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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人海权观念的演变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02月08日

近代国人海权观念的演变

古代中国海洋意识比较淡漠,这主要缘于海洋与多数国人生产生活方式的相对疏离。古代中国发展路径基本上以内陆农耕文明为主,与游牧文明时有碰撞交流,偶有走向海洋之举,皆大抵源于君主个人种种目的或某个阶段特殊需求,缺乏走向海洋的根本动力。秦皇汉武之际的海洋探索不过是为君王“求仙访药”的独奏;郑和下西洋也因“远航的御用政治性注定了其不可延续”(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然而,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叩开国门,国人从对海洋的相对漠视之中苏醒过来,加强了对浩瀚大海的探索与思考,海权观念随之萌生并逐步发展。

从被动到主动:海防范围的延展

据学者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许华:《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5期)。外患时常自海上来,催生了中国社会精英的海防观念。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根据敌我军力和武备优劣之势,提出以守海口为主的近岸防御思想。他主张“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固守藩篱,使之坐困”的海防战略。“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失也”。“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62、884页)。林则徐建议清廷从长计议,着手海军建设:“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时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杨国祯:《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然而,这些建议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甚至招致批评。

林则徐与略晚的魏源,皆认识到西方列强之优势在于船坚炮利,因此,船炮力量与先进装备成为中国海防之必需。魏源还将林则徐“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的构想,升华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强调“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海国图志》,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19世纪70年代中期,列强同时觊觎中国之东南沿海与西北边疆,“海防”与“塞防”便一并尖锐地摆在清廷面前。海防与塞防到底孰缓孰急?一时争议四起。

李鸿章认为海防是当务之急。若西北边塞失守,“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2页);如果海防塞防同时着手,朝廷必“财用极绌”,陷入窘境。

时任湖南巡抚王文韶则极力主张以西北塞防为重。“时机之急,莫此为焉”,“目前之际,尚宜全力西征”(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十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023~4024页)。

左宗棠其时身负西北塞防重任,却能超出目力所及,从国家全局出发,提出海防塞防并重。他主张“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皆绝不能停兵节饷,“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

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结果是:海防和塞防事务同时并举,议论多时的近代海军建设也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海防与塞防之争标志着传统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转变。然而,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清廷加强海防的努力彻底失败。

进入民国时期,一批有识之士为改变自晚清以来海防战略保守、被动的局面,加强国家自卫能力,提出“不得不另开蹊径,以讲求适应时宜之海防”。1935年,胡宗谦提出“攻势防御”的海防思想,意在既需具备自卫之能力,又可于外海具备有效之攻击力量。为此,他主张建设三道防线,即“潜水艇防卫”“海港军港建设”“江河要塞及内陆要塞建设”(胡宗谦:《国防破碎中之中国海防与海军建设问题》,《前途》1935年第3卷第8期)。1940年,吕超也提出“三道防线说”。他认为“一国的国防,军事学家向来把它划成三道防线,以敌人的领土领海为第一道防线,以本国国境为第二道防线,以本国内陆为第三道防线”(吕超:《怎样发展我们的海军》,《海风月刊》1940年创刊号)。吕超强调加强力量于第一道防线,以掌握制海权。其具体谋划虽与胡宗谦之主张大不相同,但核心意旨却是殊途同归,即将第一道防线置于远海。1941年,“新海军运动”的发起人郭寿生提出中国海防可分为“外海防线”与“内海防线”。

受“唯有攻势的防御,才是有效的防御”思想之影响,无论是“三道防线说”抑或“内外二道防线说”,皆主张将近海的“守势防御”转为远海的“攻势防御”,如此“就可以在敌人侵入我领海之先,与敌人以相当的打击”(刘纯巽:《中国海军在抗战时期中之主要任务》,《海军整建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破坏敌人强行登陆或侵入内地的企图,进而形成有效自卫,捍卫民族主权。

西方列强的重重压迫,也刺激了近代国人积极思考太平洋形势。他们开始将中国视作“太平洋国家”,并作宣誓式表态,“我们须以太平洋主人的地位,树立中国之太平洋的国策”。这种以主人翁自居的信心,并非如同帝国主义列强般,是为谋求侵略和掠夺,而是主张一切国防外交政策,皆应以太平洋为出发点,中国应该承担起维护太平洋地区安定与和平的责任。历史学家、政论家胡秋原提出,“我们生于太平洋时代,又为太平洋国家,自不能不注视太平洋,不能不以太平洋的安危为己任。我们一切国防外交政策,不能不以太平洋为出发点”(胡秋原:《中国的太平洋:论我国策之基点》,《海军杂志》1942年第14卷第12期)。

