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的任务目标。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的奋斗征程，就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历史自信不断熔铸、愈发坚定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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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也正名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子路关于治国之道的一段对话。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他进而解释了背后的深刻道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可见，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正名，正名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名分不正，则言说不顺，进而事业推进不力，历史上诸多改革走向夭折甚至改革者自身身败名裂的事实足以说明，那种“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只能一时权宜，终究不可持续。改革事业不能推进，改革事功不得彰显，正向引导的激励机制就难以确立，反向惩戒的约束机制更无从谈起，民众只能手足无措。

    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思考和解读孔子关于“正名”的论述，可以为我们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带来新的启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并坚持自我革命，国家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沿着文化自觉的道路进一步提出文化自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既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也是通过回溯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来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里程碑式论断。

    十余年前的一次讲座中，哲学家俞吾金先生曾引喻妙论文化自觉。譬如一个人住在三楼，他每天从三楼下到一楼、从一楼走回三楼，工作、生活，这条路走了数十年，习以为常，不觉有异。直到一天被人问及：从一楼到三楼有多少级台阶？他方才认真数了一下。俞先生这“多少级台阶”之问，不啻为醍醐灌顶的一声提示，引导行路的人们去回首来时路，去追念曾经的艰苦卓绝、苦难辉煌，去传承厚重的文化传统、内在精神，去凝练宝贵的成功经验。坚定文化自信，从对历史的叩问沉思中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并生成历史自觉，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百年大党历久弥新、生机勃勃的重要法宝，也是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一把钥匙。

    返本开新：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现代，首先是一个具有浓厚时间韵味的概念，有着显而易见的历史分期意义。据著名学者哈贝马斯考证，“现代”（modernus）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它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自从那时起，“现代”一词就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用于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的对立，在于前者是彻底面向未来的。

    如果说17世纪是现代社会结构的起源，18世纪是现代化进程在西欧的扩散和西方核心地域社会的现代转型，那么19世纪则是全球化展开和经济自由主义风行背景下的现代化拓展，同时这也是现代社会结构发生异化、弊病开始呈现的时期。它导致了对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再评价，一种力图完善乃至超越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想象和尝试日益强烈，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替代性方案的代表。

    传统的现代化模式有其无法摆脱的矛盾，也正由于这种内在矛盾性的不断扩展，使得人们对现代性的描述越发显得“不够全面”，许多学者因而明确提出了现代性的多副面孔和多种表达。马克思早已洞察到现代性变动不居的特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21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不断遭遇资本逻辑之下传统现代化模式带来的同样巨大的风险挑战，折射了马克思在180余年前对现代化命运的深刻忧虑。

    实现现代化，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谈到了“两个转变”：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即将全面执政的大国大党领袖的郑重宣誓，也是一个以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初心使命的大国大党自觉承继1840年以来的历代仁人志士念兹在兹的工业化、现代化的使命梦想，立志坚定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并赋予其新的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从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前后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到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刻、意志更加坚定。从党的十九大报告界定新时代“三个意味着”时落脚于“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和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要求、使命任务，党对于克服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弊病，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把握更加准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思想结晶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明永葆活力的精神支点，是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显著标识。体现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之中，则是由人口规模巨大这一自然元素出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妥善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他人的关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而返本开新、推陈出新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全新道路。

    旧邦新命：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有所不同。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看法是，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经由媒介在不同客体之间相互传播，而文化则必须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方得以产生。

    大儒梁漱溟先生用广土众民、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历史长久、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重视家族制度、道德气氛特别重等14个特征，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倾向于向内用力，凡事求诸己，强调内省，注重“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其身正，不令而行”，无论是自身的修养还是社稷的安危，最终都归到个人德行的培训上，要“内圣开外王”。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也有经济上的、物质生产的压力，要有对抗外侮的压力，也要有平衡内部各种势力和消弭潜在矛盾的压力，此所谓“养”“保”“安”的三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在于其“早熟”，生产未经发展、物质尚不富足之时就进入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期，就已经有众多的学派洞明世事，进而从物的世界进入人的世界，不注重物的开发而转向人的内省，这是发育太早了。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初期也曾做过类似表达：“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以文化为内核的文明营建，一定会表现出某种超越性的特征，超越世俗化的物质层面。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物质基础和制度支撑的超越性符号的构建，又必然会由于其凌空蹈虚而沦为空谈。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为突出代表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这个古老文明始终生生不息、愈挫愈奋，重新焕发生机，开启一段“逆生长”不老传奇、创造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的不二法门。正如第三个历史决议准确概括的那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就在于它既呵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坚持崇高的精神修养和道德追求；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实践力量，克服了单向度依赖“内在超越”传统必然带来的软弱性。通过引入“外在超越”作为补充，通过开天辟地、翻天覆地、顶天立地、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感天动地等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创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社会条件、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物质条件，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条件下的高质量精神生活，助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早日实现。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曹东勃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