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轻的方式写重的小说 班宇漫长的中场战事

班宇的第三本小说集名叫《缓步》。和“逍遥游”不同，“缓步”是一个沉思的状态，前者会让人想起御风而行的剑客，后者会让人想起在路上的人思索和停顿的过程。班宇先后用“逍遥游”和“缓步”作为书名，看似气息不同，但如果我们读过《逍遥游》这部小说，就会发现《逍遥游》并不逍遥，反而弥漫着人生的沉重。与之相对，《缓步》虽然与中年生活的尴尬、庸碌、冷暖自知有关，但《漫长的季节》里轻盈化的处理、《活人病史》中大胆使用议论的设置，都体现出班宇的抱负不只是要写一部沉重的“中年故事集”。

隐忍的叙述和隐藏的谜底

谈论小说集可以有很多方式，有人喜欢漫谈，有人喜欢刻薄。而谈及《缓步》，我想先从其中一篇入手，那就是《于洪》。《于洪》符合一篇好看小说的标准，它塑造了令读者信服的人物，它有值得琢磨的结构。有三种小说，一种是以语言为驱动力的小说，一种是以故事为核心的小说，还有一种是以人物为主的小说。三者并不绝对，可以互相混合，《于洪》介于后二者之间。小说中，主人公“我”是抗洪一代，抢险子弟兵，1999年从部队复员，一时找不到工作。恰逢12月初，母亲从单位下岗，灰云笼罩在世纪末的上空。赶巧有个战友三眼儿撮合，哥俩儿合计办了个烟摊。三眼儿他妈常年卧床，他姐郝洁照顾母亲，“我”常去三眼儿他家，因此认识郝洁。时间久了，“有了点跟郝洁在一起过日子的错觉”。小说前三分之一部分平实地叙述了“我”、郝洁和三眼儿照顾三眼儿母亲，却无奈地一步步看到她被死神带走的过程。

在小说的衔接部，班宇插入了一些闲笔，为后文铺垫。比如发生在沈阳的“四一〇大案”，十几条人命，主犯四人，两对兄弟——主事儿的哥俩儿姓李，哥哥李德文，在线路大修段上过班；弟弟李德武，以前当过兵，犯案地点在黄海花园，于洪广场旁边的商品房。这是第一处闲笔。第二处闲笔是三眼儿突然的出走。第三处是我醉酒后与小警察发生的冲突。由此进入到小说的“下半场”，以“我”和郝洁步入婚姻为标志。不同于惯常书写下岗潮的小说作者会花大量篇幅描写工人下岗的伤痛，《于洪》虽然也写到下岗职工家庭，包括退伍兵的安置问题，但它选择的是隐忍地讲述“我”与郝洁的婚姻生活，把大量的笔墨放在创伤后的两个人如何疗愈彼此的伤口，一起过日子，又面对婚姻后新的矛盾。小说的谜底一直藏到结尾，在最后四分之一处迎来爆发。

如何在北方的废墟上谈论北方

这篇小说可以跟双雪涛的《北方化为乌有》对读，它们都使用了“不可靠叙事者”，也都有一个双重故事的结构。《北方化为乌有》里的不可靠叙事者是女孩“米粒”，而《于洪》里的不可靠叙事者就是主人公“我”。“我”在讲故事时是有所隐瞒的，这个悬念到最后才揭开。在小说前三分之二，作为一位曾经的抗洪抢险子弟兵、一个下岗职工家庭的成员，“我”的叙事在读者期待中会被赋予一种天然的信服力和道德正确性，“我”讲述自己如何重新寻找工作，如何与女人郝洁认识并结婚，乃至婚姻中的变局，读者都会以为只是生活流般讲故事而已。但在小说最后一部分，班宇设置了一个“半梦半醒”间“我”与昔日战友、妻子郝洁的弟弟三眼儿对话的部分——这一段像是梦境，又像是叙事者直面自己的心魔。在小说里，它也是一个解密的过程。

由此我们才知道，原来“我”曾经与发生在沈阳的“四一〇大案”有关，在退伍后与主犯之一李德武有联系。当时，李德武与妻子陈红离婚，婚后买卖交给陈红。李德武因为赌瘾输了一大笔钱，亲戚借遍，而“我”退伍后一时没找到工作，又逢母亲下岗，生了一场大病。与李德武重新联系后，在对方想做一单案子时，“我”犹豫再三，提供了一些线索。而且，“我”故意跟李德武说自己叫“郝鹏飞”。其实这个“郝鹏飞”就是三眼儿的本名——相当于，“我”给命案要犯送线索，又嫁祸给别人，这是小说前三分之二隐而不发的关键细节，也是小说必须交代“四一〇大案”背景的原因。至此，这篇小说从一篇中年婚姻故事、东北伤痛故事，变成了一篇内核为生活下的暗流，事关“我”如何面对自身记忆中的黑洞这一命题的小说。它既关于东北，又不局限于东北。这种对于不可靠叙事者的演绎，在诺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小说里也经常出现过。

