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社会,离不开对“家”的研究

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离不开对“家”的研究。许烺光是中国第一批前往西方进修,并受过系统的西方人类学训练的中国学者。20世纪40年代,他基于云南西镇的田野调查,在《祖荫下》一书中勾画出一个社区中的中国传统家制与伦理。通过参与观察等人类学方法,探入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勾勒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图景。《祖荫下》被视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使大理喜洲成为此后地域文化研究的热门田野点。它与《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数部同类作品,成为永恒的经典。

喜洲调查

1909年,许烺光出生在辽宁庄河,1933年在上海沪江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7年,他赴英国学习,在伦敦大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这让人有理由相信,他曾多少受人类学功利主义理论熏陶。1941年回国后,许烺光在云南大学担任教授,并在有名的魁阁工作室做兼职工作。1944年,他赴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并随林顿研究心理人类学。1977年至1978年,他曾担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

许烺光在云南任教时,于1941年7月和1942年6月两次进入喜洲,沿袭社区调查的研究方法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对喜洲的生活习俗、宗教仪式、亲属关系等方面展开全面系统的人类学研究。

喜洲,中国西南边陲地区的一座古村落,西临苍山,东临洱海,与滇缅公路的距离非常近。在许烺光进入喜洲时,喜洲有大约1000户人家,8000左右的人口。对于镇内日常事务的管理,喜洲有明确的宗族制度和外在的公共选举管理模式。虽然是少数民族聚集地,但喜洲居民汉化程度较高,男女均穿汉族服饰,说汉族语言,延续汉族文化习俗。镇内居民的日常食物以大米为主,与中国大部分村镇一致,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集镇,却有着十分兴旺的贸易经营。在喜洲,商业贸易才是整个村镇的经济支柱,并且处处都散发着现代化的气息。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并未有社会学学科,随着第一批留学学生的归来,国内才逐渐发展起社会学学科体系。直到1931年,孙本文在中国第一次社会学年会中提出“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社会学的本土运动才逐渐展开。随着吴文藻创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对社区调查研究方法进行再三考量之后,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成员们正式拉开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序幕。

1939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在呈贡县的魁阁成立,魁阁坚持“社区研究”的类型比较研究,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工作,为怎样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进入实地的调研。魁阁围绕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城乡关系、民族史研究、民族志等进行研究考察,其中,许烺光的《祖荫下》为魁阁时期民族志的代表著作。

另外,在喜洲的长达一年多田野调查过程中,许烺光恰逢一次瘟疫疾病侵袭喜洲,并在此期间收集了大量有关宗教仪式活动的详细记载,他也曾言不会有人比自己更了解“打醮”仪式了。1952年,他回顾整理相关资料,又完成了《驱逐捣蛋者》的写作,通过详细真实的资料,对马林诺夫斯基关于魔法、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经典理论提出质疑,以中华文化整体举例,阐述了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发挥的意义。

独特之处

许烺光选择喜洲作为重要田野研究地点的原因,在于其独特之处。

“有一个现象使得喜洲与中国其他村镇迥然不同。镇内富豪大家之多令人瞠目。一些富裕家庭不仅仅在当地闻名方圆百里,就是在省城昆明,也是首屈一指的豪富。”通过继续深入了解,许烺光得知喜洲镇富裕家庭的收入部分来自于当地普遍种植的鸦片。随着政府对种植鸦片的禁止,喜洲镇从事鸦片贸易的家庭从中谋取了更多的利润,在镇内一抽样调查中显示,有超过50%的居民从事鸦片买卖或经营活动。这些富裕家庭中的子女,在当时得到了前往中国最先进城市,甚至日本、美国读书的机会,从发达城市带回的新思想、新观念,促使喜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搭建起非常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三所现代学校、一所医院、一所邮局和一所公共图书馆,但除赌场与茶楼外,却未设立任何专门的娱乐场所。

另一个独特之处体现在精神信仰方面。全镇处处有本地保护神的寺庙,拥有众多的祭祀节日,每逢重大祭祀节日便会大摆宴席,且不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镇内的居民每家每户都有祠堂,对祖先崇拜的程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宗族内的每个成员的住宅,都会将家族成员的荣誉刻成匾,挂在住宅的大门之上,最早荣誉可追溯至十几代前的元朝时期。

