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文物当医生是一种什么体验？

记兰州大学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团队

平沙莽莽，驼铃悠悠。在大漠丝绸之路上，兰州大学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文保中心”）的成员已循着汉使张骞的足迹，在平原与戈壁间辗转奔走近二十年。

近二十年来，这支由兰州大学和敦煌研究院共建的文保中心团队排除万难，悉心照料着久经历史沉浮的古遗址（历代长城、佛寺遗址、古城址等）、石窟寺、古代壁画、岩画、古墓葬等岩土质不可移动文物，让它们得以在历史长河中继续诉说古老的文明和故事。

缘起：使命与担当

走近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谌文武的办公室，门口的金色牌匾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写着“兰州大学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初看这匾，还有点摸不清头脑，“文保中心为什么不在历史学院而在工学院呢？”带着小小的疑惑，记者走进了谌文武的办公室。当记者提出进门前的疑惑后，谌文武便打开话匣，将文保中心成立的缘起娓娓道来。

1993年前后，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丝绸之路沿线岩土质文物逐渐揭开神秘面纱，因自然环境的恶劣，这些文物正在逐渐消失，亟待拯救。以张明泉、韩文峰教授为主的兰大前辈们义无反顾地参与到敦煌研究院文物抢险的工作中，从此也结下了兰大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不解之缘。

在不断的研究和探索中，地质工程系凝练出地质工程与岩土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相结合的交叉研究方向。“在西北地区，不可移动文物主要是由土和石建造而成的，要想对其进行保护，单靠历史考古学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对土和石有相当的研究才能进行修缮和加固，而这正是我们擅长的。”谌文武说道。

1999年，在地质系任教的谌文武无意间看到电视上一则报道古长城正在迅速消失的新闻，他被深深触动，“看到我们的祖先造出来的城墙出现裂缝、倒塌，确实觉得很可惜！”也是在这一年，在前期文物保护工作开展的基础上，地质工程专业开始招收文物保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王旭东（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谌文武成为兰大地质工程专业文物保护方向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2003年，文保中心成立，中心主任由王旭东、谌文武担任。该中心的宗旨是在高校与研究院所共同联合、相互合作、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建立具有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文物保护研究基地，这是当时国内高校中第一个关于文物保护的研究中心。

2005年，经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钱七虎院士举荐，成立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古遗址保护与加固工程专业委员会。

2009年敦煌研究院联合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兰州大学、浙江大学申请成立了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目前文化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2年顺利通过验收，并获得优秀。

在近二十年的上下求索中，文保中心在岩土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研究、实践与高水平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当问及做了哪些文物的保护工作时，谌文武如数家珍，“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承担了大量岩土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加固勘察、设计与规划项目，包括明长城、甘肃敦煌莫高窟、宁夏银川西夏王陵、新疆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青海柳湾遗址等，其中交河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和克孜尔尕哈石窟抢险加固工程等项目先后入选全国十佳文物保护/维修工程。”

2009年在柏孜克里克石窟

探访战国秦长城

西夏王陵

“

我们的工作就是给文物看病

从给文物面诊、听诊，到做检查、确诊，再到配药、手术，到最后复诊。每接手一处文物，文保中心成员便要对它的病害类型及发育情况、病害形成机理、加固材料、保护工艺等进行一次系统研究，在保护工程完成之后，每隔一定年份还要前往现场对其保护效果进行持续性评估。

青海境内的明长城总长332千米，是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汇地带，气候多变，地质环境复杂，遗址毁损严重。2008年，文保中心团队受青海省文物局委托，负责对青海明长城遗址进行抢险加固。面对受自然和人为环境影响而遭到严重破坏的长城遗址，文保中心成员们的首要任务便是研究病害，寻找病因，进行环境对长城破坏机理研究。

通过对长城赋存环境和病害的调查,文保中心成员认识到明长城土遗址主要发育的病害有片状剥离、冲沟、掏蚀、坍塌、裂隙。由于高寒阴湿，较大的昼夜温差、强烈的蒸发、集中性降雨等作用成为造成长城破坏的重要因素。

只摸清文物的病害机理还远远不够，他们还要对症下药，选取加固材料，设计保护工艺。事实上，对岩土质文物的保护修缮主要依赖于灌浆材料。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文物工作者在考古工作中使用的灌浆材料主要以国外引进为主。但进口材料价格较高，大批引进导致文物保护工作负担过重。在21世纪初，敦煌研究院先后研制出目前国内干旱半干旱地区土遗址保护工作中使用最广泛的PS系列材料和烧料礓石材料。文保中心也研发了环境友好、耐候性强的SH系列保护加固材料。

