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等不得 急不得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讨论财富的分配问题，距今恰好是100年。

    当时，这个党派只有195名成员。置身“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的中国，195人里的12个，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里，写下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其中包括“改良工人待遇”和“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他们还希望“规定累进率所得税”——今天，中国采取的正是这种调节收入分配的税制，收入越高、税率越高。

    隔了一个世纪，正在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上，2000多名代表讨论的话题之一是共同富裕。

    总结过去10年的成就时，二十大报告里有一点，“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

    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的习近平同志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其一；相应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部署今后任务时，他谈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5年前，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首次向世人描绘了中国到2035年所要实现的目标，包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然后再经过1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每一名中共党员，都在两年前接触了一个新表述——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并在“提高人民收入水平”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习近平在对此的说明中说，“这样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从“迈出坚实步伐”到“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二十大的不少代表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富庶的东部省份浙江，已经提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今天，中国拥有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但相对于14亿人口，远远不够。

    2021年，浙江的人均GDP是1.75万美元，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远远超过了世界银行公布的同期“高收入国家”门槛。浙江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连续21年和37年居各省（区、市）第一。按三口之家来算，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在人民币20万元至60万元之间群体的比例达30.6%。新的计划是，到2025年，将这个比例提高到45%，“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共同富裕的核心难题和重点是三大差距如何缩小，即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纲代表说，看起来浙江很富、很均衡，但这是“平均”出来的。浙江有90个县区，“不能因为平均数而看不到内部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浙江有26个县级行政区的面积占全省近一半，经济总量不到十分之一。王纲说，“可见在浙江，区域间均衡依然是很大的难题。”

    对全国而言，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浙江人畅想橄榄型社会结构时，西南边陲省份云南的党代表们，为独龙族人均年收入达到1.6万元、户均存款达到5万元而欣慰。

    独龙族是一个1949年前还处在原始社会状态的少数民族，前几年整族脱贫——过去10年，中国的减贫努力，让9899万农村人口摆脱贫困，这是通往“共同富裕”的历史性一步。云南省委副书记石玉钢代表说，云南希望到明年使脱贫人口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后年争取达到两万元左右。

    “云南的脱贫人口和易地搬迁人口都占到全国的10%，而云南的人口大概只占全国的3%。”他这样形容省情的复杂。

    浙江的富裕，得益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浙江奉化的滕头村很小，354户、891人，但“企业多，财气大”，现有50多家企业，2021年社会生产总值125.7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过亿元。村里“人人有事干，人人有收入”，家家都是小康户、富裕户。

    二十大代表、滕头村党委书记傅平均对记者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村里有了产业，富起来的村民开始盖楼，几年后全部住进了楼房。那时，这样的村子在全国还是屈指可数的。

    不过，浙江人开始想法子赚钱的时候，在1978年前后的两次党代会报告里，都找不到“富裕”这个词。

    到了1987年，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有了一些经验，党的十三大报告里，“共同富裕”出现了两次，“先富起来”也出现了两次。

    那份报告批评了分配上仍然“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主要倾向。“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对此，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此后，“共同富裕”出现在每一份党代会报告里。

    到了党的十四大，中国确定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四大报告写道。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十四大报告说。

    十五大报告又加了“帮助后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2002年的十六大，“财富”的出现尤为让人印象深刻。大会报告里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是从十六大开始提出的。

    据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南开大学教授陈宗胜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之初是扁平的“飞碟型”，逐渐成为“金字塔型”，然后是“葫芦型”，相对进步了，但还远远达不到“橄榄型”。

    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从区域差距来看，那些曾经落后的地区正在努力追赶。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金科代表说，今年上半年，宁夏的经济增速位列全国第一，这是“历史最好成绩”。

    今年8月，吉林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27.2%，也是位居全国第一。吉林省委副书记刘伟代表说，这样的变化得益于国家支持打造了3个万亿级大产业，还有一大批重大项目。吉林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连续两年居全国第四位。

    二十大代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说，过去10年，我国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持续缩小。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连续多年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2012年的21.3%、19.6%提高到2021年的22%、21.1%。

    浙江省内，针对相对落后的26个地区，采取了一些“把底板拉高”的帮扶措施。甚至这些地区在省级电视台做形象广告都是免费的。今年上半年，它们的经济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了0.7个百分点。

    “这个0.7，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可见在整个发展态势中两极分化速度没有加快。”王纲说，浙江现在做的是为全国“探路”。“共同富裕是一个共同难题”。

    “没有高质量发展，蛋糕做不起来，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就没有了。”他说，谈共同富裕，首先要谈发展。

