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日新、又日新：改革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密码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超过45周年。改革是文明主体在自觉意识上的自我更新，开放就是改革中对他者采取包容性立场，包括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改革和开放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仍然保持生命活力的密码。

历史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维新始终是中华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五千年前，华夏文明在维新中脱胎诞生；三千多年前，周公旦的改革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两千多年前商鞅改革，奠定了帝制中国的基础，并且为之后的秦皇汉武发扬光大；一千多年前唐宋变革，奠定中国社会后期历史发展的前提。

经历了五千年不曾中断的伟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些文明特性的某一方面，在世界其他文明发展史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集合在一起，则与勇于改革的品格密切相关。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代，中华文明的主体内容汉文明就奠定了强固的根基，这是中华文明得以连续五千年不中断的重要条件。中华文明的早熟与定型，是其在后来的复杂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保持核心要素不变的重要原因；而不断改革创新则成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突出特性的重要条件。

同时期，希腊罗马文明被西亚的基督教所同化；中华文明则吸纳了佛教精华而丰富了自己。游牧民族入侵时常改变了一些古老民族的文化，而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无一不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成为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一部分。

中华文明在五千年不曾中断的发展历程中，遇到过各种挑战，只有不断的改革创新才能应对各种艰难险阻，“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创新就是用来战胜各种困难局面的必要措施，这里就充分显示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特点，创新的前提是要改革。改革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土地公有制，到井田制，再到战国以来的授田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土地占有关系也在不断调整。中国历史上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和土地的占有或所有权之间一直存在着不一致性。但是，土地制度私人占有并获得使用权乃至所有权是时代的潮流，这一潮流从商鞅变法以来到秦汉时代，没有重大改变，生产力获得解放、社会经济获得发展的重大举措（参见张金光《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不断微调的改进从来是与时俱进的，国家出于治理便利和获取赋税的双重目的，一直坚持着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结合。这在北朝隋唐就是著名的均田制法令，与此相应的是以人丁为本的国家赋役制度。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冲击着均田制，安史之乱削弱了唐王朝的掌控能力，平定叛乱期间的军需孔急了，要求改革赋役制度，于是，“不以人丁为本、唯以资产为宗”两税法就应运而生。这在宋代就是“二税制”。在税制改革带动下，宋代以后的土地制度改革也逐渐进行，主户的等级与主户客户的分野，原则上都是按照土地占有与赋役分摊划分的。到了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清代摊丁入亩，国家给私人田主颁发土地证书，中国历史后半叶的赋税与土地制度伴随着一系列改革终于定型。

再以政治制度改革为例。西周的世卿世禄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日益落伍，千疮百孔，于是有了商鞅改革军功爵制，由此为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三公九卿体制提供了人才支撑。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汉唐间的制度变革，随着政局的变化而不曾停止；其变革过程就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依次走向前台，分割旧制下三公职权的过程。于是，宰相从秦汉时期的丞相、相国，逐渐演变成唐宋时期的宰相群体。与此相呼应，汉代的察举征辟人才选拔制度，逐渐让位于科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度是察举制度的一种变态形式）。

军事制度改革同样如此。《新唐书·兵志》是二十四史的首创。原因在于，唐代以前的中原王朝，在全国统一战争结束之后，就不存在职业军队了。除边防哨所和京师卫戍部队之外，只有战争时期才征召农民入伍。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开始招募“长征健儿”，从而开启了朝廷建立大规模职业军事武装的时代。经过唐五代的几次改革，宋代进而以禁军和厢军的形式存在。元朝的怯薛、明朝的卫所、清朝的八旗以及晚清的新兵制度，都是不同时代对军事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改革创新保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种种磨难仍然发扬光大。这一点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密切相关。以秦汉与罗马相比，汉帝国中央权体制是建立在郡县制、乡里制基础之上的；罗马帝国的行省则主要是靠驻扎军队在当地维系安全。

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谈论最多的就是，罗马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打仗就是罗马人的生意，“罗马既不是一个王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组成躯体的脑袋”。换一句话说，罗马是不同民族的物理集合，而汉朝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汉代的大一统理念和实践，保证了中华文明能够用整体行动来应对外部的挑战。同时，因为任何一场重大的改革，都只有在集中统一领导下才能获得成功，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召集大臣辩论，就是为了统一思想认识。秦汉以来中央集权领导下的大一统格局，不仅保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特征，而且成就了各个时期的改革事业。

中华文明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汉唐间佛教入华，亚洲其他的思想宗教也传入中国，包括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和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他们都能在从西北的长安到东南的泉州安家落户。在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年代、在新教与天主教陷入你死我活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胡格诺战争）的年代，中国境内的儒道佛以及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其中，佛教不仅中国化了，而且补益了儒家的不足，亚洲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在唐宋以后的中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是以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与理论创新完成的。

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是历代政权不断改革并且包容开放的产物。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与西方文明接触过程中，固守旧制，昧于世界大势，不能因应事变，不能大刀阔斧地改革，终至落后挨打。辛亥革命之后，内乱频仍，新中国成立之后，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浪潮又将中华民族引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

（作者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