这篇小说之所以适合跟双雪涛的《北方化为乌有》对读，不仅是因为它纳入不可靠叙事者的层叠叙事，也在于“北方”与“废墟”同时构成了两篇小说的暗流。如果说《北方化为乌有》是两个北方人，在北方的废墟上，谈论过往的深渊，那么《于洪》就是活在深渊里的人，怎么去正视自己在深渊里留过的痕迹。时代翻天，北方化为乌有，但记忆是抹不去的伤口，于是在《于洪》结尾，两人对话，事关复仇，事关遗留在过去的一笔账，而“在这个夜晚，一切悬而未决”。某种意义上，小说家或许在传递一个讯息：我们会朝向怎样的未来，这个解密的钥匙其实在过去。一个人到头来要处理的，是他如何与个体记忆和公共记忆自处，而小说家要做的是忠实于灵魂深处的真实，那是一种在本职意义上，抵抗大规模遗忘和粉饰的方式。

东北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千姿百态的生活

从《冬泳》到《缓步》，在这些年阅读班宇小说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东北之于班宇意味着什么。班宇曾跟《收获》的编辑坦言：“对于人们热衷谈论的东北话题，我已经不知道还能说啥。一提起东北这点儿事，我就头疼。东北既不是我写的那样，也不是你认为的那样。它具体啥样，你就自己来看一看。”后来看他接受一轮采访，记者也抛出了东北的话题。班宇花了三分钟讲述赵本山、范伟和高秀敏早年的小品《做梦》，他说：“首先，我认为它不是一种标签。这是我从命运里、从生下来就带着的东西，包括我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跟地域文化关联非常密切。我写小说的表述方式也会受地区文化和语言因素的影响。一个人怎么能摆脱掉自己的基因呢？这个事儿不现实。”

阅读《缓步》时，我确信的一点是，东北对于班宇来说既不是一个需要刻意回避的事物，也不是需要每篇小说都去嵌入的。小说家可以选择写东北背景的小说，也可以不写，这是他的自由，但没有必要因为外界的说法而去闪躲它。福克纳多次写到约克纳帕塔法、莫言写高密东北乡、李娟写阿勒泰，有读者会因为地点的雷同说创作者在故步自封吗？不会的。因为重要的是技法和思想的更新，而不是表象的更新。地理是一种状态、氛围、生活的肌理，而不是束缚创作者的枷锁。

用轻的方式写重的小说

不变的是，从《冬泳》到如今，班宇都在试图用轻的方式写重的小说。譬如《漫长的季节》里，小说的现实质地是沉重的，但作者处理得很轻盈，小说在氤氲水汽中散发着一种哀而不伤的质感。班宇的小说喜欢减速。以实写虚，由虚入境，在小说里保留一些诗歌的气息。他的小说里诗人的灵魂经常和小说家、乐评人的灵魂争夺阵地，效果起伏不一。

班宇善于书写世事的无常，把戏剧化的事情埋藏在生活流的记录中。在这无常而变幻的穿越世纪隧道的列车里，班宇的笔触不在头等车厢，而是在那几节晃晃荡荡处于脱钩边缘的旁落者车厢里面。他写残酷，写离散，但有恻隐之心，恰如同《逍遥游》里许玲玲戴着的那一条奶白色围脖、《漫长的季节》里两个原本没有爱的人生出羁绊。到了结尾，班宇喜欢将小说包裹在氤氲的水汽和迷雾的氛围中，使故事平添出“是这样啊，毕竟是这样……”的怅然。

不过，从小说写作的商榷来说，《缓步》乃至前作《逍遥游》都有一些小地方值得探讨。比方说，一些金句的出现是否痕迹感还是重了些。像《羽翅》里“我”和程晓静聊天，抖落一句“人到中年，万事无解”；《活人秘史》中“我们面目一致，同为活人，同为哑人”；《于洪》中“我没有选择，只能直起腰来，走出瀑布，进入海中。夜幕垂落，远处楼群正如帆影，扬起一角，俯在天边的云端，缓缓移动，与我同行”。这像是改写了米沃什的《礼物》最后一句：“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小说《于洪》也引用了这首诗。

另一个商榷之处是，小说中海雾、海的意象是否用得过多。如果一部小说集连续多次使用某个意象，那个意象在文中又并非非用不可，反而显露出意象使用上的偷懒。倘若从艺术家的标准去要求，这种偷懒仍是艺术创作的大敌。在写作中，顺滑的表达能够制造可读性，但也容易牺牲掉一些层次。

但至少，在《缓步》里，班宇试图展现“丰富”。从东北下岗故事，到女性主义视角的尝试，再到“元小说”，展现在眼前的不仅是作为东北作家的班宇，也是作为一个朝向自由的写作者本身、一个未臻大成但敢于打破舒适区的现代主义者。他正在经历自己漫长的中场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