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留守儿童，不过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非常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童年时，由于父母在外地工作，他从小在大连农村的姥姥家长大。

　　姥姥很疼爱他，袁晨野并不觉得生活在农村与城市有什么区别。后来，他回到父母身边上学，但只要学校一放寒暑假，他假期第一天就会动身回农村。

　　袁晨野在调研时发现，大部分留守儿童不缺乏物质的东西，少的是陪伴，有的孩子从个头上看已经像个大人了，“但是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这些孩子内心很敏感。”

　　2016年年底，国家有关部门公布我国不满十六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其中，由（外）祖父母监护的805万人，占89.3%；由亲戚朋友监护的30万人，占3.3%；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31万人，占3.4％。还有36万农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占4％。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他调研后发现，留守儿童现象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事实上，有的年轻父母并不是非要外出打工不可，其中有些人是单纯为了逃避农村生活，就把孩子留给老人。

　　王名就遇到过这样的年轻父母，当问及为什么要生孩子时，他们回答“是父母要求的”。这些年轻人认为，这种情况下把孩子留给老人抚养是理所应当的，他们自己要去城里享受小两口的生活。

　　“有一部分留守儿童并不是贫困所致，是他们父母自私造成的。”王名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年轻父母的家庭责任观念非常淡薄，再加上农村思想文化无法有效地实现供给，很多人不愿意待在农村。

　　有研究者指出，父母的冷漠才是留守儿童最大的悲哀，社会上很多人热心地帮助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但是敌不过父母的冷漠。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孙晓梅建议，在小学、中学和大学中设立家庭学科，提高人们的家庭意识和家庭管理能力。

　　但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父母已经开始注意到陪伴的重要性。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农科院研究员姚建民常年在田间地头跑，他观察到农村里的留守儿童正在变少，不少孩子都随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

　　张大龙是四川公益组织“爱有戏”的资深社工，他根据直观经验判断，全省作为随迁子女与父母生活在城里的孩子人数已经超过了留守儿童的数量。

　　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他表示，除了爷爷奶奶、老师和同辈之间的交流，留守儿童很难从父母那里获得有效的引导。因此，社会组织在介入的时候，可以从更多维度考虑这一问题，比如可以开展类似乡村阅读教育之类的活动。

　　“有时候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不是钱的事情，这些孩子更需要陪伴。”张大龙说。

　　全国人大代表铁飞燕也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她特别看重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发挥的作用。铁飞燕建议，不妨为留守儿童建立成长档案，包括居住环境、监护人、家庭收入、学习情况、个性表现等，给留守儿童状况“画像”。然后，把这些精准的数据开放给社会组织。

　　“有了精准的数据，社会组织就可以实现精准地帮扶。”她认为。

　　当被问及共青团基层组织该如何做时，铁飞燕说：“不一定要有政策才做，一些人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等、靠、要上，留守儿童的问题需要大量吸纳社工一起参与，实现社会的共治。”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王名提出建议，政府是儿童福利政策的制定者，要确保儿童的基本福利特别是安全、受教育权得到保障。他进一步提出，也可以让社会组织招聘村民，来落实关爱留守儿童的服务，但在这之前要进行培训，服务过程中要接受第三方的评估。

　　王名说：“‘童伴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试点，在四川省7市10县100个村开展的试点项目实施过程中，县级职能部门与群团组织联席会议的作用是避免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行政格局，各成员单位结合自身职能通力协作。”

　　根据他的观察，各级共青团组织有自身优势，“凭借其吸纳了大量年轻优秀干部所展现出的工作灵活性与能动性，牵头建立了儿童福利递送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共治机制，有效提高了涉及儿童福利递送的行政效率。”

　　“目前我国保障儿童相关权益的制度安排散见于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儿童社会政策碎片化，这使得贫困地区需要建立职能部门与社会组织联席会议来解决问题，但这终究只是一种基层行为，不能常态化、固定化。”王名呼吁，“儿童福利法”如果能颁布，就可以统合、规范和健全现有法律法规，更有利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

　　中青在线北京3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