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瑛：“音乐，我的生命！”

■ 口述：郑小瑛 当代著名女指挥家

■ 记录：陈  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 1961年，郑小瑛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首次指挥演出。

▲  2020年，郑小瑛在音乐会现场。

▲ 1982年，郑小瑛在天桥剧场二楼休息厅为听众做“20分钟歌剧音乐欣赏讲座”。

人物简介·

郑小瑛，1929年出生于上海，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爱乐女室内乐团的音乐指导和创办人之一，厦门爱乐乐团创团艺术总监。她曾成功在二十多个国家指挥演出，曾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两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中国文联、中国音协“金钟奖”终身成就奖，全国三八红旗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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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可以感受时间与运动，是一件令人享受的事。

即使在我93岁这一年，我还能手拿指挥棒，站在舞台中间，享受音乐的温暖与力量，这何尝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

理想——以音乐服务大众 报效祖国

今年7月，第二届中国合唱指挥大会暨合唱艺术节在杭州开幕，我再次指挥了《黄河大合唱》。2019年，满90岁时我是站着指挥的，这次我不冒险了，坐在高凳上指挥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更加专注于对音乐的表现。

可以说《黄河大合唱》和由它衍生的钢琴协奏曲，伴随了我整个的音乐生涯，激励着我为人民的音乐人生。

我出生在1929年，父亲是留美归来的知识分子，母亲是那个时代追求思想进步的新女性。我6岁那年，他们就开始让我学习弹钢琴，或许我有一定的音乐天赋，这在我后来的成长路上渐渐地显露出来。

我11岁那年，我的小学音乐老师穆义清，是一位从抗敌演剧队回到后方的热血青年，他教我们唱《黄河大合唱》，还进行了演出。因为我的音乐基础比较好，当时所有的独唱都是我唱的。《河边对口曲》是我和妹妹小维两个人唱的。那时我们还小，唱抗日爱国歌曲，是我们小孩子能做的。我当时急迫地盼望自己长大，去当飞行员，抗敌报国。小学毕业时，我跟好友一起去报考少年航校，但航校不收女生，我俩未能如愿。

1947年，我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要先到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读三年预科。那时正值学生运动高涨之际，我受进步同学的影响，在学校组织民歌社，也传唱一些旋律激昂、气势恢宏的民歌和苏联歌曲。

我是1948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奔赴中原解放区的。在河南开封，我被安排到中原大学文训班，当时，像我这样从上海来的大学生极少，大家学歌的时候，像附点音符、切分音这些地方，常常唱不对，我就去纠正。渐渐地，大家觉得，“呦，你还挺明白的，那你就领着大家学歌吧”。我的胆子也大，一开始我就是指挥队员唱，到后来指挥全校的同志，有几百、上千人演唱，我的指挥生涯不知不觉就从这里开始了。有一次大家排好队伍出发前，先要唱唱歌，就叫我上台去指挥。文艺干事从后面拍了照，那是我的第一张指挥照片。那个拍照的同志肯定想不到，当年指挥大家唱歌的小姑娘，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位女指挥。

南下后，我们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到了武汉，中原大学文训班也改名为中原大学文工团。当时我和文工团战友们在武汉街头宣传解放军进城的安民政策时，也是我指挥大家唱歌。

1951年初，我跟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方进行慰问。有一天，我们队伍正走在山路上，就听到隆隆的声音，转过山梁一看，原来是苗族同胞为了欢迎我们，把附近寨子的芦笙队召集起来，十几堂芦笙一起，吹得震天响，还有苗族姑娘围着芦笙跳舞，情景让我特别激动。后来，我把他们的芦笙调记下来，在演出时用手风琴演奏他们的芦笙调，让他们也觉得又新奇又激动。尽管当时我与他们言语不通，但是音乐却让我们很快彼此亲近起来。

在广西山区慰问的日子里，我被当地纯朴的老百姓感动，根据“瑶山大团结”的故事，我自编自演了一出小歌剧，那应该就是我与歌剧结缘的开始。

参加中央访问团到广西山区慰问的这段经历让我深刻领悟到，音乐是人民创造的，让我树立了深入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也更强烈地激发了我用音乐报效祖国的决心。后来我被组织上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还到苏联留学，乃至成为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我深知自己不能辜负祖国和人民的信任。

我1952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因为我自幼学习钢琴，音乐基础比较好，所以，在我的同学中学习成绩比较突出。1955年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到中央音乐学院挑选指挥学生，一下子就选中了我。杜马舍夫专家班是中国第一个培养合唱指挥的正规教学班，我是班里唯一的女生，所以，我就成了新中国培养的、经过正规训练的女性合唱指挥了。在专家班学习了一年半之后，我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一边作为学生完成我的作曲专业学习，一边作为老师参加了创建指挥系的工作。

