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
第5窟附12洞佛像
第6窟内景
第18窟大佛
1933年的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中的飞天造像
云冈石窟地处山西省大同市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十里河北岸。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其所著《水经注》中如此描述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微笑的大佛
倚山开凿的云冈石窟东西向绵延1公里，按照自然地势被划分为三个区域：东部第1窟-第4窟，中部第5窟-第13窟，西部第14窟-第45窟。现存主要洞窟45座，大小窟龛254个，造像共计5.9万余尊。云冈石窟规模宏大，石窟内的造像形象生动，内容丰富，石刻技艺精湛，是中国佛教艺术的至高创作，也代表了世界雕刻艺术的顶级水平。1961年3月，云冈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5月，云冈石窟成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
云冈石窟是全石雕性质的佛教石窟群，石窟内造像可分为西域与华夏样式两种，其吸收融合了中外佛教造像艺术的特征和精华，可谓集中国早期佛教艺术之大成，云冈石窟造像同时也展示出了佛教东传后逐渐中国化的进程，在中华佛教艺术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云冈石窟的开凿大约经历了三个时期：早期文成帝时昙曜开凿五窟，中期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时皇家经营雕造大佛像，晚期民间雕刻石窟佛龛。
“昙曜五窟”的佛造像是云冈石窟造像中的经典，更是佛教造像艺术中的巅峰之作。佛像身披袈裟，服饰纹路清晰厚重，质地仿若纺织物，此类服饰具有中亚牧区国家服装的特点。大佛额头宽阔，面庞丰腴，眉眼细长，高鼻深目，双耳垂肩，嘴角上扬，略含笑意，头顶高肉髻，身型壮硕、挺拔，表情严肃庄重却又温柔和蔼。宋代《释氏要览》中记载曰：“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相。”
而在“昙曜五窟”之中，又以第20窟的露天坐佛为典型代表。第20窟大佛所在洞窟为穹窿顶，平面呈马蹄形，由于洞窟外壁在雕凿完工后不久便坍塌，使得佛像呈露天状态，因此第20窟大佛被称为“露天大佛”，大佛居高临下俯视众人，宛若在向众生讲述着佛法真谛。第20窟石刻造像布局为三世佛（即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第20窟中西立佛坍塌，余下主佛与东立佛——记者注），主佛居中坐于礼佛台上，呈结跏趺坐（双足互交，将右脚盘放于左腿上，左脚盘放于右腿上的坐姿——记者注），手势为大日如来“定印”，又称作“禅定印”，以示禅思使内心安定之意。据说释迦牟尼正是以此姿势在菩提树下入定禅思，得道成佛。“露天大佛”高13.7米，法相庄严，气宇轩昂，精神饱满，充分表现出了拓跋鲜卑的剽悍、豪放、睿智与宽宏的民族精神，震撼着观赏者的内心。
自北魏献文帝时期起，云冈石窟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开凿工程于孝文帝太和年间达到顶峰。此过程大致历经二十余年，其间“昙曜五窟”与云冈其他巨型石窟的雕凿工作同时进行。献文帝还对石窟的雕刻进行了重新安排，这也使得云冈洞窟造像的题材和内容变得丰富多样。
云冈石窟中期开凿完成的洞窟包括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共四组双窟，第11、12、13窟一组三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云冈石窟的中期，工程尚处在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当时西域风格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与此同时，中华传统雕刻技艺与审美渐渐兴起。与云冈石窟早期造像相比，中期部分佛造像的面相开始变得清秀，菩萨的头戴装饰除宝冠外，还出现了花蔓冠，衣着也由身披络腋（佛教服饰），佩戴璎珞（佛像颈间装饰），变为身披帔帛。裙衣由帖服变为飘扬。由此可见，中期佛造像的服饰已经具有了汉族服饰衣冠的风格和特点，而这种服饰上的变化也反映了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政策进而导致服饰汉化的结果。
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云冈石窟的皇家经营雕凿工程已基本完工，而民间开凿之风开始盛行。云冈石窟建设晚期，虽然大窟开凿数量减少，但中小石窟却遍布崖壁。这一时期的主要洞窟分布于第20窟以西，这些中小型洞窟不仅数量繁多，且样式丰富多变。同时，佛造像逐渐变得简单、模式化。佛像大都身着宽袍，系阔带，面容清瘦，脖颈纤细，肩膀低垂，神情淡漠飘渺。菩萨造像大多身形修长，身缠帔帛，神情高傲，给观者以洒脱超然之感，而这种形象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仙形象相符合。
