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复旦英烈家属追忆至亲
4月2日
复旦烈士雕塑和纪念广场
在复旦相辉堂东侧落成揭幕
部分烈士家属出席
共同见证这个
意义非凡的历史时刻
清明时节
让我们通过家属们的讲述
重温复旦英烈们的热血往事
姚名达：一代名师捐躯沙场，爱国教授正气长存
在雕塑左侧的姓名墙上，铭刻着一个显眼的名字：姚名达，他是“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教书育人的复旦教授、捐躯国难的赤子志士，两个纯粹的为人民服务的身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高度统一。
“我父亲遇到日寇以后，立马决定占领制高点和日本人决一死战。你们知道我父亲殉国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姚名达烈士的儿子姚果源应邀参加了落成仪式，结束后，他来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历史学系师生中间，向后人讲起那段沉痛而又壮丽的往事。
“他说：‘有枪的跟我上！’刚喊完这句话，一个日本兵就开枪杀害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1925年7月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拜梁启超为导师，他对史学史、目录学颇有建树，他的代表作《中国目录学史》，这是一部能够站在现代学术的立场，对中国古代的目录及目录学给予全面的、科学性总结的著作”，抛开烈士的身份，姚果源为我们勾勒出一位有担当的学者形象，他不拘泥于象牙塔的学问，更重视一位学者的现实关怀，“他也很重视社会文化，1933年父亲和黄心勉在上海办起了《女子月刊》，拿来做喊醒妇女的播音机。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
“1937年8月，日本人七七事变之后，我父亲和母亲将他们订婚的戒指寄送给《大公报》捐献出来，并呼吁全国妇女将饰物捐赠给国家，以增加抗战实力，他希望用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一场关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打断了姚名达的学术梦，“1942年5月，日本军队发动浙赣会战，战火再次延烧到了江西境内，父亲后来就去了江西的抗日前线，最终在抗日战场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长大成人的姚果源，知道了他的父亲是一个怎样伟大的人，在工作之余，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用作父亲资料的收集和父亲精神的传承，他将父亲的精神凝练成两句话：“为文化一意向前创造，为国难不怕流血牺牲”，还完成了《浩气壮山河》、《姚名达文集》这两部重要的著作。
这一次，他也将详细记录父亲学术和革命活动的图书分别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档案馆，希望姚名达烈士的精神可以继续在他执教的校园长存。
“今天可以再给展览册添一页了，复旦大学也为父亲树立了纪念碑”，说到这里，姚果源欣慰地笑了，“父亲是为了祖国牺牲的，我们新一辈人一定要秉承他们的遗志继续奋斗！”
费巩：为人大气、光明磊落，无惧个人安危
费巩，出身江苏吴江名门，1923年考入复旦大学，因不满国内政治腐败，决心攻读政治。26岁毅然从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回国，着手研究中国政治制度。执教浙江大学期间，支持进步学生的救亡运动，提倡民主治校。1944年2月起连续撰文和演讲，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1945年，他在前往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讲学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英年40岁。
追忆父亲费巩，费莹如表示，1945年父亲失踪时，自己年仅十岁，对父亲印象较浅，直到一个契机，她打开尘封多年的父亲日记本，才了解了父亲的工作，也明白了为什么父亲会招致反动势力的迫害。
“父亲身为无党派人士，做了很多党员不方便做的事，而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表示支持与理解。至于父亲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做，我认为应该有以下几点：首先，我父亲是很爱国的，他从国外学成归来，想用自己所学为祖国做贡献；其次，他为人大气、光明磊落，根本不考虑个人安危，当时好多人劝他小心一点，低调一点，这些在他的日记里都可以看到，但是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事，没什么好担心的；再次，他对反动派势力的认识有点理想化了，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群众基础正是党所需要的，而这，也恰恰引起了反动派的担忧。总之，我认为他做出了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伟大抉择。”费莹如说。
费莹如坦言，很高兴父亲的故事有人愿意倾听，她相信，目前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都是父亲所乐见的，她说，自己身为党员，始终遵循党的纲领，也始终理解父亲的主张，“它们都指向一个理想——希望中国繁荣富强。”
王水：精神不死，青年典范
对于宋少杰来说，4月2日尤为特别，因为他的父亲王水烈士，正是在71年前的4月2日，光荣牺牲。
王水，原名甘传昌，浙江宣平人，出生于1929年5月，1947年秋，考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大学求学期间，他利用所学专业，参加了《复旦新闻》的采编工作。也就在此时，他深深地意识到了国家所处的危难与困境，以及自己所应肩负起的历史使命，踊跃参与学生运动。
1948年底，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应变”的口号，目的是动迁物资、迁校迁厂，以应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进攻。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把复旦大学迁往台湾的企图，联络成立了“复旦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号召广大师生员工“储粮应变”，护校拒迁，迎接解放，并组织了全校的纠察大队以保护学校。王水因坚定、勇敢、机智，得到了组织的信任，虽然他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被委以学校防护大队大队长的重任。此后他便常常和队员一起，彻夜在校园内巡逻，保护师生安全，保护学校财产设备。通过他及全体“复旦人”的不懈努力，国民党当局迁校的企图最终没能得逞。
