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三十年 见证古旧书业兴起与繁荣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2001年，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工作人员清点、鉴定从国外购回的宋版《思溪资福藏》。

1994年至1995年，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协助工作。

1993年9月22日，彭震尧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主持“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

2007年，在台湾征集到有关1945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的重要档案资料《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现入藏重庆红岩纪念馆。

2022年，在民间征集到有关李大钊的重要档案资料《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学生履历分数表册》，现入藏国家博物馆。

彭震尧是中国书店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的创始人，他自1977年到中国书店工作，一干就是46年。尤为难得的是，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拍卖师，他从事古籍拍卖工作30年来，不仅以独树一帜的拍卖风格成为众多书迷与藏家心目中的“最强拍卖师”，更亲历了北京拍卖市场从起步到发展，一路风雨见证了古旧书业的兴起与繁荣。

前不久，众多藏家期待已久的《孟宪章先生珍藏碑帖专场拍卖会》在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举办，并以7345万元、百分之百成交的夺目战绩，受到藏书界广泛关注。而这场分量重、影响大的拍卖会也是彭震尧三十年拍卖生涯的收山之作，很多老朋友和藏友们赶来现场，参与、分享他主持的这场别具意义的“最后一拍”。

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彭震尧感慨地说：“这场拍卖会是我主槌拍品最精、档次最高的一场拍卖会，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珍品与藏品。我希望通过这场拍卖会，不仅给自己的拍卖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也希望通过这场拍卖会，能让孟先生一生珍藏的典籍以及高品位、高格调的收藏观念继续传承下去，真正实现：金石永寿，传之其人。”

40年前跟老师傅学的技能，到今天都有用

1977年12月，彭震尧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返回北京，被分配到中国书店工作。他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况，“中国书店是1952年11月成立的，后来通过公私合营，把全北京市的古旧书商，其中包括琉璃厂、西单、东单、隆福寺等地区共计111家私营古旧书店、书摊都归到了中国书店旗下。过去那些私营书店的老师傅们也都到了中国书店，他们的经验与知识非常丰富，也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信赖。”

此后的十多年间，彭震尧经历过门市营业员、仓库管理员、古旧书收购员，以及区店业务经理等诸多岗位，不过，令他感触最深的还是做古旧书收购的那段工作经历，“那时，正赶上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随着一批批东西回到原主人手中，有不少人选择了转让；特别是有些老人已经去世的家庭，孩子们也不太懂古旧书，想要转让基本都是找中国书店进行收购。正是在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了大量古籍文献，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也为自己的古旧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彭震尧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跟着老师傅收购了一册宋版书，当时的收购价是人民币100元，相当于那时一个普通工人两个多月的工资，“在当时也算不便宜了，但跟现在比，那还是差得很多了。”

不久以后，老师傅们陆续退休，古旧书业面临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状况，培养新人成为这个行业的当务之急。1982年9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新华书店总店委托中国书店在北京开办了“全国古旧书发行业务学习班”，作为学员，彭震尧和来自全国各地古旧书店的40多名学员脱产学习了三个月。

“当时中国书店去了五六个人，老师基本上都是由全国各地古旧书店的老师傅担任，有中国书店的张宗序、上海书店的宣稼生、天津古籍书店的张振铎、苏州古旧书店的江澄波等。”彭震尧回忆说：“那时候没有教材，完全靠老师傅们自己编写讲义，然后再刻蜡板油印出来。他们所讲的，都是依据数十年工作经验总结整理出来的，像张宗序老师主讲的《古籍版本源流》《古书分类》，宣稼生老师主讲的《期刊浅说》《旧书浅说》，张振铎老师主讲的《中国图书雕版源流》，江澄波老师主讲的《怎样鉴别古籍版本》等等，那些笔记我一直保留着，40年前学的东西到今天都有用。”

后来，这个学习班很多学员都成了全国各地古籍书店的骨干，他们与古旧书打了一辈子交道。即便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当年学习的受益，以及老师傅们对古籍保护的关切与重视，彭震尧不由深深感叹：“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言传身教啊！”

“古旧书拍卖”，开辟了全新的交易方式

上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拍卖市场也得到恢复。1992年，北京举办了一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一下子有了一种把文物收藏带热的趋势。

1993年9月，中国书店和北京拍卖市场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彭震尧被抽调派去参加拍卖前期准备工作，“古籍的介绍都是由老师傅来写，我当时还是个配角，主要负责写民国书刊和唱片的介绍。”彭震尧坦言，那时候完全没有市场标准，拍品的起拍价有些“蒙着定”的感觉。如今回头再看当年的拍卖图录，就会发现有的拍品即便是在今天看来，定价还是比较合适的；也有的拍品定的价格就明显偏高，比如第133号拍品《贝叶经》，非常具有稀缺性，而且当时对国外市场也不了解，所以定的是全场拍品的最高价——人民币80万。他笑着说，“现在，通过这么多年的拍卖，拍品的市场价位已经基本成熟，再也不会出现类似的误判了。”

