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未来｜我在流动儿童生活馆当馆长
澎湃新闻 王煜 制图
2013年10月底，孩子不满三周岁，我们第一次路过“在城长”儿童生活馆，一进去我女儿就被生活馆环境吸引，好像就是为她准备的空间，毫不客气开始玩玩具、翻图书，还天真地问我：“妈妈这里是幼儿园吗”，我们第一次来，就待到了馆内下班时间才回家。
之后近三个月时间，气温日渐降低，我们每天都来生活馆，女儿一直拿绘本让我给讲，别的孩子也来听。一开始我是小心翼翼的，担心别的家庭嫌弃我讲的不好。为什么会担心别人嫌弃呢？因为一直以来因为自己是外地人，漂在北京，总觉得别人家的条件都比我家强，我家肯定是最差的。没孩子之前，每天忙着做生意，对周围的人也没有深入了解，顶多见面打个招呼而已，感觉别人的故事和我也没关系，好像自己和北京这个城市也没太大关系。
2020年9月15日，常青藤官园生活馆举办了社区儿童脸谱绘画活动。张绣时 图
记不清哪天自己就成了生活馆的志愿者，从此再来生活馆，好像变得有点忙了，需要辅导孩子们写作业，还要整理图书，管理图书借阅，偶尔还要帮助准备活动材料和教学用品。与儿童的交流多了，才发现社区里原来有这么多和我家孩子一样的流动儿童，他们的性格、爱好、见识、家庭各不相同，原以为每个孩子都是天使，是父母的宝贝，他们都在有爱的家庭氛围下成长，而实事并非如此。
当时官园儿童生活馆周边有好几家批发市场，还有有名的车公庄早市。生活馆里很多孩子的家庭都是做小生意，家长们大都从事买菜卖水果或者流动早市摊贩等工作，一年到头，除了春节，其它时间几乎都在工作，全年无休也十分正常。家长们忙于打工，孩子只是随同父母一起生活，虽然同吃同住，但很难说有时间精力陪孩子，对于辅导孩子写作业、带孩子去趟公园、与孩子聊聊天或者一起读个睡前故事等这些简单的亲子互动几乎都没有。
2014年底，我从志愿者变成了常青藤官园生活馆的全职工作人员。生活馆的同事给我的感觉是随和、放松、自由、尊重，鼓励提出不同意见，工作氛围是我原来未曾感受过的。女儿也成了生活馆的资深小会员和向导，只要有儿童来馆，她都积极的找小伙伴搭话，与小伙伴分享玩具，见面很快就像是相识已久的好友。在社区儿童生活馆，孩子放学后能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作业，还能交到朋友，还有系列兴趣活动可以参与，每天都过得很充实。看着我女儿和其他孩子的成长，我的世界也开始发生变化，好像打开了了解周围社区的一扇窗。
在社区儿童生活馆，作为流动儿童的妈妈，一开始我是参与者和受益者。来到儿童馆工作之后，我从妈妈变成老师，从和孩子的点点滴滴接触中，我逐渐感受“陪伴” 对孩子成长的意义，并领悟到从事这份工作对自己和家庭的价值。
苗苗的胆小和无处安放的眼神，引起我的关注
当时生活馆室内地面铺有软地垫，走到门口的苗苗不敢进来，不愿意脱鞋，其他小朋友也起哄说苗苗不洗脚有脚臭，都有拒绝她进来的意思，多事的男生还说她成绩不好，大舌头，说话不清楚。看到眼前的这幕，不自觉地想靠近这个“被嫌弃的孩子”，更想让她和其他孩子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我在门口劝说了好久，她才放下顾虑。我用电水壶烧了一壶热水，倒在平时浇花的盆里，让苗苗在厕所洗过脚后，再带她进来，我将她带到靠墙的位置写作业。
在之后的日子，我们很快就将地垫撤掉了，孩子们都穿鞋进来，苗苗依然每天独自来生活馆，尽管还有一丝怯生，脸上终于露出了浅浅的微笑，当小朋友在室内扎堆玩耍时，玩热了会脱外套，只有苗苗，捂到满头大汗，还是坚持要穿着外套，当小朋友们在室外尽兴地来回奔跑时，苗苗只是慢半拍的小步跑，始终放不开。
