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自称“社恐”的年轻人，进了邻居群

在这一段上海封控期中，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自己邻居的名字。

像所有人一样，我们小区早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邻居群，但互相之间还是宛如陌生人一样，除了孩子的玩伴，不说在线下没有交往，连名字都不知道。在群里万一有沟通的必要，往往都是这样的：“603的邻居您好，我是503的，您家小孩的声音能不能小一些？”

更不要说，很多以“社恐”自居的年轻人，连邻居群都不屑于进，有事进群，无事退群。

在以往，上海人喜欢将这种邻居间的陌生感整合进一种更宏大的城市叙事中：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和分寸感是现代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每个家庭关上门都是一个世界。

这当然说得没错，相比前现代的“熟人社会”，现代城市文明本就是一种“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以礼相待与互不干扰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随着“宅文化”的兴起，“陌生人社会”的说法被推向极致，“社恐”成为了一种时尚，同事、同学，特别是邻居之间的冷漠被视作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以至于，没有人情味成为了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城设”之一。

但在这次疫情中，至少在邻居的层面上，大城市人“没有人情味”的说法可能要被证伪了。

无论是小区团购，还是邻居间的互助，在这段时间成为了上海人在封控中的暖意来源。

这几周，我大概加了十几个邻居的微信，也知道了很多人的名字，包括一些家长里短：谁家人口特别多，谁家喜欢吃啥，谁家老公搬货时力气特别大……

我这几天甚至觉得，对于一个社区的融洽度而言，有一些家长里短可能也是必要的，至少说明互相之间“有兴趣了解对方”，也是一种邻里亲密度的象征。这与现代人的边界感和分寸感未必天然对立。

所谓共同体，除了共同的荣辱感之外，有互相了解的欲望可能也是共同体可以维系的前提之一。

我昨晚睡前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最近看得最多的群竟然是几个各具功能的邻居群。这让我有些震惊，我可是自诩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啊：不仅是潜水，我竟然还经常发言；不仅是在团购问题上发言，小区群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各种公共议题，我经常自以为高明地“这个问题我来说几点”，试图给出几点“指导意见”。

但发言的“代价”是，当我和老婆在饭桌上拿这最近掌握的邻居八卦来调侃时——这是封控期间为数不多的快乐来源，我是一个所谓作家的“秘密”也被邻居知道了，成为了邻居调侃的对象。

前两天，一个团长在发表“团购感言”时，专门爱特我感谢了我的“仗义执言”，我一下就兴奋地拿着手机向老婆炫耀，“你看到了么”，兴奋程度堪比我的新书被某位师长表扬了。

我竟然就这样成为了一名沉溺于小区群的知识分子，我不是应该去关心天下大事，关心国际局势么？

但很可惜，都这样上蹿下跳了，我还是没能成为一名小区的KOL（意见领袖），我倾心佩服的团长们才是。

继断舍离之后，来一个源自日本的亚文化——宅文化，在封控期间的上海也遭到了某种意义的颠覆。

这段时间，可能每个小区都有几个突然露头求助的宅男。很多宅男在家里囤了各种方便食品，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快乐地与电脑度过了一周之后，才发现没吃的了，然后才人生第一次加入了他们这辈子以为都不会加入的邻居群，一加入就“缺乏社交技巧”但一点也不矫情地求助。他们的诉求往往是：有没有不需要进厨房，直接可以吃的东西？

让我没想到的是，据说宅男们的求助信息往往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很多女性（以老阿姨为主）纷纷献出爱心，甚至把物资送到门口。

在这样一种奇妙的场域里，“宅文化”竟然就被“邻里文化”果断收编了，没有任何传说中的“文明冲突”。

这让我想到，现代城市文明除了边界感之外，不同人群之间的共容、合作与理解同样重要。甚至，边界感的成立也是建立在此种理解之上的。

城市不应该是一个原子社会，但他可以容纳那种不想与其他原子交往的原子。

项飚在《十三邀》里曾对对许知远感叹“附近”的消失。他说：“个人的意义与尊严的出路不在于个人，一定在于关系。没有一个天然的个人尊严，没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你一定要建构出附近，重新去想这个关系，建构出关系。”

这段话我并不尽然同意，但在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范畴中，“附近”的意义在与于，提醒我们重新思考和界定个人与邻居，城市文明与邻里关系的关系。

在这段时间，上海人不都在“建构附近”么？

现代城市文明、宅文化、邻里关系，并非如我们之前所想的那样互不相容，人情味也未必是前现代社会的“遗存”，这次经历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邻居之间可以有一个新的连接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不是前现代整日家长里短的“熟人社会”，也不是所谓的冷漠现代都市。

上海疫情消散之后，邻居群和邻里关系自然不会再有这段“非常时期”这么热络，但我知道了“你的名字”，也知道了邻里关系所蕴含的巨大可能性：这是一种深具弹性的关系，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以亲密示人，但在需要的时候，它还可以像这次疫情中一样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