为了更大程度地做好保护加固工作，团队在分析遗址土体基本物理性质的基础上，开展室内模拟试验，基于强度、耐久性、兼容性等指标，优选出最佳配比的土遗址加固材料。

在对长城土体的物理性质进行研究后,文保中心成员用SH材料对其原状土和重塑土样进行加固,结果发现：经过SH材料加固后,原状土和重塑土的强度都能得到明显的提高,由此得出结论：SH材料是长城土体加固的理想材料。

药配好后，文保中心成员还要对“手术”的每一个细节进行精细化设计，其中包括不同地方使用的SH浓度、灌浆时加入的土块尺寸、灌浆压力等等。灌浆后，长城外貌会有改变, 工作人员还需对加固区进行作旧处理。到这一步，对文物的整体修缮工作就基本完成了。

但保护工作并没有结束，文保中心成员还要定期对文物进行复诊。2008年到2020年，文保中心成员对青海明长城进行多次评估。“每到一个时间节点，我们都要亲自去现场，不仅评估之前的保护效果，还要检测是否存在新的病害，对每一处文物的保护都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谌文武介绍道。

在这条保护文物的漫长道路上，除了克服野外恶劣的天气、险峻的地形，文保中心成员还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丰富认识，“虽然很多文物已经存在了一千年甚至几千年，但人类对它的认识却桎梏于当下有限的历史资料。正因为此，文物蕴含的重要信息很容易丢失。”谌文武说，“有的土遗址墙面看起来普普通通，但通过无损检测设备勘探，墙面上的文物信息就显现出来，若在修缮之前未了解相关知识，保护就很可能变成破坏。”为了保护文物，他们往往需要与其他专业的专家学者交流合作，尽可能多地了解修缮对象及其“前世今生”。

寒来暑往，他们未曾停歇过救治文物的脚步，在古丝绸之路上，在干旱半干旱环境下，“医治”着一座又一座岩土质不可移动文物。SH材料也广泛应用于西北干旱地区土遗址加固保护，在青海、甘肃、新疆、宁夏等地开展了大量现场实验及工程实践。截至2020年底，文保中心共计承担岩土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加固项目70余项，产值近4000万元，研发的锚固技术、支顶技术、防风化技术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未来，团队对土遗址的保护研究将转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用更全面的技术和知识留住古人的智慧结晶和他们留下的痕迹。“对土遗址的研究现在还处于一个弱势阶段，要把全部的信息展示给后人，还要下很多功夫，做各学科的交叉。”谌文武说。

团队赴尼泊尔考察

缘聚：团队与师承

志同而气合，气合而事成。在一次次的野外考察中，文保中心成员共同迎接挑战，共同克服困难，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回忆野外考察的经历，来自安徽的2020级博士生贾博博说：“作为一个来自平原地区的姑娘，刚开始出野外爬山真的很害怕，师兄师弟们就拉着我爬，爬的多了，就也习惯了。”

在外出差学习的机会愈多，文保成员间感情愈深厚，对文物的认知愈深入，职业认同感也愈生发得强烈。“出野外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件事去努力，就像战友一样，而且我们做的这件事本身很有意义，它使得我们沉淀的感情也是正向的，积极的。” 2020级硕士生张忆宁如是说道。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这样相互协作、共同成长的团队背后，是作为文保中心引头人的谌文武以豁达的性格、严谨的态度、敢闯敢干的精神和淡泊名利的情怀影响着一代代的年轻学子。

谈起与谌老师一起的踏勘经历时，贾博博笑着说：“踏勘的整个过程都比较欢乐，谌老师特别善于讲故事，他经常叉着腰站在遗址面前跟我们讲 ‘这是怎么修缮的，是什么病害，应该怎么发育’等等，一讲就是半天。而且有时候没讲够，回到酒店，我们还会把房间墙壁当作简易幕布，打开投影仪，继续开讲”。也正是这个过程中，贾博博被谌老师心无旁骛、专注治学的态度深深感染。

前几年，文物保护还是个较为冷门的研究方向，申报项目时，有的项目资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批复下来。但文物抢修注重时效，谌文武经常是自己先垫补资金，开展调查工作。“有的文物，比如甘肃的战国秦长城，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如果不及时抢修，下次去就不一定能看到了。” 

“谌老师是真的很喜欢做文物保护，他在这个领域坚持深耕二十多年，作为学生，我们打心眼里敬佩。”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2009届博士生郭青林说道。

