过一年K5教师（美国幼儿园和小学），后来选择了放弃。“之所以离开这个行业就是因为工资太低了，刨去税、保险，每个月我拿到手才两千多美金，租房子一千就没有了。”

　　“不是说这个事多难，而是我们根本吸引不到人去做这个事。”

　　按照2013年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全日制幼儿园的教职工与幼儿的比例需达1:5至1:7。然而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幼儿园教职工为381.8万人，师生比约为1:12，若要达到1:7的目标，需新增幼教职工248.8万人。

　　新鲜血液正在补充，但价高者得。

　　在北京，马上要从首师大毕业的研究生李蓓，最近正在面试，准备成为一名幼师。

　　“我们老师都说了，你做教育的，就不要想着能挣钱。每天都在幼儿园，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各种福利节假日也都挺好的。”

　　不过李蓓有自己清晰的职业规划，比如，私营幼儿园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我们是外地的，肯定要进公立园，可以解决户口和编制。”

　　“它会定期开展一些教研，评课，专家讲课，各种措施去促进这个教师成长。私立园一上来就让你干各种各样的活啊，对你的发展是不重视的。”

　　寻路

　　来京已经快四年的孙倩还没有熟悉北京，多数时间，她都要待在南四环外的这个社区。但留下的时间不多了，26岁的她不得不作出一些抉择，幼儿园租期马上要到期，能不能续约成功；是不是要回到河北老家；还做不做幼师。

　　这些问题离她越来越近。谈话的最后，一位路过的小朋友突然跑过来，隔着玻璃跟孙倩打招呼，“那是我之前带的学生，”此刻，忧虑似乎远离了她，尽管是短暂的。

　　葛兰准备结婚，男朋友是北京人，婚后不需要交房租、还房贷，“压力还好，所以可以坚持这份事业，希望做到50岁。”

　　孙梦最近在翻译一本儿童书籍，李蓓则全力冲刺，准备进入一所可以提供户口的公立幼儿园。

　　身在波士顿的叶津闻打算明年回国，继续从事幼师，“做幼儿老师对我来说是精神上很满足，希望带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幼儿教育理念回国。”

　　但她依然面临选择。因为女儿要回国做幼教，母亲去一些高端幼儿园询问薪资，答案并不乐观。父亲决定支持女儿，给予资金和信心，并建议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用考虑收入。

　　对“感谢父母”的叶津闻来说，艰难抉择被延后了，但更多的幼师将被这种不时泛起的阵痛所困扰。

　　（因采访对象要求，孙倩、葛兰、李蓓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