1960年，我又被选派去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在留学的三年期间，我非常努力，除了完成课业，我几乎每天都认真地泡在歌剧院和音乐厅里，听名家排练，看精彩演出，在列宁图书馆我几乎读完了所有俄、英文版的指挥方面书籍，还聆听了指挥家马尔凯维奇的全部课程。

我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是1961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二周年，我的导师俄罗斯功勋艺术家阿诺索夫为我安排的，当时由于苏联政府已不给中国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导师只能请来退休的、与中国友好的艺术家们，组成了一支友谊乐团。那天演出前，阿诺索夫老师特意从家里带来了热腾腾的咖啡，让我感觉非常温暖。此后我也保留了这个传统，我的学生第一场音乐会演出前，我也给他们送去咖啡鼓励他们。这场演出之后，《苏联妇女》杂志给我做了大篇幅的专访，把我称为“中国的第一位女指挥”。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演出是1962年10月3日在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的一场歌剧《托斯卡》公演，那是义务教了我一年多歌剧指挥的巴因老师让给我的一场演出。当时中苏政府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但在两国人民群众间，还保存着深厚的感情。所以，让我这样一名学生来指挥歌剧公演，是很不寻常的一个决定，是巴因老师为我争取来的。他说，你应该有这样一场演出向你的祖国汇报。

那一天，当我出场的时候，主持人介绍：“今天的演出，由中国的女研究生郑小瑛指挥。”观众热烈鼓掌，我心中激动万分。一般的演出都是在第三幕才给指挥上场打追光，但我演出的那场每次我出场都为我打了追光，观众每次都为我鼓掌。

次日，新华社向国内发了通讯稿报道了这场演出，把我称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人”。那一年，我33岁。

追求——阳春白雪 和者日众

我从苏联回国后，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当时中央歌剧院准备上一部重要的新歌剧《阿依古丽》，把我作为当时最好的歌剧指挥请去执棒。在工作中，我把在苏联学到的歌剧排练科学流程也介绍回来，大大提高了排练效率和质量。《阿依古丽》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中国歌剧，可惜由于政策变动等原因，加上那段特殊时期，就没再上演过了。直到1978年，中央歌剧院重建时，我正式调入中央歌剧院任首席指挥，同时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茶花女》是1979年中央歌剧院复排的第一部歌剧。这部歌剧有一个凄凉的序曲，开始的时候音乐需要非常轻，可是当时剧院里的观众们多数都不懂得这些，观众席里非常嘈杂，让我很难指挥演奏开始。这种状况使我感到非常痛心。因为在那段特殊的十年中，整个社会的音乐教育是完全缺失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歌剧是什么，更不懂得怎样欣赏歌剧，而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却是时代的遗憾。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演出开始前，在休息室用20分钟时间给大家讲讲有关歌剧的知识。这个方法果然奏效，不仅现场演出中观众席不再有噪声，而且越来越多的观众对演出前我的20分钟讲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传十、十传百，演出前听我讲座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别看只讲这20分钟，对于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因为我必须提前到演出的剧场，就没法坐歌剧院的车，只能自己背着总谱、演出服、录音机等用具，挤公车到剧场。时间到了，我就自己到剧场门口大声招呼：“休息厅有音乐讲座，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跟我来。”

当时歌剧院的同事里给我唯一帮忙的是刘爱华，他看我演出前办讲座很辛苦，想为我分担一点，就说：“我去帮你把观众叫来吧！”结果，我等了半天，人也没来，原来是他面对着休息厅的观众，怎么也不好意思张口。我就说他：“你缺乏我在文工团里受到的锻炼啊！”

的确，在文工团的工作和参加中央访问团的经历，让我从一个上海弄堂里的“淑女”成长为革命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让我不会“羞”于贴近大众，让我心心念念想着的，就是把我获得的知识和我领悟的艺术之美，与大家分享。

为了做好20分钟讲座，我需要认真地备课。这样的讲座不同于在音乐学院上课，我不断地告诫自己要避免使用普通观众不熟悉的音乐术语，也不能单纯地分析音乐。我要在短短的20分钟里，让观众获得关于这部歌剧的时代背景、艺术特点、故事梗概和音乐特色的全貌，就必须精心安排。事实证明，这样的讲座方式非常受欢迎，后来，北京的很多大学，也纷纷邀请我去办讲座。看到年轻人那么强烈的求知欲，我觉得，作为文艺工作者和教师，自己有责任与义务，帮助大家喜爱音乐、了解世界音乐文化。自古以来都说“曲高和寡”，可是我坚定地认为，时代不同了，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总归会“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不惜为此全力以赴，哪怕一天争取多一个人，也好！

而我也没有想到，我当时做的这些努力，竟在多年以后，经常给我意想不到的反馈。有一次我在杭州演出，有一对老夫妻要见我，他们说：“我们忘不了你给我们普及歌剧知识的场面，那时我们还在谈恋爱，如今我们的孙女都已经开始学钢琴了。”