除了石刻造像，石窟本身也具有较强的艺术性。云冈早期开凿的石窟以“昙曜五窟”为代表，这五个洞窟名为穹隆窟，也被称为大像窟。石窟内的空间狭小但其中的佛像却高大挺拔，这两个特点所形成的反差氛围，给观者以震撼。当人远望佛像时，会觉得大佛安详、平和，令人感到亲切，进而心向往之；而进入洞窟近观大佛时，又觉其威严、庄重，使人不由得心存崇拜，深感自身渺小。
洞窟内主佛身形巨大，加之窟内空间狭小，故而观者进入洞窟后不得不举目仰望大佛，这无形中也进一步增强了佛像的高大之感。洞窟窗口开设于洞前壁上方，正好位于大佛头部的位置，光线由此处照射进来，照亮了大佛的面容与肩膀，同时大佛的双眼瞳孔也因雕凿工匠的特殊处理而在光照下炯炯有神，宛如拥有生命。初期洞窟通过对于空间的运用营造出了神圣的氛围，使大佛更具震撼力。这种手法使得建筑直接影响精神，艺术感染力由此而生。云冈早期洞窟具有极强的形式美感，每一尊大佛造像均与石窟内的空间和建筑结构结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由此创造出极富力量感的强大气场。
到了云冈石窟建造的中期，与早期相同，洞窟内的佛像、佛塔以及洞壁上的石刻均由本座山体的石材雕凿而成，成为石窟建筑结构的一部分。中期石窟的平面大致呈方形，洞窟前大多建有长方形的外室，一些洞窟内还建有中心塔柱以起到支撑洞窟的作用。
在殿堂以及塔庙样式的石窟内（例如第6窟），洞壁上的雕刻通过上下分层的方式分隔出天界、佛国和人间，同时充分运用重复、对称等视觉艺术语言营造出梦幻般的镜像空间效果。可以想象，当众信徒进行绕塔或绕佛观瞻、叩拜等仪式之时，便会受到石窟内空间布局的影响，进而凝神冥想，超脱于现实。而由于石窟内各个造像的位置均被周密安排，当信徒面对着镜像一般的环境时，其自身依然处于一个有秩序的空间，虽梦幻但不杂乱，更不迷惑。
与云冈早期石窟相比，中期洞窟对于装饰艺术手法的运用则更加娴熟且富有创意。石窟内大量的装饰元素类型繁多而复杂，对称的手法使用更加频繁。佛陀、菩萨、飞天等造像刻满洞壁，宛若佛国仙境，气势恢弘，浪漫梦幻。
缘起昙曜僧
大约在先秦时期，源于古印度的佛教首次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东汉，佛教传入中原大地，经过长期的演变以及封建政权的影响之后，逐步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华佛教，并于南北朝时期发展至鼎盛。
拓跋鲜卑建立了南北朝的第一个王朝北魏，其族发源于大兴安岭，东汉后期生活在塞北地区，以游牧为生。魏晋时期，拓跋鲜卑部落壮大起来。北魏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定都，建立北魏王朝；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征服北凉，统一北方；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未能维持长久，其后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北魏也从此灭亡。
北魏举国对于佛教的信奉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既喜好黄老之学，信奉道教，又诵读佛经，礼敬高僧。《魏书·释老志》中记载：“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拓跋珪在平城建都后，下诏为沙门（出家佛教徒）修建佛塔、佛殿、讲堂和禅室，并请居于赵郡（今河北省赵县）的沙门法果（北魏僧人）担任道人统（官名，主持佛教僧务——记者注）职务，管理僧徒。最初，西域的胡僧入华，礼敬其佛，不拜皇帝，东晋十六国之后，出家者以汉人为主流。曾经的天子臣民，变成了释迦牟尼的门徒，于是沙门是否要拜皇帝，是否应受到国家的管理就成了佛教发展面临的问题。对此，法果认为“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法果主张佛教不可离开人主，人主也需要被神化。法果将帝与佛相统一，提出皇帝即为当世如来的理论，成功地将释迦牟尼信徒转归到皇帝的门下，迎合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心理需求，使得宗教行为上升到了国家层面，进而奠定了北朝佛教兴旺的基础。后拓跋珪之子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同样尊奉佛教，并于都城四方各地修立佛像，同时命佛教徒“敷导民俗”。
然而，蓬勃发展中的佛教却在北魏太武帝时期遭到了其传入中原后的第一次灭顶之灾。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太武帝拓跋焘颁布了一道诏书，他下令无论王公还是庶人，在限期之内将私养的沙门、巫师和金银工巧之人遣送至官府，若藏匿或是不如期遣送，沙门、巫师一律处死，藏匿之人满门抄斩。当时，甚至连北魏太子拓跋晃师从的高僧玄高都未能幸免，最终被太武帝处死。