    二十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委书记高屹也表示，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做大蛋糕。只有做强产业，才能为共同富裕提供支撑。

    衢州所辖的6个县级行政区都在那26地之列。目前，衢州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达60%，要保持居民稳定的工资性收入，就得“加快工业化步伐，实现跨越式发展”。

    高屹说，2021年以来，衢州市共引进258个先进制造业项目，能够提供就业岗位4.2万个。有一家企业，今年就新增就业岗位7000多个，主要是一线操作工人，人均工资7000余元。

    这次到北京开会，滕头村的傅平均代表自豪地带了两件“伴手礼”请人品尝——蜂蜜水和腊肉，蜂蜜水是河北省阜平县店房村的，腊肉是贵州省兴仁市并嘎村的。

    他向人解释：在缩小差距的布局中，滕头村也发挥着先富带动后富的作用，不但把致富模式复制到周边6个村，还创立了“连锁滕头”发展模式，把绿色产业、发展理念、经营思路向外输送，在国内建立30多个“滕头飞地”。

    个子小小的二十大代表姜丽娟，是从城市回到农村的年轻人。她担任党总支书记的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2021年人均收入达到46959元，超过了省会杭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

    “我们又主动地跳出下姜，与周边的24个村抱团组建了‘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党委，我们是资源整合、产业联结，打造了共富联盟。”姜丽娟说，从下姜到“大下姜”，是从“先富”到“共富”。

    “在政府的引导下，每个明星村、富裕村要带动周边，抱团发展，解决问题。”王纲说。

    在王纲看来，三大差距中，缩小收入差距最难。浙江很多农村居民这几年收入之所以大幅上升，是因为在土地流转中拿到租金，在家门口上班拿到薪水，作为集体经济参股股东拿到分红。

    今年，浙江推出“扩中”“提低”行动，开始建立一个基础数据库，针对技术工人、新就业人员、低收入农户等9大重点群体，希望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

    不过，浙江省强调的“一个导向”，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

    36岁的二十大代表、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毛垟乡党委书记雷晓华，有一份自己的共同富裕时间表，比如未来5年要把毛垟乡的3A景区打造成5A景区。当地还确立了未来5年发展的七大项目。

    她8年前刚到毛垟乡时，那里是典型的“空心乡”——山多路少、交通不便，九成村民外出谋生，在家的多是老人。“现在全乡4000多人，因为我们产业发展起来了，陆续有年轻人回来了”。

    毛垟乡挖掘当地资源，让“空心村”变成旅游村，农产品形成产业链。在她看来，农村要发展，必须要有产业，而且要选择“年轻的产业”。毛垟乡形成了集苔藓育苗、种植、文创、绿化工程建设于一体的苔藓产业链。

    “我理解，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就是共同富裕。”雷晓华说，每个阶段的人对生活的要求不同，以前饿肚子时感觉吃饱了就是好的。

    “我理解的共同富裕，应该更接近管仲所言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物质富足和精神丰富并重。”34岁的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副镇长杨秋静代表说。

    共同富裕是人类难题。二十大报告里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很多代表都记得，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过：“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

    谈到通往共同富裕之路时，石玉钢代表说：“近期靠就业、中期靠产业、长期靠教育，由近到远、从易到难，不断巩固扩大成果，归根到底要靠教育来改变。”

    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见解——仅靠分配政策调整，实现不了共同富裕，差距的根源在人。共同富裕，需要人的创富能力。

    100年前那群党代表列出的任务，就有“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我觉得自己做得特别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读书去。”中央金融代表团的二十大代表苏明娟对记者说。她是救助失学儿童“希望工程”的那个“大眼睛”女孩。她曾说自己“坚持读书的念头像火一样热烈”。

    她说，自己小时候，国家还没有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孩子因为贫困辍学，有的家庭则不让女童上学。当年的她是“我要读书”，现在农村孩子是“要读好书”，希望国家在农村教育方面投入更大力量。

    苏明娟是在1991年坐在小学教室里被镜头捕捉到的。那是中国确定向市场经济转向的前一年。她并不知道拍照之后的事情，直到有个年轻人写信到她所在的小学，想知道报纸上那个“大眼睛”是谁，愿意资助这个孩子。苏明娟没认出自己，但照片上的那件衣服，她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她把信和报纸带回了家，而她母亲找出了那件衣服。那个未谋面的年轻人兑现承诺，资助她到小学毕业。对此，她至今感恩。

    多年以来，苏明娟搬过很多次家，扔过很多东西。那件已经老化的格子外套，仍然好端端地留在她的衣柜里。在一个国家由贫穷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那是一个特殊的路标。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