苗苗初来生活馆，刚读三年级，老家在安徽芜湖；哥哥比她大两岁，一家人住在北京二环内的小胡同内。爸爸送快递，妈妈经营一间小卖店，卖点蔬菜和日用品，小卖店就一间屋子，前面卖货，后面一家人起居生活。我第一次去家访，苗苗妈妈以为生活馆也是培训机构，认为不可能有免费提供辅导和参加活动这样的好事，“你们愿意辅导就辅导，她愿意去就去，和我没关系，要交钱了可别找我”——这是原话。
除此之外，家访发现，苗苗妈妈总是习惯性地说苗苗很笨，而且将原因归因于自己怀苗苗的时候吃了太多毛鸡蛋，还说苗苗比哥哥笨，哥哥也跟着说妹妹很笨。哥哥叫宝宝，兄妹俩人都经常来生活馆，苗苗总是说：“宝宝是重要的，我是不重要的”。
作业辅导让我走近苗苗
缘于苗苗家长和她身边小伙伴对她的差评，我想从课业辅导上帮助苗苗，让她的成绩提高一点，改变一部分人对她的评价。相处时间长了，我逐渐发现：苗苗除了学习有困难，还缺少基本的照顾自己的生活常识；苗苗说话就像从电视剧学来的语言，特别不自然，也很不自信；别的孩子基本都是和班上同学或小伙伴一起来生活馆，苗苗总是独来独往。
当时生活馆负责作业辅导的是大学生志愿者，苗苗短时间内很难和志愿者敞开心扉，她有难题了还是找我解答，通过半学期的陪伴，她的成绩的确有了明显提高，从曾经不及格到偶尔考个八九十分，她从内心认为只要努力也可以考个好成绩。常来生活馆的小朋友在看到苗苗的考试成绩转好后，也渐渐改变了对她的看法，逐渐接纳了和苗苗一起游戏。苗苗内心的喜悦很快就传递到脸上，她终于可以放松地围坐在孩子堆里玩耍，没有显得那么胆怯了。
苗苗开始有更多参与
我陪苗苗写作业，苗苗完成作业后，经常带我的女儿一起玩，她们俩在一起时最喜欢画画，于是我鼓励她参加美术小组，刚开始她也是拒绝的，一直否定自己，说自己画不好，不想参加，怕同学们笑她。我的孩子也帮着拉她一起参加美术小组，就这样她坚持了三学期，每当生活馆的宣传栏换新的美术作品时，都会用二到三幅苗苗的作品。年底联欢晚会，作品展示也特意挑选了苗苗的画作，同伴们看到苗苗的画作参加展示了，都惊讶地追问苗苗，胆小的她也不敢接话，但红红的脸蛋露出开心的笑。
生活馆的外出活动，需要大的孩子帮着照看小的，让她当组长，她怎么也不肯。我试着让她当了几次物资保管员，慢慢地苗苗才接受当小组长，一路上照顾年龄尚小的孩子可谨慎了，表现得特别有耐心。我每次活动总结时都会表扬苗苗组长的付出，终于在小小孩子面前，苗苗开始表现出自如和自信了。
如蜗牛的触角，慢慢地展开
在生活馆，多数孩子都会吵闹，我们在维持秩序时，苗苗总是会主动安静，似乎是在体谅老师；当别的孩子没带橡皮，没有带作文纸时，苗苗一定会积极借出自己的文具，与小伙伴们分享。每天晚上苗苗离开生活馆，都没有家长接，我会和我女儿一起送她回去；当我们收拾生活馆玩具、整理图书、打扫卫生的时候，她总是主动帮老师一起整理。苗苗慢慢交到了三两好朋友，周末她们也会相约来生活馆玩或写作业或画画。
苗苗五年级的时候，学校自然实践课程组织孩子们养蚕，苗苗也养了一小盒。放学后苗苗带着她的蚕宝宝来生活馆告诉我：老师，等我的蚕宝宝长大，它们都会吐丝的，如果结的丝足够多，我送给你做衣服吧。苗苗简单的语言，让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变化。我和她一起去公园摘了桑叶，听她描述着蚕宝宝的未来。
苗苗返乡读初中，假期再来生活馆