许烺光对喜洲的田野研究,不是对田野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具有明确选择性的。此前对中国北方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使许烺光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下所形成的习惯性习俗,对伦理观念有着深刻影响。喜洲的研究,使他更加深入发现了传统文化中,以祖先信仰为核心的多神论的信仰偏好。调查中,他参加了喜洲镇全年中大大小小的祭祀仪式,观察每个人在仪式过程中的状态,并结合个别案例的访谈调查,将喜洲镇的传统习俗、祖先崇拜、宗教仪式、宗教观念,详细地梳理出了一个完整的喜洲传统宗教信仰体系。

许烺光对喜洲的人类学调查,包含了诸多领域。喜洲调查之前,许烺光翻阅了广泛的历史书籍,有针对性地查寻“中国家族兴衰问题”,对中国历代名人传记进行仔细研究,对家族亲属关系进行整理,并总结出兴盛家族与衰败家族的人物个性。为了在普通百姓阶层中发现答案,许烺光在调查过程中,利用了当时较为科学的简单统计方法,对喜洲的家庭人口分布、亲属关系分布、姓氏分布等进行了详尽的统计。他对喜洲的地图、居民建筑、墓地分布、宗祠结构等重要文化产物,都进行了巨细无遗的绘画,并利用科学的逻辑模型,对喜洲亲属关系做了明确解释,又使用类型学的方法,将喜洲文化、人格等重要研究结果做出了明确分类,对喜洲人类学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归纳。

值得一提的是,许烺光并没有局限于喜洲或西南地区,而是将研究视野放眼更广阔的中国,通过结合中国其他地区可供参考的案例以及他自身的成长经历,进行了相关的假设推论。个体及家族的“富”与“贫”,是许烺光对亲属关系、阶层流动、个性结构、社会变迁的相关推论的主要延伸方向。随着中国社会国情的变化,许烺光又将其研究理论延伸至政治领域,并指出,国家要实现发展,应该先解决中国传统亲属关系之间的束缚。但是对于“父子同一关系”以及社会变迁流动的传统因素如何实现变革,他只进行了理论范围内的推测,并没有搜集到充分的案例和证据。

以小见大

许烺光一生虽大多时间都在海外度过,但是其学术根源起源于中国,研究领域也一直没有脱离过中国视野,研究关注也从未脱离对中国家庭和宗族的探讨。其对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说是既传统又超脱的,在不断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世影响的发掘中,他不断建立新的研究方法,为学界提供许多洞见。

在他之前,并没有学者对中国家庭变迁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入联系思考,并应用于整个民族国家进行推论,许烺光此举无疑是大胆的、充满挑战性的。目前,学术界对于许烺光喜洲研究比较一致的评价为:这是魁阁时期一本重要的民族志,在多位当代中国人类学者的验证下,证明了田野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回顾时代背景,当时中国正值抗战时期,文化和社会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喜洲的人类学研究,无疑让当时的中国人能够更加理性地了解自身个性来源以及传统父系社会所构建的文化,这具有积极意义。时至今日,他的研究成果仍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让国内外了解到在中国文化变革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个性”的关系和一些主要特征。

正如《祖荫下》标题所揭示的那样,许烺光紧紧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祖先像大树一样荫庇着子孙后代,每一个个体,实际上都是在祖先的荫庇下成长的。许烺光认为,这种祖荫其实是祖先努力的延续,且通过这样,给予我们短暂的生命以永恒的意义,这就是中国式的个体。简单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家庭当中,处于和祖先关系比较密切的联络当中,也意味着,中国式的个体不可能脱离家庭、社会关系和日常伦理而存在。

许烺光认为,虽然有的个体已经走出了他们祖先的祖荫,反叛了他们的家庭,但他们并没有就此而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相反,在摆脱传统的伦理约束之后,个体会表现出一些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所以,他们可能会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一些自己物质上的欲望。作为子女,无论反叛也好,自主独立也好,其实都是在这一前提下所进行的。因此,子女很难冲破这样的一个关系,去达到真正的独立和自主。

基于这样的理论预设,许烺光在《祖荫下》书中认为,理解了喜洲的文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中国人,这是一种中国社会的微缩观。实际上,我们确实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传统和现代的社会氛围中,那些传统的优秀美德,更像许烺光书中描述的“祖先的庇护”。这样的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认识了解喜洲的文化,也就了解了当时西南乡村的文化以及整个中国的文化。从中可以看到,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相互影响的时代之中,传统宗族和宗族中的人们努力通过改变机制来适应社会的发展,避免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由此也提示我们,落后且限制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然会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将是既保留优秀传统文化,又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