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信息蔓延 流量经济驱使 乌镇热议：网络谣言怎么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若一

在互联网广泛推动信息传播和共享的同时，网络谣言、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也随着新技术加速扩散蔓延。该如何应对和治理网络谣言？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网络谣言共治”论坛上，来自管理部门、媒体界、学术界和企业平台的代表们进行了探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今年8月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人，较2020年12月增长2175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1.6%。在互联网覆盖率越来越广的趋势下，网络谣言误导公共舆论，损害网民权益，污染网络环境的问题也就愈发明显。

在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主任丁伟看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高流动性和裂变式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谣言泛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网络治理将会面临虚假信息带来的多重挑战。

让真相跑赢谣言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疫情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是谣言滋生的温床。伴随着大数据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络谣言，利用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渠道进行裂变式传播。往往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了世界。

在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张洪忠看来，谣言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产物。以去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感受到风险性的民众对相关信息的需求度提升，但负责提供信息的组织或者部门不能及时或者大面积地传播群众所需信息，谣言此时就会乘虚而入。

通过分析疫情期间各地公安部门查处的上百条谣言，张洪忠将网络谣言大致分为三种：带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不准确信息、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不真实信息、会引起大面积恐慌的不真实信息。考虑到谣言对事件发展和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以及治理成本，他着重介绍了针对第三种网络谣言的治理方式。在舆论层面，使用主流媒体来做内容对冲；在技术层面，使用大量社交机器人做内容对冲；在政府层面，加强行政管理来加大对谣言的治理。

面对互联网时代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大幅增长的网络谣言，应该如何做内容对冲呢？

新华网常务副总编辑周红军提出了三点建议：要主动出击，让真相跑得更快；要凝聚力量，让真相传得更广；要创新形态，让真相比谣言更有吸引力。她指出，辟谣天然比谣言慢半拍，因此辟谣的关键在于“闪电出击”缩小时间差，以达到压缩谣言生存空间的目的。另外，鉴于真相与谣言相比常常显得“枯燥”，作为媒体人不仅要守好权威、准确、真实的底线，还要在全媒体、语言艺术化呈现上下功夫，增强内容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媒体应与用户建立信任链接

和狡猾的新冠病毒一样，谣言作为一种信息病毒也在不断进行着自我进化、更新和升级，很难被完全斩草除根。针对网络谣言的这个特征，丁伟认为，如果总是跟在谣言后面不断去辟谣，付出的成本会很大。在他看来，想要治理谣言应该把很多事情做在前面，比如主流媒体应该与用户建立信任链接，成为用户获取正确、有效信息的第一“供应商”。

如何获得用户的信任？丁伟认为，首先要追求传播的速度，也要警惕传播失真。很多时候谣言之所以有市场就是因为真相没有抵达，所以要充分了解用户的信息数据，对广大用户须知、预知的问题做到提前赶到，才能让真相先声夺人。在他看来，互联网是散布型网状的传播结构，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产生并散布网络虚假信息，有的传播者片面追求流量，人为造成了信息失真。因此，媒体需要提高专业判断能力，建立快速反应、迅速核实机制，用真材实料满足用户对未知的不确定性，将传播秩序稳固地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可能要宁愿牺牲一点速度。”

其次，要抚慰社会情绪，也要警惕情绪泛化。很多情况下，谣言是人们对事实的选择性判断，背后往往有情感因素推波助澜，一些虚假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心态。因此对于网络谣言，既要治理，也要看到其背后的社会情绪。媒体应该将用户的喜怒哀乐作为传播的起点，而不是利用和操纵情绪，用标签刻板印象强化既有偏见，甚至裁剪事实来迎合想象。

最后，要讲求观点的表达，也要警惕观点极化。在互联网的传播环境下，存在分贝越高、声音越尖利，声音传播越远的现象，一些极端化、剑走偏锋的片面之言反而很有市场，加剧了舆论分化和观点激化。面对错误观点，媒体要敢于亮剑，态度鲜明；还要以更高的价值追求更宏阔的认知构架，也要弥合分歧凝聚共识，做到亲和不迎合，友好不讨好，对话不对立。

治理网络谣言要触及平台和资本流动

如今的网络谣言具有制造成本低、传播快、大面积滋生蔓延的特点。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指出，现在需要用一种新的系统性思路和眼光去理解谣言产生的动力。表面上看起来是谣言传播的技术手段和媒介在发生变化，但实际上谣言的背后已经生成了一个新的底层结构——流量经济结构。

在流量经济的驱使下，任何一种能够形成流量并在市场上变现的信息，都有机会形成一个自循环。沈逸认为，在这种自循环的机制下，除非切断流量经济的驱动机制，否则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辟谣机制，都是无效的。从流量中募集到的资金会远超政府的财政投入，和可以轻松获得上百万或者千万级别传播的谣言来说，原有固定化的官方渠道信息传播，很难与其在舆论场上竞争。

此外，沈逸还提出，如今的谣言还具备了动态化特征——一个虚假信息会结合辟谣的真实信息瞬间进化出一个新版本。他以新冠疫情期间“疫苗接种者比未接种者更容易得新冠”的谣言举例，当这条虚假信息被辟谣之后，直接进化成了“《柳叶刀》证明疫苗接种者病毒载量是未接种者251倍”。但实际上，原文为越南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后，感染了德尔塔毒株，这些人体内病毒载量是去年原始毒株感染者的251倍。沈逸指出，原文前后说的并不是同一种病毒，谣言骑在真相背上“劫持”了真相，这种混合型带有自我更新能力的“动态谣言”对谣言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谣言不是一个个体，它是一个生态。”沈逸指出，这个生态系统正在进行圈层化、流量化和深度碎片化，然后和市场嵌套，而这些趋势的背后是变现机制。他强调，想要治理网络谣言，不能只靠逐个澄清每个虚假信息，应该触及平台和资本的流动，否则所有的治理都会打在表层。

对此，沈逸建议构建一个线上线下融合治理网络谣言的生态，从平台和资本的角度夯实两者责任，从而切断造成网络谣言扩散的底层逻辑。他指出，这种治理需要真正意义上对平台的管控，以及触及牌照或影响核心利益的管控措施。同时，在治理机制上，传统意义上的实名制要落在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