1993年9月22日，彭震尧一大早就来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并站在二大殿主席台上宣布了“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开始”。那天的场景，他记忆犹新：“当时一共167件拍品，成交了36件，成交额也达到36万余元。看到这个成绩，我感觉看到了古旧书业的春天。”

自那次以后，彭震尧步入了古籍拍卖这个行业，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一如他的直觉，“古旧书拍卖”这个新鲜事物给古旧书销售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交易方式。

1994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在秋季拍卖会上增加了古籍业务，应嘉德公司要求，经中国书店批准，彭震尧到嘉德拍卖公司协助工作。那期间，除了学到很多拍卖知识与技能，还有深深的触痛，“我印象最深的是，很多人看到古旧书时脱口而出的是：‘哎哟，这书还能卖哪，我们家都当废纸给处理了。’‘哎呀，我们家都扔垃圾了。’我就想到，自己刚进中国书店时，如果收到数术方面的古旧书，还认为这都是宣传封建迷信的书，不能卖，都拉去造纸了。我曾经亲眼见到店里的木匠师傅拿雕刻好的书板当柴火烧。”

1995年，店里拿了几块旧书板让他送到嘉德公司参加拍卖。“没想到都卖掉了，那时大家才认识到雕刻的书板也有价值。”彭震尧直言，“这次大家才意识到以前古旧书的价钱非常便宜，而且也没有得到重视。”

1996年，中国书店获得了拍卖业务资质，成立了拍卖部。1997年彭震尧接手中国书店拍卖业务并主持了1998年夏季拍卖会。同年，依据《拍卖法》创建了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并于次年成功举办了公司成立后的首场拍卖会。

有一件事让彭震尧印象很深：曾经有一位图书界的大咖去世，他的儿女对老人留下的古书不感兴趣，也不懂，就把藏书当废纸处理掉了。进行到一半时，突然想到了中国书店，便打电话问能不能收购？接电话的门店经理赶紧过去，把剩下的古书按价收购了。“后来有一些书送来拍卖，我发现其中一套很好的古书就剩半套了，便问那半部书呢？门市的工作人员说那一半没有，估计当废纸卖了。我说赶紧上潘家园、报国寺去找找，说不定能在那儿出现。后来，果真有人在报国寺旧货市场找着了另一半。”

这也让彭震尧感触颇深，“对于一般人来说，一部书无论怎么宣传，怎么说这部书是‘国宝’，可搁在那儿，有什么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大家可能不能很快理解；但是如果你给它标上一个真实的市场价格，他可能就要想想，这书怎么这么值钱呢？”

在他看来，拍卖的恢复，不仅很大程度推动了古旧书业市场的活跃与发展，也使大家真正认识到古籍图书是祖国文化的传承，是珍贵的文物，是宝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拍卖起到了古籍文化的普及、推广与保护。

传统文化得到重视，古籍图书成为更多人的收藏热点

说到“拍卖”，大多数人觉得离自己的日常生活很遥远。彭震尧笑言，其实拍卖和收藏是互通的，既不神秘也不遥远。经过多年市场观察，他甚至觉得当下确是收藏史上最繁华的时候。

“过去书行有一句话叫‘黄金有价书无价’，就很好地说明书的价值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过去，藏书家一般都是非常有钱的人，特别是一些版本稀见的古籍。明末大藏书家毛晋为寻访善本秘籍孤本，就在门上贴出告示高价征书：有持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再如清末民国期间的大藏书家们，基本上也都是财力雄厚的人。”彭震尧直言，“但是现在，有很多平民百姓都加入到了藏书圈里，成为藏书家。而且据我了解，其中有些人，就是很普通的人，在收藏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学识、喜好、研究，以及多年的专题收藏成为专家，‘小残卷斋’主人孟宪钧先生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工薪阶层’藏书家。”

彭震尧始终认为，拍卖就是一种普通的商业活动，只不过它经营的商品有时会是一些“高大上”的产品，价值上千万，甚至过亿。2011年，他参观了佳士得、苏富比等多家拍卖公司后，更是深受启发。

“我们到这些世界闻名的拍卖公司参观，感觉当地人参加拍卖，在拍卖会上参与竞买如同在商店买东西一样。明显可以看出，拍卖在英国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购买商品的一种渠道。无论是佳士得，还是苏富比，几乎每天都在举办各种不同类型的拍卖会，并不是只有艺术品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拍卖会叫‘乡村拍卖会’，就是利用节假日在农村举办的拍卖会，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来进行拍卖，价钱也非常便宜。具体说到海王村拍卖，我们就是坚持除了春秋两季大拍外，还不定期举办日常小型拍卖会。不是说大拍才能出精品，小拍中也时常有好东西。往往花不了多少钱，就有可能买到一件很不错的藏品，而且有时拍卖会上买的东西比市场还便宜。”

