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金一南：以退让维稳保和平的时代已过去

　　问：在“国际生活武力化”的今天，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生存发展策略？军官及军队，又承担着怎样的任务呢？

　　答：“国际生活的武力化”，主要是“冷战”结束以来，一段时期和平发展甚嚣尘上，一看没什么事儿了，大家主要在科技领域、经济领域内竞争。就没想到会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一片混乱。而且每一次都是美国人率先出手。美苏两霸和平对峙的时期，反而比较平安。除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世界比较平安，没有什么大的战争。

　　结果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超独霸，反而生出了很多事情，“国际生活武力化”。因为美苏两霸期间，双方都节制。对方强大，对方就要报复，都不太好动手。结果苏联没有了，美国一超独大了，开始放心地使用武力，没有任何阻挡，当然现在美国也深陷泥潭。它给全世界带来问题，但是对中国最大的提醒是：我们要增强自己的力量，否则无法有效捍卫自己的利益。最大的转折点是1999年炸馆。

　　从苏联1991年解体之后，美国开始单方面使用武力，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大使馆被炸以前，还有1993年“银河号”事件。我们的“银河号”在公海被美国海军拦船检查，说我们有运往伊朗的化学战制剂。后来检查后，根本就没有，但在公海上把我们的货轮拦截，扣在沙特，强行检查，这是前所未有的，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中国的舆论导向， 1994 -1995年前后，以宋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人，发出了 “中国可以说不吗？”的声音。“银河号”事件给国内带来了很大的刺激。后来1999年的炸馆事件对中国也带来了很大的刺激。几个事件都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武力是不行的。

　　而在1999年美国炸中国大使馆的时候，我们长期疏于军备建设。在1999年炸馆之后，中国领导人率先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经济力、国防力、民族凝聚力，三“力”并进。过去讲求经济力，现在加上国防力和民族凝聚力。1999年炸馆之后,我们的高精武器装备工程启动，一直发展到今天。

　　1999年炸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转折，我们真正认识到了，一个国家，光有经济不行，还得有军事。就像一个人光胖不行，还得壮。胖是脂肪，壮是骨骼和肌肉。我们过去讲落后要挨打，体现在哪里？我们以为落后就是没钱，就是穷得被人欺负。后来才发现，富而不强最容易被人打，你又富，又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财富，不打你打谁，肯定打你。

　　英国人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英国记者李奥尔·卡克说：“这里有一个富裕的，愿意赔款但不愿意作战的帝国。”愿意赔款而不愿意打仗，这是多肥的一块肉啊。“钱多，人傻，速来。”最后结果就是灾难性的。

　　所以，近代以来我们最惨痛的教训就是：必须发展强大的武力，否则无法在这样一个“国际生活武力化”的国际社会立足。

　　问：《心胜3》中有一个重要的章节，是您对西路军这段历史的独家解读，其主要线索是当时中央领导与作战部队领导的电报往来。您对这段历史做出深入研究的初衷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重大的发现？

　　答：这个问题是军史上长期纠缠不休的问题，长期以来非常敏感，原来不容讨论，现在讨论起来大家都很激动，情绪化都很强。

　　有两个极端。过去我们过多地说是“张国焘的错误”导致西路军的覆亡。这一点在过去有些不够实事求是。因为西路军组建也好，都是中央有电报。包括发动“宁夏战役”，然后到西部接收武器，都是有中央的指令的。所以单独推到是“国焘路线的错误”是不对的。

　　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毛泽东的阴谋”。毛泽东置西路军于绝境，将部队打光，然后将张国焘弄下去，好获得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对这一点，海外舆论炒得很多。我们国内有些人也接受过了这一点，包括一些来自西路军的四方面的同志，他们有一些人也觉得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说真正的历史要隔代写？当代人写不清楚，当代人的感情因素纠结在里边，跳不出来。包括西路军很多负责人最后都没有把问题讲清楚，都有这个问题。

