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一本诗化小说？
月光走了，她没有再回头。萧朗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发着呆，如同经历了一场似真非真的梦境，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悲伤淹没了。
萧朗百感交集。
在小说《游吟诗人咖啡馆》的最后，王斌用这种方式结局。月光始终是一个谜，似乎是真实人物，又似乎是一次幻觉。
可能很少有人能读完这本小说吧。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将萧朗、远乔、娇娇这些人凑齐——他们都不食人间烟火，关注灵魂多于关注生计，却能在都市中体面地活着，还能在咖啡馆肆意浪费时间。
对萧朗式的生活，王斌是熟悉的。过去15年，他一直如此，写了7本小说，很少被人关注，在《游吟诗人咖啡馆》结尾，他署上“于北京博雅居”，但“博雅居”是远远谈不上“博”的蜗居，从它到其他地方，王斌经常要挤公交车。
萧朗、远乔这种文青还值得关注吗？这么少的故事量，如何能撑起一部长篇小说？在充满误会、缺乏诗意的现代都市中，为何要写一本诗化小说呢？
确实，《游吟诗人咖啡馆》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安德烈·纪德的《田园交响曲》，或者是约翰·班维尔的小说，但王斌的目光更远。所谓游吟诗人，是兴盛于11世纪至13世纪末的游唱诗人，他们将十字军的尚武精神与骑士风度融合在音乐中，他们不是流浪汉，大多出身于贵族，他们咏唱，只为挽留一份正在消逝的精神之贵。
王斌要用《游吟诗人咖啡馆》来宣告：“中国小说亟待找到回家的路。”
到图书馆工作，改变了我的命运
北青艺评：在您身上，有很多标签，如青年批评家、编剧、小说家等，还参过军、干过漂染工、当过图书管理员，曾与张艺谋多次合作，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王斌：我生在福州，8岁时随父母到了江西南昌，上中学时，不喜欢数理化，考不上学，整天坐在教室里索然无味，就自己读书。15岁时，我当兵去了福建，20岁退伍，回到南昌。先后在漂染厂、内衣厂、无线电装配厂当工人。
1976年后，社会回归正轨，感觉终于冲出雾霾，看到了阳光。那一阵子，我每天都在读书，和一些回城的老知青聊天。每天从江西省图书馆门口经过，但自惭形秽，一直不敢进去。
一天在路上，听到有人喊我名字，从侧脸看，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当时正上大学，已经快毕业了。想到自己只是个工人，感到很自卑，所以我装没听见，骑车就跑。他喊声越大，我骑得越快。最后，他还是追上了我。他知道我从小爱读书，而他的妈妈正在省图书馆负责，闲聊中，他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工作。
我当然愿意了。第二天，他就带我去见他母亲，他母亲和我聊完后，评价还好，就把我调到了省图书馆，这是我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我写了一篇文学评论，评黑马文学的，投给《人民日报》，据说引起编辑部内部争论，不少编辑认为文章的思想倾向有问题，不应发表，感谢当时文艺部副主任缪俊杰老师，他力荐此文。
在报社安排下，我到了北京，用一个通宵的时间把文章改完，然后就坐火车回南昌了，还没到南昌，稿就发表了。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在当时南昌可是件大事，那么多大学教授都做不到，一下就轰动了。这是我的第一块敲门砖。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文坛上算是有了一点知名度，和孙甘露、莫言他们都有往来。
与张艺谋的合作，纯属偶然
北青艺评：您又是如何与张艺谋合作的呢？
王斌：我离开江西省图书馆后，去了河北，在《文论报》（后改名《青年评论家》）干了一段时间，不久后离开。青年电影制片厂知道后，把我借调了过去。
1989年6月12日，作家刘恒给我打电话，说新片《菊豆》的讨论会，能不能参与一下？我说上午有事，下午一定去。所谓“上午有事”，因为评论家李陀飞美国，我得去机场送他。送走李陀后，我赶了过去，张艺谋作为导演也在场。在会上，我提了一些具体意见，谈完就散了。此后去张艺谋的剧组探过班，和他吃过饭，但彼此交流很少，更没提过合作的事。
突然有一天，张艺谋不经意地对我说，能不能把一本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我立刻说行。当时我辞职了，没工作，正想找点活儿干。那本小说就是王朔的《我是你爸爸》，姜文也在场，张艺谋认为，只有姜文能演这部戏的主角。
剧本改好后，姜文临时有事，演不了了，张艺谋便把本子给放弃了。可剧组已搭好班子，不能说撤就撤啊，张艺谋问我，还有什么可拍的吗？我此前多次向他推荐余华，当时推荐的是另一篇小说，张艺谋觉得还好，让我去和余华联系。