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在镇压卢水胡（当时的一支少数民族——记者注）盖吴起义之时，于长安的一座寺院中发现了大量的财物以及长矛、弓箭等武器。太武帝震怒，认定僧人与盖吴同谋，便诛杀了寺院全部僧人。同时，信奉道教的司徒（北魏官职——记者注）崔浩借机劝谏太武帝灭佛，于是北魏太武帝便于公元447年3月下诏诛戮长安沙门并焚毁佛像，而这场“法难”也最终蔓延至全国，“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魏书·释老志》）。
北魏太武帝灭佛的根本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太武帝在位之时，征战频繁，因此国家需要大量人力及财力，然而沙门可免除赋税和徭役且人数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太武帝还曾因此于太延四年（公元438年）下诏令50岁以下的沙门还俗以增强国家的兵力。另一方面，太武帝时期佛道两教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北魏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崔浩学识广博，官至司徒，曾辅佐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位皇帝，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崔浩信奉道教，认为佛教虚无荒诞，太武帝受其影响最终成为道教徒并开始打压佛教。
在太武帝灭佛期间，崇敬佛教的太子拓跋晃曾多次暗中保护僧人、传递消息，并使众多佛经、佛像得以秘藏。正平二年（公元452年），太武帝拓跋焘为宦官宗爱所杀，同年，太武帝之孙文成帝拓跋濬继位，佛教由此得到恢复并再次发展起来。
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随即应群臣请求颁布诏书以恢复佛教。诏书中提到：“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魏书·释老志》）诏书颁布后，毁损的寺院逐渐被修复，秘密藏匿的佛像和经书也重见天日并得以传入民间。文成帝还亲自为灭佛期间还俗却“守道不改”的沙门师贤剃发，并恢复了“道人统”这一职位。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师贤离世，昙曜被任命为道人统，后更名为“沙门统”，对全国的佛教进行管理。从此，北魏佛教迅速发展，寺院塔庙和佛教徒的数量持续增长。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京城洛阳有寺院近百所，僧尼2000余人，四方诸寺6478座，僧尼77258人。而到了孝明帝正光时期（公元520～525年），全国共有寺院3万余所，佛教徒200万以上。当然，这是后话了。
太武帝对佛教的打压，不但没有使佛教在中原大地上消失，反而促进了北魏佛教在文成帝时期的发展，且从发展速度以及规模上来看，都较之前更加迅速和宏大。北魏时期的灭佛是出于封建统治者对于国家利益以及对佛教发展控制的需要，其并没有在根本上摧毁佛教。当封建统治再次可以有效控制佛教的发展之时，便又重新推崇佛教，并将其作为统治的工具。
北魏僧人昙曜年少即出家修禅，他志存高远，品行高洁。昙曜的家世背景和生卒年月均无记载，只知其可能是凉州（大约在今甘肃武威地区——记者注）人，或曾活动于凉州。太武帝灭佛之时，昙曜密持法服器物，誓不还俗。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即文成帝继位的第二年，昙曜来到平城。这里便要引出一个“马识善人”的故事。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文成帝东巡之时，途中遇到正赶赴京城的僧人昙曜，而文成帝并不认识他。御马见之，竟张开嘴衔住了昙曜的衣服并不再前行。文成帝认为“马善识人”，此人必定佛法高深，于是便以师礼奉之。后来，昙曜在获得文成帝的认可和支持后，便“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释老志》）。在这段文字记载中描述的五所佛窟被称为“昙曜五窟”，也正是如今云冈石窟的第16至第20窟，而大同云冈石窟的兴建也由此开始。
为了弘扬佛法，除了开凿佛窟之外，高僧昙曜的另一项重要的成就便是翻译佛经。昙曜于北魏和平三年（公元462年）开始经书的翻译工作，他集合了一批僧人于修建完成的武州山石窟中与印度僧人合作译出《方便心论》1卷、《称扬诸佛功德经》共计3卷、《付法藏因缘传》共计6卷以及《杂宝藏经》共计8卷。昙曜终生为佛教倾注心血，助力北魏佛教的复兴，而云冈石窟与其译作的佛经均成为佛教文化中不朽的奇迹与经典。