正是因为团队十余年来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不管是在校的学生，还是已经毕业的学生，谌文武都时时记挂在心上。2004年，正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郭青林接到了谌老师的电话，“电话里，老师建议我考硕士，因为都已经毕业很多年了，老师还记挂着，就很感动，印象也很深刻。”听取了老师的建议，在本科毕业五年后，郭青林于2004年重返兰大攻读在职硕士、博士学位。“谌老师对我们个人的成长是非常关心的，他很细心，经常能关注到我们成长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敦煌研究院现在有几个年轻人也正在老师门下读硕士、博士。”

近二十年来，兰大文保中心团队不断发展壮大，走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研究员、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郭青林研究员、敦煌研究院人事处处长赵林毅研究员、敦煌研究院保护所副所长于宗仁研究员和裴强强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孙满利教授和沈云霞副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邵明申副研究员、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梁涛研究员、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逢睿、大足石刻研究院杨涛副研究员、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岩土质文物保护专业负责人戴鹏飞博士、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张景科教授……他们都在文物保护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有力支撑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当谈到敦煌研究院与兰大的合作时， 郭青林表示：“兰大的胡杨精神与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精神非常契合，合作起来有‘双剑合璧’之势，可以说是建立了一种典范式的院校合作模式，而且队伍建设对我们来说是头等大事，谌老师确实是花了很大的心思来帮我们做这件事。” 

“

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向前，需要一

代代人去延续文物的生命

今年是在敦煌研究院就职的2018级在职博士生王彦武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当问及坚持的动力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最核心的一定是热爱”。

“热爱由何产生呢？”

“我想它源于硕士期间谌老师对我们的学术训练和培养，这让我对文物保护有了最初的认知，后来随着工作的深入，认知不断加深，也就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做文物保护，是需要情怀的”，2020年博士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的王南说。王南在参与的多项文保保护工程实践过程中，了解到文物系统工作环境较为艰苦，且人才紧缺， “但老一辈却毫无怨言，艰苦探索，始终坚守在第一线。”老一辈人的精神感染着他，也更坚定了他做文物保护研究的决心。

“保护土遗址，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文化本身，也是保护我们的历史。” 每次站在遗址前，张忆宁都会思索它千年前的样子。“通过古遗址，我们看到时间的力量，曾经的繁华之城，在时间里，湮没于荒滩杂草之中。也正是因为古遗址，我们探源中华文明有迹可循，它见证了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与文化。”

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今人与古人对话的媒介。如莫高窟壁画不仅蕴含佛教思想的传播，更有着古人生活场景的记录，这不仅对于研究古代的生活、科技、农业、建筑，有着巨大的价值，而且对今人培植文化自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整个社会对文物保护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现在不仅是成年人，很多小孩也都有了保护文物的意识。”贾博博介绍道，“有时，我们在对遗址墙体进行三维扫描的时候，为了定点会在遗址附近布置一些靶标，就会有一些小朋友跑过来问我们这些靶标以及仪器设备的用途。”

缘续：机遇与展望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文物工作重要指示中这样强调保护文物古迹的重要意义。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期间，走进甘肃千年莫高窟，登上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在那里提出“保护好我们的国粹”“讲好敦煌故事”,同时他也要求：“文物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独特的自身规律。保护是基础，必须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研究是核心，要加强多学科交叉，吸引更广大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保护研究”。

2020年5月，习近平到山西云冈石窟进行考察。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文物保护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中始终有着沉甸甸的分量。这也给多年来服务古遗址保护的兰大文保中心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2020年11月，国办发布四十一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 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对新时代石窟寺的保护利用提出了详细具体的意见。 其中，在完善人才教育培养体系这一环节中，要求“2022年底前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初步建立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专门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谈起四十一号文件，谌文武掩饰不住地自豪，“兰大能够作为国家点名的三所高校之一，这足以说明这些年我们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受到国家认可的。 ”

国家对文物保护的一系列支持接踵而来，兰州大学文保工作者的路也愈走愈宽。2021年兰州大学成立了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希望在古遗址、石窟寺和古代壁画保护方面，充分发挥联合团队在国内的领先优势，勇于挑战、敢于担当、敢为人先，为“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做出应有的贡献。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谌文武的带领下，团队岩土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口径不断拓宽，他们不仅做陆上丝绸之路上的文物保护，还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漳州东溪窑、浙江上林湖越窑遗址抢救性保护工程项目。此外，他们也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即将参与敦煌研究院承担的“吉尔吉斯斯坦土遗址保护项目”。

“我们将秉持互相尊重，互学互鉴，取长补短的原则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合作，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这条古交通要塞，定会重现昔日之光辉。”郭青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