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学校认为王水继续留在学校风险太大，应立即转移。于是，经由老师陈望道先生介绍，王水联系上了浙江金华当地的地下党组织，那里也正需要像他这样的新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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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传昌（王水）的记者证
于是在1949年4月，他回到了家乡，并被吸收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六支队，加入了新路南出版社，当了军队报纸《新路南报》的编辑，转战在永康、金华、武义等地山区，后又参与筹建新华社金华支社和《金华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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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传昌（王水）的通行证
通过这几次办报和办社的经历，王水积累起了较全面的采、通、编的经验，真正从一个新闻系科班毕业的学生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记者。
1950年初，省委决定选调一些经受过考验的基层新闻工作者到省报工作，王水被选调到浙江日报社。4月1日，金华地委把调动决定通知东阳县委，县委通知了王水本人。2日，王水逐个村地交代相应的工作。正当他夜晚到一个村子里找干部的途中，遭到10多名土匪偷袭。面对顽匪，王水拔枪反击，不幸被土匪射出的罪恶子弹击中头部，倒在他挚爱的土地上。
金华地委、专署机关追认王水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于4月13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陈望道先生也送来了题为“精神不死”的挽联。1950年5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授予王水烈士称号。
高汝河：春风化雨润学子，异国他乡斗歹徒
高汝河，1950年12月生于山东临清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诚实正直、乐于助人，中学时代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1968年4月中学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步兵565团及北京警卫四师服役。他不怕艰苦，表现突出，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班长、排长等职。1970年12月高汝河被选送至复旦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学习。
在复旦读书期间，高汝河把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带到学校。学习上刻苦努力，成绩优秀；政治上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计较个人得失，勇挑重担；生活上总是以春天般的温暖关心和帮助他人。
大学毕业后，高汝河脱下军装，留校成了一名人民教师。为了上好课，他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常常备课到深夜，细心揣摩，精益求精。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撰写科研论文和做俄语笔译，留下数十万字的译著、论文手稿等，已出版的有《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九、十集）、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概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五、七卷）等。在高汝河的不懈努力下，他的俄语专业水平提高很快，先后被评为助教、讲师、副教授。
高汝河长期从事学生工作，历任学生辅导员、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党总支副书记等职。他十分注重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感染、教育每一个学生。每年新生入学时，他总是主动上前嘘寒问暖，亲自帮学生们打扫寝室、整理房间。蹬着黄鱼车为学生们搬运行李，忙得满头大汗。
“他特别喜欢跟学生交流。逢年过节时，我们觉得学生们都远离家乡，到辅导员家里来能让他们感觉到家的温暖。所以，什么时候学生都可以来，他们也都很愿意来。虽然我要操劳一点，但是家里很热闹。” 高汝河的爱人于化芬回忆。
学生工作他一干就是12年，先后4次获得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特等奖、一等奖，3次被评为校学生优秀政工干部，2次荣获校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994年11月，高汝河借调到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办事处任代表，除干好本职工作外，搬运货物等苦活、累活他也抢着干，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同时，他还惦记着系里的学生工作，在给外文系学工组的信中写道：“最近系里情况怎样？希望学工组诸位同行相互支持、共同配合，为系总支、为系学生工作多尽一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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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汝河家人接受采访
1995年2月，办事处领导回国期间，由高汝河负责办事处的工作。2月27日晚10时许，高汝河下班回宿舍的路上，突然遭到持枪歹徒袭击，在这关键时刻，高汝河同志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至死不交公司大门的钥匙，在与歹徒的搏斗中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故，不幸于28日23时牺牲，年仅4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