在余华家，我问他有什么最新作品，恰好当时《收获》准备刊发他的新作，他正在看清样。我问余华：“这个能拍电影吗？”他说：“拍不了。”这就是后来的《活着》。
只看小说文本，确实拍不了，但张艺谋就有这个格局，包括《红高粱》，只看文本，也是拍不成电影的。可以说，没有张艺谋，就没有电影《活着》，所以在最终署名时，第一编剧是张艺谋，第二编剧是全体主创。
对于电影《活着》的拍摄过程，后来出现了很多种说法，但我是当事人。
从那时开始，我和张艺谋合作了16年，即1990年到2006年，我先后写过《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剧本，策划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出现了观念差异。
北青艺评：您说的观念差异，具体指什么？
王斌：不说大家也知道，从《英雄》开始，拉开了中国商业大片的大幕，从业人员收入倍增，但曾经的氛围改变了。拍完《满城尽带黄金甲》后，看片会上，我一开始什么也不想说，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一个曾拍出《红高粱》《活着》的导演，怎么会拍出这样的影片？不应该反思吗？
我觉得再说下去，就要伤感情了，毕竟十多年的朋友，不能因为观念差异，影响友谊，所以我就淡出了张艺谋的团队。
故事量少，是为了挑选读者
北青艺评：电影编剧的收入应该比较高吧？自己放弃了，不觉得可惜吗？
王斌：首先，您说收入高，那是后来的事，别看我编了那么多剧本，得到的稿酬很少。其次，我从少年时便想当作家，有了一点空间和自由后，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和写作。我这个人对生活要求不高，不是特殊情况不打车，吃饭只去最便宜的餐厅，我不想“卖惨”，不想说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总之大大低于你的想象。
我可能是最早一批自由撰稿人，从2006年到现在，我已出版11本书，今年还会出版3本随笔集。
北青艺评：写书这点钱，能养活自己吗？
王斌：写作和钱没关系，它的过程让我特别快乐。我是写作不考虑发表的作者了，所以才能写出《游吟诗人咖啡馆》这样的好书。
北青艺评：作为读者，我的看法也许让您不快，您不觉得这部小说的故事量太少吗？
王斌：人类历史上所有好小说的共同特点，就是纯粹。19世纪后，严肃小说已经不再追求什么故事量了，因为小说已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再取悦大众，而是更多转向自我表述，努力呈现个人化思考。
作为编剧，我当然知道怎么讨好观众，设置一个圈套，一环套一环，然后一个反转，接着另一个反转，这就是所谓的故事性。可这种东西只能提供生理性快感，没有思想，也没有精神，无法走入观众内心，不能帮助他们通过观看，逐渐认识自我，甚至不能提供理性快感。
故事量少，因为我刻意与普通读者拉开距离，他们看后会感到茫然，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只有读了《游吟诗人咖啡馆》之后，能陷入更深思考的读者，才真正读懂了它。作为写作者，我在内心中也设定了读者的标准，那就是有一定思考能力、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年轻人。
最好的小说一定是诗化的
北青艺评：在读这本书前，我原本期待它会延续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风格，多一些文本实验，没想到又回到传统的写实主义，您不觉得遗憾吗？
王斌：上世纪80年代时，许多作家对传统写实主义非常不屑，只读先锋小说，越离经叛道，得到的掌声就越多，其实那时的很多先锋作品是伪现代，是借前卫的名头浑水摸鱼。这些作品并没在精神追问上离经叛道，只是在形式上标新立异，其真正追求的是时尚。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精神故乡是古希腊戏剧，经过这些年折腾，我们该回家了，那就是古希腊戏剧所提倡的，人物，人物，还是人物，把人性作为核心主题。在文本探索之后，我发现，如今很多作家根本不会写人。
古典文学的基本话语是：世界背后是美好的，值得我们去追寻。现代主义的基本话语是：这世界怎么了。我的看法是，绝大多数现代主义创作真正完成经典化的，只有福克纳、米兰·昆德拉等少数作家。而国内的现代主义往往沉浸于游戏感，成了“无聊狗血+口号式台词”，完全没有现代主义写作的精神，没有那种骨子里的反叛。
北青艺评：《游吟诗人咖啡馆》采取了诗化小说的写法，会不会有的读者觉得太老土？
王斌：最好的小说一定是诗化的，因为小说本身就有诗性，几乎所有经典之作都如此。我并没刻意诗化，而是诗意植根在我的心里，转化成文字而已。诗化是追求不来的，只能自然天成。
小说只能展现作家自己的人生