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公元469年）至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公元476年）间，应昙曜之奏请，北魏还将平齐户（公元469年北魏夺取南朝宋的青州，所俘获居民中的一部分被安置在设立于平城附近的平齐郡内，被称为“平齐户”——记者注）、凉州民户（在北魏平定凉州后被迫迁徙至平城的居民和军户——记者注）中“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作为僧祇户，而其所生产的粟被称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魏书·释老志》）。僧曹即管理僧尼事务的机构，僧祇户所生产的僧祇粟则拨归给僧曹管理使用，而僧祇户亦可被视为僧曹的佃户。
此外，北魏将犯有重罪的囚犯以及官奴婢变为“佛图户”，编进各个州镇的寺院中以供各寺院扫洒等杂役，同时还负责为寺院营田输粟。从此，僧祇户和佛图户遍布北魏全国各州镇，各寺院也因此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基础，彻底摆脱了仅仅依靠施舍和赏赐度日的被动状态。
守护与创新
上世纪20年代，云冈石窟石刻造像大量被盗，国民政府对此十分重视。1931年，当时的大同县政府成立了云冈石佛寺保管委员会，以承担云冈石窟的安全管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4月，山西云冈古迹保养所成立，其专门负责石窟的保护与管理。到了20世纪60年代，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云冈石窟保护项目列入科研规划之中，为此国家文物局曾在京召开了“云冈石窟保护会议”，至此，云冈石窟科学保护的序幕正式拉开。
1973年的秋天，周恩来总理在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到云冈石窟访问参观时提出“云冈石窟要三年修好”。于是，自1974年起至1976年，云冈石窟开展了大规模的修缮和保护工作，具体内容包括使用环氧树脂对洞窟卸荷裂隙（由于地质作用或人工开挖使岩体因力释放和调整而形成的裂隙——记者注）进行灌浆粘结加固；对残断、脱落的石雕粘结复位并展开必要的艺术修复；应用楔缝式或螺栓式钢制锚杆将危岩固定在稳定岩体上等。“三年保护工程”的施行使得一大批濒临崩塌的洞窟及石刻造像得到了抢救，基本解决了当时主要洞窟与石刻造像的稳定性问题。同时，还培养并锻炼了一批专于石窟科学保护的人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同市的经济和工业迅速发展。在109国道云冈段上，大吨位运煤车往来不息，日均便可达1.6万余辆，而这段“繁忙”的国道距离云冈石窟仅350米。来往运输车辆导致了严重的废气和扬尘污染，也严重影响到了云冈石窟洞窟石雕的保护。尤其是那些裸露在外的石刻佛像，它们身上从此落上了一层厚厚的煤灰，仿佛蒙上了一身“黑纱”。于是从1998年到1999年，国家拨出专款2.6亿元，在距离石窟1500米外，修建了一条全长约30公里的全新运输线路，并将原来的线路开辟作为云冈旅游专线。109国道的改线，为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和大同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为云冈石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下了基础。
2002年，云冈石窟启动防水保护工程。工程前期主要针对石窟顶部地质状况进行了水文测绘、地质钻探，详细论述了洞窟的渗水机制。2007年，工程对西部窟群进行了防水试验，并于当年成功阻挡了90%以上的渗水，且次年再无渗水。2012年6月，云冈石窟研究院组织实施了“五华洞岩体加固、彩塑壁画修复及保护性窟檐建设工程”，工程历时3年，有效缓解了洞窟造像的风化问题，改善了云冈石窟文物保存状态和保存环境。这项工程同时也是云冈石窟保护史上第一个立足于文物本体的全方位综合性抢救性保护维修工程。
据云冈石窟研究院介绍，云冈石窟的保护是逐步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始终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保护方针，坚持“不改变原状、最低限度干预、使用恰当的保护技术、防灾减灾”等文物保护基本原则，提升文物保护的理论水平，实现对石窟的科学保护，保持石窟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近几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先后组建了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彩塑壁画保护研究室、数字化室、遗产监测中心、可移动文物修复室等，云冈石窟本体保护全面转入防渗水、防风化治理和日常维护。在保护云冈石窟本体文物的同时，研究院还利用云冈数字中心，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保存石窟测绘与形象数据，进而开展洞窟复制试验，并与浙江大学、北京建筑大学、武汉大学等联合，成功完成第3、12、18窟的等比例复制，开创了大型文化展陈品快捷运输、安装的新途径。
（感谢中共大同市委宣传部、云冈石窟研究院为本文提供相关图文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