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烦心事摆上两会议政桌

　　几乎就在一瞬间，代表委员们从宏观政策、晦涩的数字、专业的名词里抬起头来，忽然“吐槽”起择校难、上幼儿园难、道路堵、看病难。“话匣子”被打开，那些困扰老百姓的烦心事，在两会的议政桌上引起了共鸣。

　　“您和家人遇到过挂号难的问题吗？”一场公开的新闻发布会刚刚结束，媒体记者向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发问。他停下脚步，坦诚地说：“遇到过”。

　　黄洁夫讲述了自己遇到的“挂号难”。他的女儿曾带着孩子到北京一家儿童医院看病，4个小时还没有挂上号。后来，女儿急哭了，对他说：“老百姓看病真是难啊！”

　　对大多数人而言，难事儿不止看病这一项。

　　入园难有没有解决办法

　　“一提到入园难，我身边的青年教师就开始挠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感慨，“这些难题谁没有经历过呢？”

　　幼儿园入园难几乎是教育系统给家长上的第一课。

　　河北省邢台市副市长史书娥紧紧盯着这个问题。作为当地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她常常被亲戚朋友问：究竟为何入园难？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两会期间，她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加强优质普惠学前教育机构建设的建议。在这份建议中，她如此描述入园难——

　　由于收费低、师资队伍稳定、管理与教学质量有保障，每到招生季，各公办幼儿园就会门庭若市，出现“入公办优质幼儿园难、入民办幼儿园贵”的现象。公办幼儿园招生公平问题成为热点。

　　她建议，推行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是当前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其一就是要加大财政投入，建设数量足够的公办幼儿园，这一点对旧城区来说有些难度。在她看来，对一些城市新区来说，要落实新区规划和小区配建要求，不断加大新建、扩建幼儿园力度，进一步优化区域内幼儿园整体布局，扩大幼儿园规模总量，缓解新一轮幼儿入园矛盾，真正实现“以公办园为主、以公办教师为主、以财政投入为主”的要求。

　　史书娥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深化学前教育体制改革。在小组讨论会上，她对其他代表说：“现在最难的，就是普惠性民办园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太多。”

　　她说，必须扫除这些障碍，以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为重点，探索建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激励机制，引导和鼓励更多民办幼儿园办成普惠性民办园。

　　努力缩小公办学校间差距

　　在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看来，“天价学区房”的出现问题并不在于“择校”行为本身。

　　去年年底，教育部表示正在考虑推行“多校划片”。也就是说，一个小区对应多个小学、初中，让买了学区房的家庭不确定到底能上哪个学校，以此为学区房降温。

　　“‘多校划片’表面上看起来可以让那些买学区房的人占不到便宜，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朱永新说，“最关键的还是，政府要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也就是说，不同的学区位置和房价可能不一样，但是办学的条件应该基本相同，办学的水平也应该基本相同。”

　　这些年来，为了推进教育公平，有的地方推行了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有的地方鼓励“名校”在不同的区域设分校。在朱永新看来，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

　　“现在政府在努力打造教育集团。一些名校旗下管理着许多家学校，但是大家选来选去，最后还是要本校、中心校。这就是说，在一个教育集团内部，依然存在差距。”朱永新认为，政府的任务应该是，在保持学校之间适当差异化的同时，要努力做到让公办学校的差距变小。”

　　“关键是政府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朱永新委员说，为此他提出了几条大胆的路径设想，核心就是，尝试对那些实力特别强的学校进行改造。

　　第一种路径是，将这些实力超群的公办学校打造成特色化、精英化的学校，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学生，与国家的人才战略相对接。在这方面，韩国已有设立“科学高中”等特色高中的先行经验。

　　第二种路径是，以“公办民营”的方式运营那些“名校”。“既然这些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教学资源，那么就应该按照市场价格，实行高收费。再将这部分高收费的收入，补贴给其他实力薄弱的学校。”

　　第三种路径是，将那些优秀师资力量过于集中的学校的师资稀释出来，将教师和校长资源重新配置。“当然，那些好学校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政府就应该公平地配置公共资源。”朱永新说。

　　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教育上

　　在3月9日上午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上，有媒体直接把择校问题抛给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刘长铭。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刘长铭坦言，“但是今天躲不过去了。”

　　在记者会上，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是我，我不会这么做”。

　　这句话引起了现场的骚动，大家都期待这位校长的看法。

　　他认为“择校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是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后，对品位、质量、精神文化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也给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刘长铭解释，他会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改善家庭教育的品质上，包括带孩子参加各种活动，开拓兴趣，保护个性，磨炼孩子的意志等。

　　刘长铭做教育工作已经40年了，他说：“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跟大家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改进家庭教育上。”

　　最大愿望是小学生步行上学

　　全国政协委员、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傅建荣对一个名字很熟悉：胡衡华。这位现任长沙市市长说过一句话：“我的最大愿望是让小学生步行上学。”

　　起初，傅建荣很纳闷，一个市长为何如此关心小学生上学呢，学校有没有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校车，路上是否安全，大人有没有时间接送，会不会耽误工作，开车接送还是骑车接送，这些问题到底该家长管还是市长管？

　　一次北京出行的经历，让傅建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天他和朋友在北京，通常只需要15分钟的路程用了50分钟，险些误了事。原本他以为遇到了交通事故，结果发现堵点是一所小学的门前，几十辆接送孩子的汽车足足占了3条机动车道和自行车道。现场虽有警察，但也无能为力，不仅不能处罚这些违章停车的家长，还得帮他们快点离开。

　　每天往返两次接送孩子让家长苦不堪言，既劳累又影响工作。傅建荣了解到，很多人每天最发愁的事就是接送孩子：早上要早起，送了孩子再去上班，遇上堵车就只能迟到；下午4点多再去学校接，耽误了工作，领导不高兴，自己也心存愧疚。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今年两会期间，傅建荣再次讲起这个故事。他只有一个想法，即胡衡华的那句话——让小学生步行上学。

　　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112.8万人，其中小学生82.9万人。傅建荣根据这些公开的数据算了一下，就算有一半的小学生需要接送，42万名家长，42万辆车每天四趟在道路上穿梭，除了增加拥堵、耽误时间外，还大大增加了机动车尾气污染。

　　他说，如果按照国家规定，城市500米内有小学，1000米内有中学，孩子可以步行上学，不用开车，其结果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一个孩子凝聚着几代人的希望，孩子安全了，孩子教好了，孩子不辛苦了，比什么都重要。”

　　本报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