苗苗和哥哥先后都回老家上寄宿制初中。苗苗爸爸还在北京送快递，苗苗妈妈的小卖店关停了，她去超市工作。每年寒暑假苗苗都会回来北京，也会来生活馆，长高了，话少了。还是会主动和老师一起收拾房间，整理图书，准备手工材料、陪小朋友们下五子棋，也会聊聊平时住校时的学校生活，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说起老家话了，说在老家上学很辛苦，除了英语在北京打的底子好一点之外，其他都跟不上。还说哥哥在老家沉迷于电子游戏，不想上学了。
孩子回老家了，苗苗妈妈有事就找生活馆
俩孩子都在生活馆的时候，苗苗妈妈基本没来过。孩子回老家之后，苗苗妈妈反倒有事就来生活馆寻找帮助，比如需要复印某个证件，打印一份证明材料、手机网购后需要退货，居住卡如何办理。看到自己租住的地方有房子出租，也会来生活馆告诉其他家长，提供租房房源。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和苗苗妈妈比孩子在生活馆的时候互动更多，各自也默认了这份靠谱的友谊
2020年12月1日，亲子绘本《小蓝和伯蒂》延伸手工制作。 张绣时 图
愿生活馆成为流动儿童温暖的首都记忆
在与苗苗成为朋友的日子里，我接触到很多和苗苗处境相似的流动家庭的孩子，有时候是辅导作业，有时候是他们饿了问我找吃的，有时候是晚上没人接送他们回家，更多的时候是陪着他们一天天在生活馆做活动。七年时间（2014-2021），官园生活馆登记在册的儿童会员800有余，其中70%都是流动儿童；他们初中阶段都要返乡就读，留在北京，能在父母身边读书的日子，可能是他们最快乐最难忘的回忆。
我的孩子已经小学四年级了，生活馆变成了她的第一个家，除了上学和回第二个家睡觉，基本都在馆内浸泡，近3000册的图书，她自言已经看过一半；时常更新的玩具，她说给更小的弟弟妹妹们玩就好了；再有外出活动，她也勇敢地担起了新一轮的组长；征集儿童志愿者时，她自信地说，我必须要当志愿者，我可以帮助其他新来的小朋友……
我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意味着我家很快就要面临流动儿童的“初中大关”，大概率我和孩子要一起返回四川老家，还能留在北京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是在生活馆的每一天都很充实：每天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喜怒哀乐，知道孩子们的学习情况，鼓励孩子们的点滴进步，了解孩子们的脾气个性，赞美孩子们的优良习惯，设计孩子们的趣味活动，引导孩子们积极乐观。
在生活馆的7年时间，都藏在孩子的活动照片里，孩子们就如同一排排小笋子，长大一茬，还有一茬。在生活馆，我们彼此陪伴，一起成长，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日子一群孩子，忙忙碌碌，踏踏实实。每个日子都是好日子，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再想起7年前我和女儿的那种孤独感，好像不见了，好像我们融入了生活馆无数个流动儿童家庭的喜怒哀乐里，不孤独了，更坚强了。
（作者沈娟系常青藤北京官园儿童生活馆馆长）
------
“城市的未来”关注3500万流动儿童和6500万留守儿童，呼吁改变1亿中国儿童身份困局。本专栏由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纵横计划”资助，在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