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不是生出来的，是教出来的

    这几年，“熊孩子”这个词频频见诸媒体。“熊孩子”有玩手游花掉父母辛苦赚的血汗钱的，有在公共场合跑来跑去大吵大闹的，有在展馆对展品各种破坏的……近日，在途经嘉兴南站的高铁上，因为几个孩子在车厢里吵闹，有位男士无法接受，提醒孩子的家长管一管，谁知孩子的家长不但不管，反倒嫌提醒者多事，把提醒者的眼睛打出了血。事情一出，引起来激烈的争议，既有“孩子还小，你跟他置什么气”，又有“真是丢脸，这孩子真欠揍”，但更多的则是“熊孩子背后是熊家长”这样的归因。

    在“熊孩子”养成上，家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人的性格与其家庭氛围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讲，把“熊孩子”归因于“熊家长”，不无道理。《红楼梦》中贾母说过这样一段话：“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反观“熊孩子”的家长，要么是对孩子无原则的溺爱，要么是自己心理尚不成熟，自己还是个“宝宝”，常常“心里苦”、“要抱抱”，对于孩子的管教自然也就无所适从。

    再看看学校教育。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与智育和体育相比，德育缺乏相应的量化指标。既不能用一天扶了几个老奶奶过马路作为考核内容，也不能比看谁拾金不昧的数额大、次数多。在升学率这根指挥棒下，学校对德育的缺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似乎就成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于是在有些学校，即便出现了校园霸凌，最终也只不过以简单的批评教育了事。在只看重成绩不注重品德的背景下，德育在某些学校也就真的成了在思想品德课上对本单元知识点的 “背诵并默写”。在熊孩子的养成上，学校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在德育方面有所缺失，但也没有给孩子灌输“熊”的观念，那么是谁灌输的“熊”呢。

    我们先从娱乐说起，成年人的减压方式多样——打打桌游，去KTV嗨嗨歌，到健身房出出汗。反观孩子们，排遣烦恼的方式似乎只能通过玩耍。当前，有多少城市的少年宫要么成了毫无功能的摆设，要么成了各类课外补习班的天下。寸土寸金的城市，可供孩子们玩耍踢球的免费场地越来越少，与大自然相关的知了、蚂蚱和螳螂也渐渐走出了视野。幸运或者不幸的是，这个时代还有网络和电视，无论手机游戏还是动画片，都不缺乏暴力的场景和镜头，孩子们强烈的模仿能力在此刻似乎找到了落点。于是当出现孩子为了打游戏偷钱或是因为模仿灰太狼烧伤同伴这样的新闻时，社会舆论的责备声中似乎有了新的对象和新的内涵。

    回到“熊孩子”本身。“熊”是孩子的天性之一，是孩子对外界的探求和认知，孩子们乐此不疲的调皮和淘气本身可以看做是对外界的探险。“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引导和教育，孩子只剩下“熊”。更可怕的是，由于孩子内心敏感又缺乏辨别能力，容易被大人贴的标签影响，一旦其内心认定自己是熊孩子，可能再也不接受别的设定——从这个角度讲，熊孩子本身也是“熊孩子”这一舆论标签的受害者。

    无论如何，都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熊孩子”不是生出来的，是教育出来的。从表面上看，家长、学校和社会，理应是教育者，但却屡屡失位，任由娱乐等其他并不专业的“教育者”来接手。鲁迅先生百年前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如今看来，仍有现实意义。我们要拯救的不仅是孩子，也是我们自己，更是这个社会可以预见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