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回归伊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到了10月下旬，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大获全胜”的国际炒家开始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地区，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由此，香港政府打响了金融保卫战。
这场保卫战的胜负不只关系到香港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也关系到“九五”时期中国内地的发展。
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1997年8月，香港恒生指数从高位下滑，到月底已跌去2000余点，进入10月后，更是急转直下。10月23日，恒生指数下跌10.4%，恐慌情绪开始蔓延。
在此之前，风暴已经扫过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菲律宾、韩国等地，这场金融危机从东南亚国家开始，向东亚地区蔓延。
拥有自由开放型市场的香港地区，在当时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汇率的稳定性。
和阻击泰铢等其他货币不同，做空者阻击港币不是单一的通过直接大量购买港币，抛售再低价买进的策略，而是在抛售港币的同时，趁着香港政府为稳定港币提高利率之机，与银行签订远期合同，待远期汇率降低后，购回远期合同。投机者再转回股票市场，套取港币，在货币市场上抛售。待股市下跌后，回购股票获取暴利。
这场金融危机也波及中国内地。外贸行业最先感知到冷暖。1997年11月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者魏加宁陪同自己的老师、经济学家吴敬琏，一起到海南和广东调研，了解到一些企业的出口贸易受损严重。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3天后，吴敬琏和魏加宁撰写了《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启示和对策》，上报国务院领导，后公开发表在《改革》杂志上。
艰难的取舍
面对国内的外贸危机，有学者建议适当降低人民币汇率，以缓解国内进出口贸易的下滑。
但中央政府的态度却非常坚定——稳定信心，人民币不贬值。外汇的稳定，就是一堵防火墙。不仅关乎内地的金融安全，也关乎亚洲信心。这堵墙不能倒！
据魏加宁回忆，当时政府考虑到国内市场的压力和可能造成的就业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98年3、4月份，中国建立了大量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中心”。吴敬琏向有关领导建议发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以便承接国企失业员工。随后，政府加强了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贷款。后来，政府还赋予了民营企业出口自主权，从供给侧解决出口面临的问题。
1997年12月中旬，东盟-中国、日本、韩国（“9+3”）和东盟-中国（“9+1”）首脑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当时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讨论金融危机。
“那时，东亚各国也都想看看中国是什么态度。”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认为，尽管各国在对抗金融危机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要稳定经济，先要稳定人心。
据陆百甫回忆，那次会议上，中国向世界表明了主张：中国不以邻为壑，尽管外贸出现下滑，但不采取竞争性汇率贬值措施；中国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不能否认亚洲价值观的优点和东亚各国开放发展路线的正确性。更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与东亚各国共渡难关，中国决定拿出一部分外汇支援有关国家稳定外汇市场。这显示了大国的担当和风范。
对于香港的困境，中央政府更是明确要支持香港联系汇率制不变，随时向香港专送外汇。
香港金融“保卫战”
1997年7月中旬至1998年8月，国际金融炒家三度阻击港元，在汇市、股市和期指市场同时采取行动。他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合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币利率急升，恒生指数暴跌，从中获取暴利。
1998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投入庞大资金，准备全力反击。28日是香港股市8月份恒生期货指数的结算日，特区政府与炒家爆发了大决战。特区政府顶住了国际金融炒家空前的抛售压力，毅然全数买进，独立支撑托盘，最终挽救了股市，有力地捍卫了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障了香港经济安全与稳定。
据媒体报道，在与国际炒家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派出了两名央行副行长到香港，要求香港的所有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成为香港战胜金融风暴袭击的坚强后盾。
香港金融保卫战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在1998年1月底，香港官方外币资产为981亿美元，同期，中央政府的外汇储备为1404.86亿美元，两者相加近2400亿美元。
当时的一项民调显示，75%的港人支持政府的干预行动。魏加宁评价香港政府的举措，认为香港总体上是一个自由市场，但当时香港面临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波动，而是一次重大的危机管理，“非常之时必须采取非常手段。”
这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在亚洲持续了两三年，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陷入萧条。而香港地区则较快地从危机中走了出来。中国内地受到的影响相当有限。正像有经济学家分析的，当时外汇的稳定就是一堵“防火墙”，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管理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稳汇率和外汇市场秩序。而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也显示了大国的责任、智慧与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