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秋：从零开始，造一座公共图书馆

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

2020年，身为大学老师的杨素秋来到西安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在一年的任期里，建设碑林区图书馆占据了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这座临时图书馆位于市中心一座商场地下，占地三千平方米，除了杨素秋以外，起初整个图书馆只有一位馆长，此外别无人手。从组织招标、设计装修到书籍的采购与编目，杨素秋迅速地投入到这些陌生的领域。她把这些过程记录下来，写进了《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她分享了建图书馆和写书的经历。

在筹建图书馆的过程里，杨素秋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了解到原先在高校里不太可能接触到的名词和规则。比如“码洋”，指的是书籍封底上的定价乘以册数，“馆配”则是由书商给图书馆提供书目。一位书商告诉她，一百万元的经费能买到四百万码洋书籍，而在这类门路中，书目的数量总是远胜于质量。面对这些藏在书架背后的秘密，杨素秋决定自己来找书，她去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参观，借鉴他们的书目，摸索着寻找合适的供货商。图书馆开馆之后，她和读者们聊天，意识到自己对于书目的设想和读者的需求之间还有差异，于是在第二次书籍采购时，找到了五十位不同行业的选书人一起来编书目。对于这些选书人的介绍也被写到了她自己的书里，它们既是书的故事，也是人的故事。

与这些故事并行的，还有杨素秋为期一年的挂职经历。图书馆开馆时，她写的一篇《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被批评犯了“个人英雄主义错误”，为此她专门写了一篇述职报告来平息风波。在政府大院里，杨素秋感受到和大学里完全不同的氛围，但也慢慢体会到“体制内的人”有着刻板印象之外各自鲜活的个性。如今，杨素秋已经从文旅局离职，重新回到高校，而碑林区图书馆将在一年后搬离临时场地，搬到一万多平方米的空间。

忙碌于书库往返搬书的时候，杨素秋想到了童年时的经历。在不大的房子里，他们家有几千本藏书，其中很多是她父亲从废品回收站的旧书堆里淘回来的。这些书塞满了家里的每个角落，大概构成了杨素秋最初的“图书馆”，推着板车走在仓库里，她能感受到当年父亲坐在旧书堆上的快乐。对于喜欢书的人来说，“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答案也许不言而喻，杨素秋的整本书都在回应这个问题，而对她来说，那些因为书籍而产生的交流，比问题的答案更重要。

从零开始的图书馆

澎湃新闻：整本书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杨素秋：刚进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写作计划的，我想要写类似“芝麻官札记”这样的文字，但是中途经历了“个人英雄主义”风波，我就把写作素材搁置了，我想也许以后拿出来写一部小说也可以。当时没有想到要写一本完整的非虚构书。后来毛晓秋老师联系到我，她告诉我说可以试着写，不用顾虑题材。在这本书里，一开始想的是写怎么建设图书馆，又想到可以写爱书人的故事，毛晓秋说还可以写一点西安的美食和风土人情，这样就能看到图书馆是有一个环境，它是生长在这个城市的土壤里。我们就这样编了几条线索，然后着笔。我是离开政府部门前两个月开始构思的，差不多用两年的时间完成。

澎湃新闻：你没有任何建造图书馆的经验，从选书到编目等方面，有哪些可以参考的地方？

杨素秋：我去了西安各个区县图书馆参观，拜访馆长，询问他们怎么编目，我也参考了北京海淀区图书馆编目的原则。但这些都不可能复制粘贴，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域特色，所以我们结合自己的特色，做了碑帖区。我还参考了我在西雅图图书馆的体验，那里有漫画区和外文区，在我们的图书馆里也设了这些区域。

第一年的采书是我主观推测来满足各年龄段的需求，建馆以后，和读者的交流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我们前台留言本里有很多读者需求，他们反映想要更多的碑帖书、武侠书、科普书等，而我的知识结构是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一份更好的书单，我找到了五十位朋友来为图书馆选书，里面有碑帖专家，也有各种行业的普通人。

澎湃新闻：因为碑林图书馆的建造，现在有很多人把你称为“公共选书人”，你对于这个称号是怎么看的？

杨素秋：我其实比较害怕别人频频提及这个称号，因为它好像把我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让我觉得我没有完美地完成这个任务。我认为我第一年编的书目只能打60分，因为我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有局限，第二年请了50个朋友，我觉得可以打七八十分，也没有交出一个完美的书单。所以实际上这个称号本身并不重要，有了这个经历之后，我会持续地关注公益阅读，让这些经验带给我一些新的方向。

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澎湃新闻：你自己对于图书馆最早的印象和回忆是怎样的？

杨素秋：我生在一个小城市，那里也有图书馆，但是离家有点远，所以去得不是很多。小时候我家的书比较多，有几千本，所以小时候觉得看自己家的书就够了。后来我进入高校以后，去图书馆的次数变得很多，你可以看到原来接触不到的典籍。我在国外访学的时候，也看到当地图书馆的一些运营方式：你指定要找一本书，他们可以帮助你找到系列题材，还会和你交谈，给你推荐其他的书。我觉得他们好像不仅仅是把工作当成上班，是对书的热爱。