从军事到经济:海权意识的国际化

马汉是美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其海权理论具有世界性影响。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又译为《海权论》)一书,标志着其海权理论的提出和确立。马汉视军事控制、海运开拓、海外贸易为海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影响各国制海权的主要条件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欧阳瑾译,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7页)。

1900年,日本乙未会主办并在上海发行中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这是海权理论第一次传入中国本土。1909年,深受海权理论影响的中国留日学生,以“讨论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在东京创办了《海军》季刊,针对海权问题进行集中讨论。1927年创刊的《海军期刊》,从第一卷第6期开始连载唐宝镐翻译的《海上权力之要素》,首次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核心内容介绍给国人。

马汉海权理论的传入,促进了国人海权思想的形成发展,开始将国家发展与海权联系在一起。时人提出“凡一国之盛衰,在乎制海权之得失”(海涛:《海军军人进级及教育之统系》,《海军》1910年第2期)。“我国苟不欲提高国际地位,保疆土之安全,并谋民族之发展则已;否则必须全国上下,对于海上权力之重要,有明确的认识,效法欧美日本,对于此种国防上必要之建设,协赞进行,尤须广育人才,以为群策群力之助。政府方面,更须兼筹并顾,而予以有可为之机能。巩固疆圉,维系和平,发扬国光,繁荣民族,合此无他道也”(陈绍宽:《对于国防上之感想》,《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1号)。

海权理论传入之后,国人海权观念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突破了过去单一的军事维度,视野延伸到海洋经济与贸易,甚至提出了以海兴国的设想。时人提出,海运为国家进化所必需,是“一国命脉之所在,凡发达的国家必定强盛,落后的国家必定衰弱”(魏文翰:《海运的基本认识》,《海建》1948年第1卷第2期);而海洋贸易则成为民族繁荣之命脉,“在现代国际经济剧烈竞争,利害时相冲突之下,欲使民族繁荣,必须发展海外贸易,实属毫无疑义者”(吕德元:《海军与民族消长之关系》,《海军杂志》1935年第8卷第4期)。

孙中山提出了以海兴国的构想。1919年,他完成了关于振兴中国实业以实现国民经济近代化的专著——《实业计划》,大力倡导军港、商港、渔港建设,与陆岸铁路形成联运,以沟通内外,促进国民经济兴盛发达。

时任海军总长、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海权认识与孙中山如出一辙,将海权、海军、贸易视为一体,互为支撑。“领海完全与否,全看海军……如果海权能够扩张,那末工业商业才可制胜。因为有了海军,则商舶不致受人欺凌,尽可将我们的工商品运到他国,来交换贸易,吸收他国的金钱”(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自卫与和平:不变的价值诉求

自晚清至民国,国人皆将海军视作我们这样一个滨海国家的“障身之具”“防卫之道”。时人倡议整顿军备之目的,“纯为自卫而非征服,纯为防御而非发展”,“不胁威,不侵略”(郭甄泰:《东北海防》,《东方公论》1930年第21期)。在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之中,“发展海军,也就是救亡的重要途径了”(李一萍:《明日的中国海军》,《先导》1933年第1卷第8期)。“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艰苦贞定……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从而达到“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的效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拟筹海防应办事宜折》,《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这是一种面对危机的策略性应对和加强自我防卫的努力,并没有对外扩张的诉求。

对外侵略扩张,是近代西方列强所看重的海军主要功能。西方近代海军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并发展壮大的。海军成为西方列强对外殖民扩张所依赖的威慑力量,是其维护自身利益和进行海外侵略掠夺的一个主要兵种,其发展壮大历程充满血腥与罪恶。而在近代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中,和平始终是主旋律。无论是晚清时人在船坚炮利刺激下产生的“借以为我所用”的意识,还是民国时人在海权理论影响之下萌发的以海兴国的体悟,都是一种“和平自守”的态度和主张。

近代国人海权观念历经演变,但自卫、和平的价值诉求一直未变,这与中华文明的和平传统一脉相承,是一种迥异于富有扩张性之西方文化的和平传统。在中国传统的“天下”空间概念中,“平天下”是人生目标的最高层次,依靠的是“陶冶万物,化正天下”的仁政,展现的是一种“文德徕远的世界主义”。“这种非强权的,建立在和平主义、伦理主义基础上的世界主义,是中国人宏阔的空间概念和崇高的理想境界”(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册〕,第250、251页)。

(作者:胡俊修,系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2021年02月08日14版)

【责任编辑:张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