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在线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陈婧)“中国可以把人送上天，为什么造不出一副高质量的肝拉钩？”在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一场小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抛出的这个问题，道出了国产药企和医疗器械厂商的尴尬。

    几年前，在赵平的主持下，北京协和医院购买了一副进口的用于肝脏手术的拉钩，约26万元人民币，而国产的拉钩只需要几千块钱。对于这种只能选择高价进口医疗器械的无奈，著名肝移植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非常理解，“不买国外的还不行，拉钩对钢材要求很高，国产的用几次就拉不动了” 。

    全国政协委员、华西口腔医学院主任医师周学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在口腔科领域，约80%的医疗器械和设备依赖进口，国产的产品少且不成规模。全国政协委员、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胡盛寿同样指出，国产医疗设备多集中在低端领域，比如国内约95%的核磁共振设备都是进口产品。

    高端药品也是如此。“美国辉瑞生产的治疗乳腺癌的生物靶向药物赫赛丁，国内25800元一支，多少瓶国产的阿斯匹林才抵得上这一支药”，赵平举例说。

    高端国产药、医疗器械打破外企垄断的瓶颈在哪里？

    质量和疗效是第一关。黄洁夫去年参加了对20多家国内药企所产的仿制药进行的“一致性评价”。所谓“一致性评价”，就是要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进行质量的一致性评价，目的是看看这些仿制药是否能在质量与药效上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在那次评审中，黄洁夫从业界听来的一个数据让很多人吃了一惊，“国内约85%的仿制药低质或无效”。

    研发是另一个坎儿。赵平委员多次在提案中建议，国家应该支持民族药业发展，鼓励对原研药的开发。在赵平看来，国内药企高端药物的研发跟不上形势，重要的原因在于体制。

    赵平举例说，抗肿瘤的靶向治疗药物是最昂贵的一类药，研发周期长，投入非常大，失败率高。我国国营药业的领导干部都是任期制，如果任期内大量投入而见不到结果，负责人就没有业绩，如果在任内研发失败了，负责人可能还要承担责任。“这样一来，谁要是搞这种研发，那几乎就是‘九死一生’，也正因为如此，国营药厂这些年在研发靶向治疗药物上都没有太大作为。”赵平建议，扶植民族药业不应只将扶持资金拨付给国营药厂，而应该将国营药厂和民营药厂一视同仁。

    胡盛寿委员也呼吁，在创新药物研发上，应打破 “产学研”各环节中的层层壁垒。尤其是要在体制上松绑，调动医务人员创新研发的积极性。他指出，国外许多医疗创新都是由一线临床医生创造的，而目前国内基层医疗单位缺乏一线医务人员从事研发的实施细则，医院、研发机构和医务人员在研发的操作程序和利益分配等问题上都还没有理顺关系。

    审批程序是另一个“拖后腿”的因素。全国政协委员、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诊治中心主任张澍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审评时间过长，常常出现许多新技术和新药物，国内第一代产品还没上市，境外已经开始研发第二代产品。他还指出，在审批过程中要求进行不必要的重复临床研究，以及审评工作队伍专业水平欠缺等问题，都拖慢了国产的最新医疗研发成果真正造福患者的脚步。

    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应在医疗器械和药物的安全性、可靠性、毒副作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适度放开对创新药物的审批流程。这一建议得到了胡盛寿委员的赞同，他也认为，在符合法律法规、病人安全和伦理问题的前提下，“如果能允许那些还没有完成上市评审的新药、新医疗器械进入临床评价，这可能会对中国的创新型药品和医疗器械迎头赶上外企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上，科技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全国政协委员、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这句话，道出了国内医疗界的对于在高端医疗产品领域，推动国产医疗创新、打破外企垄断的迫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