北青艺评：写实主义有一套严格的创作方法论，《游吟诗人咖啡馆》的构思时间多长，您是否曾深入生活、体验生活？
王斌：我已经写了7部小说了，都是先有一个大感觉，然后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得多了，作家自然会变得成熟，一下笔，人物就是活的，不用刻意地去体验生活。其实，每部小说展现的只能是作家自己的人生。
北青艺评：可《游吟诗人咖啡馆》的主角都是90后，比您小很多。
王斌：确实，90后和老一代区别很大，但我依然可以理解他们，我写的就是我。
比如在主角萧朗身上，就有浓重的我的影子，他是理想主义者，虽屡遭现实戏弄，依然能以幽默的方式来回应，他不屑于做不光明正大的事，他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理解。
至于女主角远乔，则是一个标准的现代人，不再那么相信爱，更多靠直觉和感觉，观念相对开放，但在感觉上绝不妥协。再如娇娇，依然相信爱情，但一次偶然，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情爱观，她是已经接受了传统爱情，又主动跑了出来。
不论是远乔，还是娇娇，都有一种冷静，能置身于生活之外去看，她们是我虚构出来的，但许多90后的读者看后，认为我写的就是她。
北青艺评：您不觉得萧朗有点装么？
王斌：我知道你的想法，人们都不再相信崇高理想，任何美好品质，如今都可以被解释成装。我不关心政治，可一次进朋友圈，发现竟然有这么多川粉，其中很多人还是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因为他们喜欢“不装”，让我震惊。
越是这样的时代，我就越觉得有塑造萧朗的必要。时代拒绝了他，他也在拒绝时代，他走在自我孤独的路上，从不乞求别人。我觉得，萧朗是一只现代的、会思考的虱子，不断行走，走在他思想的轨迹上。在今天中国，一定还有许多像萧朗这样的人，而萧朗将打动他们的心弦。
我倒觉得，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萧朗装。
上世纪末，王朔小说风靡一时，其意义不在文学上，从文本看，他的作品很粗糙，他的意义在社会学上，是对当时一些虚伪现象的反抗。在造句中，王朔故意把意识形态语言套入具体生活场景中，引人发笑。可问题是，在消解过度意识形态话语同时，王朔小说也消解了崇高。负面影响是，很多人把一切文化都视为荒诞，这种意识与国际上的反精英主义形成合唱，他们觉得流里流气就是实诚。体现在写作上，他们特别喜欢意识流，只能记录人类浅层的心理流动，永远达不到真正的思考深度。甚至许多获奖作家都如此，一是不会写故事，二是写到三分之一，就成了强弩之末，剩下的只能挤牙膏，成了毫无生活质感、不生动的“获奖文学”。
纳博科夫只是二三流作家
北青艺评：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说，上世纪俄罗斯什么都不是世界第一，唯有小说是世界第一，当俄罗斯小说渲染崇高时，可能也预约了俄罗斯后来的苦难。崇高毕竟是建构出来的，是不是也应对它有所警惕？
王斌：许多翻译作品的质量差，所以我很少看，您说的这些我没读到过，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印证了我对纳博科夫的评价是对的。我不喜欢《洛丽塔》，也不喜欢纳博科夫的其他作品，我认为他是二三流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俄罗斯作家的那种沉重感。
我不同意他所暗示的，俄罗斯经典作家的思想导致俄国苦难命运，不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列夫·托尔斯泰，都曾遭到沙皇迫害，而沙皇迫害他们的理由，恰恰因为他们作品中的崇高感。崇高是超民族、超体制的，也是反抗沙皇暴政的力量。而沙皇们并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
我觉得，如果不知道超验是什么，就不要轻易去否定，而是要给信仰留出一点空间。
人是被语言塑造的，我们说出的每个字，都带有背后的语义，只要我们使用语言，就要接受它的塑造。
北青艺评：纳博科夫一生在用小说抵抗这种宏大逻辑，但他的作品还是很有趣的，不是吗？
王斌：后现代艺术的荒谬，就在于这种有趣。音乐没有主题，叫无调性，把小便池放到美术馆，叫装置艺术。杜尚的创作有观念价值，但没有艺术价值。真正成功的后现代艺术家究竟有几个？有多少创作，能和永恒的古典艺术比？大多数后现代作者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不认真、不阅读，是所谓的空心人。
进入写作，就必须塑造人物，没有这个能力与力量，刻意碎片化，通过拼贴、平面化等，消解深刻。这种小说还需要作家来写吗？没上过学的小朋友也会写，这样创作实在太容易了。我是没兴趣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