　　当时的密电直接牵连到叶帅，牵扯到徐帅，牵扯到好几个帅，众多的领导者都牵扯在里面，这个问题就非常敏感，我们怎么还原这段真实的历史？所以必须讲清楚，不讲清楚怎么能让人信服？

　　但我认为，今天我们的材料已经足够了，我们不要期待以后能讲清楚，今天的材料我们完全可以讲清楚，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心理。

　　所以，我觉得你要公平公正的在心里看，整个西路军的过程，既不是单独的“国焘路线的错误”导致西路军覆亡，也不是“毛泽东的阴谋”。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大量引用当时的电报，你看当时的那个情况，红军本来就是各个山头，四方面军本来毛主席就指挥不动，然后形成了过河。过河就没想到会提前过河，过河了那么多的部队，而且过河之后，它还有很大的自主权。

　　当时，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共同发动“宁夏战役”，到宁夏去接收武器，四方面军单独过去以后，当时不仅张国焘个人，四方面军当时的领导层，也是想要在西部搞根据地，说是我们完全是中央意志，我们没有自己意志，这也不对。陕北明显不能养活那么多军队，一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也在那，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四方面军部分同志想到西部发展，这是有情可原。但你要想往西部发展，在西部建根据地，完全推到中央的身上也是不对的。所以这里边也有问题。

　　而且最后我们过河的部队，我们讲了“马匪”的残暴，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我们过河的部队比马匪的人数多，马匪装备很差，但他们是骑兵，他们机动性很强，但其装备并不比红军强。我们在过多强调马匪的战斗力的时候，秦基伟都曾讲过：西路军本身指挥是有问题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要全力以赴救西路军，当时甘肃省的国民党省长于学忠，东北军的军长，就让在甘肃河西走廊，让于学忠与马匪协调，然后让西路军回来。中央在解救西路军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力量，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想的就是把西路军置于绝境。

　　我们可以说，最后西路军的惨重损失，毛泽东作为领导者，对张国焘做了明确的批判，可以说他利用了这个形势，但不是他造成了这个形势，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我们今天还原这个历史的时候，我要秉持历史的公正性。两种阴谋论，第一：张国焘的阴谋。第二：毛泽东的阴谋。我说这都不对。我们应该力图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不要那么多情绪化的，不要让情绪化淹没理智。

　　今天站在理智的层面上，我们来分析西路军怎么导致失败的？在指挥过程中，中央有责任，四方面军也有责任，毛泽东也有责任，张国焘也有责任。而在这个责任中，有多大程度是置红军将士于不顾？没有这样的责任，包括毛泽东也没有这样的责任。最后那几个电报，毛泽东周恩来强烈要求，能救出来多少救出多少，一定要尽力去救出来，根本不像我们今天有些人所想的。

　　我今天花了很大力气写的这一篇，这是军史上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而且谈起来，很多人都会感情很激动。因为很多人的父辈都陷在里边了，我的父辈没有陷在里面，我可以站在一个比较超脱的位置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也能从一个比较公正的位置看这段历史。共产党历史是一个胜利史，这个胜利史不是通过阴谋胜利的，而是通过政策，如果说搞阴谋，老蒋的手段才厉害，又是用金钱又是用武力的。

　　我们为什么能获得胜利？西路军那么惨重的失败，共产党最后还是获得胜利，西路军留下的人最后还跑到延安去。这是一个共产党的感召力的问题。从这点我们来看，西路军的失败，其实是工农红军的一次最为重大的损失，而这损失中有很多的教训。这些教训，我们今天都没有很好地总结，我力图把它很好地总结出来，对我们今后也是有利的。怎么完成各山头的平衡，对于我们今天，一个大国怎么完成各方面力量的平衡，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这是一个西北舞台上，多方力量的博弈。共产党、国民党、苏联、日本，都夹在里面，夹入了重大的“西安事变”，来回纵横捭阖，各方力量都在调整。西路军有段时间来回拉锯，经历了三次拉锯，就因为西安事变的影响。最后我们把它拉回来了，东北军要求西路军赶紧过来，这些都是因为当时形势的问题，而不是说，而不是说我们故意陷西路军于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