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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月31日我国首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公布至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委、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公卫中心”）主任朱同玉就一直保持在战“疫”状态。他所在的上海公卫中心，是上海市唯一一家定点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医院。截至3月28日24时，上海本地确诊病例累计33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53例。
公卫中心是整个上海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SARS疫情后已经“退居幕后”多年，但在关键时候承担了在突发传染病面前“站出来”的重要职责。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上海公卫中心这家几乎经过“脱胎换骨”改造的公共卫生堡垒，表现抢眼。1月开始，上海不断出现新增确诊病例，所有确诊后的成人病例全都被送往公卫中心。这家医院给出了一人一策的治疗模式，多学科专家团队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上海公卫中心也曾像国内其他公卫中心、传染病医院一样，遇到过人才流失的巨大困境。2015年，时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的朱同玉到任上海市公卫中心。当时，他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人才流失。
“经费不够，养不起专业人才，科研力量相对薄弱。”他算了一下，市区医院医生的基本待遇是上海公卫中心医生待遇的1.5倍，公卫中心医生待遇位列全市公立医院的倒数第一。公卫人员的待遇，与其所承担的重大疾病防治的重要工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全国两会上，朱同玉曾多次代表公卫体系发声，呼吁从国家层面重视公卫体系人才流失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公卫体系人才的流失，直接影响到公卫中心承接战时紧急任务的能力。
2015年，新上任的朱同玉与医院管理层团队共同决定，勒紧裤腰带，引进高端人才，拓展科研攻关等。最近几年，上海公卫中心在行政人员一个都不增加的情况下，每年都会引进知名的专家、学者，从事科研攻关。
如今，这家医院的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务人员构成比例达到了1∶1.5的水平，是目前全国科研人员占比最高的医疗机构。这里的医生数量，从4年前的99人，增加至253人；护士数量从300人增加到500人。
然而，上海公卫中心的成功，并不代表全国公卫体系建设的完善。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我国的公共卫生中心、传染病医院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大多成为了“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列入财政全额拨款编制，但这种拨款并不充分。不少传染病医院不得不通过开展普通医疗服务来养公共卫生服务，而其核心职能，即公卫基本职能则会出现“相对不足和涵养不够”的问题。一些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化现象突出，有的传染病医院甚至还开设了产科。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更多着眼于一些普遍性问题，比如公卫中心的院感防控到底要怎么做，公卫体系缺钱、地位低的问题等。
他曾组织专业团队，对2000多个可能导致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点”进行检测，如水龙头、鞋套、病床扶手等，形成了院感防控的科学指导体系。上海公卫中心也在疫情早期研制出了病房用的抗病毒喷剂，保护医护人员安全，并将这种办法向全国推广。
关于经费的投入，他指出，一方面，国家应加大对公卫体系长期、稳定的投入；另一方面，各地公卫部门也应该在财政投入之外，找对“自转”的门道。“引进好的医生、科研人员，好医生来了，病人也会来；好的科研，可以支撑医院发展、成果转化，将医院打造成以科研驱动发展的机构。”他介绍，上海公卫中心目前有20%多的经费来自财政投入，其余经费来自就诊业务量的增加和科研成果转化收入，“但从人口数量来看，全国至少需要5万张专业公卫床位，但目前床位配备不足”。
“公卫体系的建设，是出于对国家百年大计的考虑，现在建设好了，能帮助一个国家应对百年一遇的重大传染病。”朱同玉说，一个强健的公卫体系，应该是一座永久的安全堡垒，而不是因为某种疾病出现临时建设的“板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