澎湃新闻：现在很多人会阅读电子书，网上也有电子图书馆，你觉得实体的图书馆和纸质书对我们的生活还重要吗？

杨素秋：我觉得对于中产来说，年轻一代中阅读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肯定有一部分纸质书被取代的趋势。但是我走访了一些低收入家庭，我发现他们非常需要纸质书。这些家庭不太可能会给孩子买平板电脑或是电子阅读器来看书，他们家里的藏书量也都非常少。对于这种家庭来说，我觉得区县级或街道社区图书馆如果能下沉下去，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可以拉近文化的差距，不至于让教育的两极分化太严重。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从自我出发去理解这个社会，我想象中大家对图书馆的认知，和实际上是两码事。很多家庭的家长顾不上孩子，放在家里就是看电视、刷短视频，这些孩子如果没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没有人来提供一些低廉或者免费的教育服务，他们和中产家庭孩子的认知差距会越来越大。现在政府有硬性的条例，要求区县级部门必须有图书馆，一开始可能是硬性的对于数量的指标，我希望慢慢地质量也能提起来，应该有更好的绘本和读物。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提到碑林图书馆周边已经有不少图书馆，是否可以说西安已经有丰富的图书馆？现在西安的文化氛围是怎样的？

杨素秋：其实西安的图书馆不算多，只是碑林图书馆碰巧和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市图书馆在同一条地铁线上，方圆五公里内又有不少高校图书馆。但我不认为西安有足够多的图书馆，最好的状态应该是每个街道社区都有足量的书。

西安这个城市，以前背负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比如唐装汉服、名胜古迹，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个城市，就是想了解这些部分，但是西安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有时候旅游呈现的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城市缩影，旅游的体验会趋同。我在西安和一些老居民聊天，你会发现他们有别的城市人不具备的那种生活节奏的韵律，对于游客来说很难发现这点。对于西安当代的文化，我觉得还需要去挖掘它的活力，比如我们在成都、上海能看到很多先锋的诗歌画展、脱口秀，西安也有，但没有那么活跃，还是一座相对保守的城市，希望能看到更代表现代的东西。

非虚构的文学性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提到，选书人之一的宋璐和你讨论过非虚构写作的伦理，对你来说非虚构写作需要注意什么？

杨素秋：对于我书里的人物，所有政府的人物都是化名，一方面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负面问题要适度地指出。有关他们的内容我是改了又改的，我不希望大家因为这本书去“按图索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对于其他非政府上班的人物，每一个我都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你要用化名或是真名？你的故事可以写到什么程度？

非虚构写作不能因为要挖掘精彩好看的故事，就去伤害到别人。在那些选书人的故事里，我不会写到太多在选书之外的隐私和生活。只有《武侠奶爸》那一篇是例外，因为李亮专门给我指出了这条线，他认为孩子的出生改变了他的写作，他允许我写出来。

澎湃新闻：作为一本非虚构作品，整本书都围绕图书馆为什么要诞生而展开，但没有直接地给出答案，你会怎么看非虚构写作的意义？

杨素秋：非虚构写作有不同的写法，可以是社会学的，也可以是文学的。这一本书是文学的，文学不负责提供确切的答案，文学呈现的是形象、情感、叙事和人物，它需要每一个读者去与里面的细节相碰撞。比如写社会阶层的变化流动，如果是社会学的写法，我会写到时局动荡的时候，贵族很可能变成平民，这是社会学的结论。但如果我是一个诗人，可能就会写“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没有表达我的观点，我只是写了燕子飞来飞去的景象。我们关照同一件事的方式不一样，看到和捕捉到的细节就会不同。我更想要呈现的是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和细节。在这本书里，我也想让大家去关注普通人，去看图书馆对他们究竟有什么意义，比如那些视障人士，或者是来图书馆借碑帖回家临摹的老太太。

澎湃新闻：你和宋璐还谈到了“使命”的问题，你觉得自己有使命吗？

杨素秋：我之前觉得我工作的意义是把我在小说绘画里发现的美更多地传达给学生，我们在一起讨论的过程中，让我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但是我在高校待了将近10年的时间，一直过着这样从知识到知识单一的生活，好像和社会没有直接的连接，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对于职业使命的理解也比较偏狭。但是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切实工作可以帮到更多人，内心就是幸福的。我回到高校以后，看到网上很多人说碑林图书馆的书好，我心里很开心。一个工作可以成为你和其他更多人的连接，可以是情感上的，也可以是思想上的。这份工作让我更多地意识到，读书会怎么样改变人的生活，所以我以后也会做更多的公益。现在我会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澎湃新闻：你之后还会有其他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吗？

杨素秋：以后会有。但是非虚构写作是不能在家里编的，必须依赖于你走到生活中去，然后慢慢地沉浸，才会有素材，所以非常慢，应该会花三五年出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