“我经常开玩笑说，古旧书就跟一座山似的，我们如同挖山人，经过30年的拍卖，这山也挖得差不多了。最早的时候，藏家追求的都是宋元本、精善本、珍稀本等，经过二三十年的拍卖、发掘，现在这类珍稀藏品已经越来越少了，即便出现，也不是一般藏家可以买得起的。” 彭震尧笑言，“这也是古籍收藏的一个特点——周转很慢。往往是一部书出现后，收藏人在十年二十年内不会很快拿出来转让，所以现在好的书、稀见版本的书在拍卖场上越来越少。”

近些年，彭震尧感受到一个可喜的变化，各个地方都越发重视古籍图书的利用与研发，开始进行古籍的归纳整理。“过去不太被重视的方志、碑帖、地图、名人手稿等开始成为新的收藏热点。就拿地图来说，民国以前的地图一般都是官方绘制，数量不多，流传到民间的更稀少。但是地图对于疆域变动、区域管理、经济税收、军事战争等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前些年，我们在民间发现了数百张清晚期绘制的舆图，其中包括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与法国军队在台湾岛的交战图。我认为这些舆图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便马上告知了国家图书馆。最终，经过专家审定，这些舆图全部入藏了国家图书馆。”

经常有人问他，现在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用非常少的钱买到非常好的东西？彭震尧直言，搞古旧书收藏一定要有一颗平常心，他举例说：“从我此前经历的拍卖看，会有这样的情况，同样一件东西，今年卖一百块钱，过几年可能就卖一万块钱。1998年，我曾主持过一册《镇江沦陷记》稿本的拍卖，书中记述了1937年12月日军攻占镇江后所犯罪行。这部书曾在上海进行过拍卖，但没有成交。此次拍卖前，我认真通读，写了介绍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最终，从8000元起拍，以12.65万元成交，在当时是很高的成交价，相当于一册宋版书的价位。2011年，这部书又出现在匡时拍卖公司的首拍上，经过激烈竞价，最终以119.84万元成交。类似情况在拍卖中不是没有，但绝不是件件都有这种可能，关键还要看拍品本身所包含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等诸多因素。”

浸润了书香的古旧书拍卖，更是一份文化事业

从业数十年，彭震尧直言自己从不收藏古籍，这让很多人感到不理解。他解释道：“在我刚刚进入中国书店的时候，老师傅就跟我讲，既然干这一行了，你就不要参与到这里头去。这是老师傅多年工作中的切身体会，也是对自己的关爱，所以我一直坚持着这条原则。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作为工薪阶层，在经济上也没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

回首过往，彭震尧感到最自豪的就是从境外为国家图书馆购回了300余册极为珍贵的宋版《思溪资福藏》；从中国台湾地区征集到的记录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重要资料《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被重庆红岩纪念馆收藏；记录日军侵华暴行的《镇江沦陷记》经历种种曲折，最终走进镇江博物馆。还有著名学者周绍良先生珍藏的2000多件《唐墓志》，经过他的牵线搭桥，被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市图书馆收藏。也是经过他的介绍，旅美华侨招思虹女士把数百件有关海外华侨抗战的实物与资料无偿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即将结束返聘前夕，彭震尧在民间挖掘到一册名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学生履历分数表册》的资料，里面记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当时的学习资料与信息，其中包括李大钊曾祖、祖父、父亲三代的记录，李大钊的入学时间、考试成绩、所学课程等，最为重要的是考证清楚了李大钊在校学习时初名李钊，后改名李大钊的时间与过程。彭震尧为此专门撰文，经《北京青年报》刊发后，立即引起各方关注。最终，这件极为珍贵的档案资料在他与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入藏国家博物馆。

古籍收藏群体充满文化修养和文化气息，也因此，在工作中彭震尧也与很多知名专家学者结下深厚友情，如著名学者启功先生、红学专家周绍良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先生、人民日报社原图书馆馆长谢兴尧先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杨成凯先生、古籍版本专家吴希贤先生和李新乾先生等。令他十分感念的是，先生们丰富的学养和严谨谦和的学术风范使他受益良多。

有不少年轻人向彭震尧请教如何干好拍卖工作？每当这时，他都会十分中肯地告诉他们：“干这行，就要爱这行。中国五千年历史正是由于文字的存在，才没有出现断代；文字的记述就留存在书中，这就是古籍收藏的最高境界与意义。要想做好拍卖工作，就一定要学习并掌握版本知识、历史文化知识。”

在30年古籍拍卖生涯中，彭震尧一贯秉持深明大义、严谨做事的作风，为国家、为读者服务，这使他在古籍收藏拍卖界口碑很好。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评价：“彭先生和善诚信，宽以待人，从不掠人之美，是真正的仁义之士。” 古籍版本专家黄永年先生还曾题诗一首书赠予他：“恢宏气势善评量，旧椠名钞聚一堂。我亦其中曾阅历，闲寻陈跡感沧桑。”

在彭震尧荣休之际，张志清副馆长代表国图善本部将中央文史馆馆员程毅中先生题写的诗句赠予他，“古籍纷来拍卖场，琉璃厂甸继书香；唐抄宋刻原无价，彭祖敲槌寿更长。”句短情长，浓缩了大家对他的赞誉，更寄托着对古籍事业的未来期许。

供图/彭震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