2021年4月，我带领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到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当演出结束我谢幕完毕正向后台走去的时候，参加演出的合唱团员们突然自发地高喊：“郑老师，我爱你！”随即，全场观众们也跟着喊起来，连续三遍，喊声响彻整个音乐厅。这让年迈的我不禁热泪盈眶。我离开北京二十多年了，与北京观众难得见面，为什么北京的观众还会记得我呢？何况，北京的演出市场早已与国际接轨，国际大师也都频频现身北京。为什么北京的观众还会对我有如此的热情？也许，就是因为我曾经坚持那么多年，真心诚意地与大家分享美好音乐，我也爱大家的原因吧！

风采——展现中国女性的音乐才华

20世纪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涌入内地，对经典音乐有很大的冲击力。为了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了解中外优秀经典音乐，我与另两位女音乐家司徒志文和朱丽一起创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我担任音乐指导和指挥。爱乐女室内乐团也成为我国第一个志愿者音乐团体，成员都是北京各大专业演出团体或音乐院校的女音乐家。大家不计报酬，不讲条件，为大众普及交响乐，完全义务地把高质量的音乐演出送到学校、工厂、村庄，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音乐带来的魅力。

那时候我们没有固定的排练场所，记得有一次只能借到一处地下室进行排练。偏偏又赶上那天下大雨，地下室倒灌了水，大家就踩着砖头坚持排练，虽然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但是“爱乐女”中没有人抱怨，仍然拿出所有的热情投入排练和演出中。

琵琶演奏家章红艳、二胡演奏家宋飞、女中音歌唱家杨光等，这些优秀的音乐人才也在爱乐女室内乐团中逐渐培养起来。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五大洲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万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妇女姐妹相聚在北京。在这样的一个盛会中，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新中国女性的自豪呢？我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成立一个女子交响乐团，展示中国妇女在音乐领域的风采！于是，才有了后来百名女性组成的女子交响乐团亮相世界妇女大会的开幕式，震撼了来自全世界的三万多名妇女代表。

20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讲课，有记者向我提出很刁钻的问题：“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站到指挥台上去的？”我给他们解释，我说我们的制度跟你们不一样，我学习优秀，工作努力，我的领导就对我委以重任，仅此而已。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那个年代的西方乐坛，对女性指挥是有很深的性别歧视的。

我很幸运成长在新中国，正是因为新中国是一个男女平等的国家，才使得中国女音乐家有可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携手全球妇女投入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进程，我非常感恩我的祖国和人民。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五十年期间，我坚持的理念就是：一名称职的指挥者首先就应当有完善的人格，应当爱祖国爱人民、热爱音乐事业。可以说我的学生们都是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愿意与大众共享美好音乐的，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成为音乐界独树一帜的领头人。吴灵芬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是我留苏回国后教的第一个指挥主课学生。她后来在中国音乐学院创建了指挥系，是现在国内公认的合唱指挥领域的顶级专家。

202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我通过我的自媒体“瑛乐知音”发起了全球华人女指挥致敬“三八”国际妇女节公益宣传活动，旨在向大众介绍全球范围内的30多位华人歌剧-交响乐女指挥。这个公益宣传活动引起了国内音乐界乃至全球华人音乐界的强烈反响。在做这个宣传活动的过程中，我设法寻找到了多年没有联系的老姐妹，让身处不同地方的我们得以在线上重聚。今年，我决定把这项活动定名为“世界华人女指挥之声”，作为“瑛乐知音”的固定栏目，每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时推出公益宣传，让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女指挥们，老友重逢、新朋相会。我希望这个平台能继续成为世界华人女指挥交流沟通的桥梁，欢迎有更多的女指挥加入我们的行列，展现更多女指挥家的风采。

传承——让歌剧贴近大众 让大众走进歌剧

其实我的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我曾三度患癌症，但是在我心中，音乐的力量超越了一切。我认定的事，就一定竭尽全力去做。

从第一个志愿者音乐团体爱乐女室内乐团到民办的厦门爱乐乐团，我以身作则，鼓励大家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肩负起一名中国音乐人的神圣职责，排除万难，努力耕耘，让大众真正发自内心爱上交响乐，去理解“阳春白雪”的价值。

这些年，我先后带领厦门爱乐乐团、福建省歌舞剧院和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把刘湲作曲、长达40分钟、表现客家人奋斗精神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在全国巡演，还演到了世界上十二个国家，共演出77场，创下了中国大型交响乐作品演出场数之最。多年的演出实践也证明了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2000年，我们在龙岩体育馆首演时，就受到了当时几千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代表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作品的第五乐章要求使用民众合唱，所以，我们每到一处演出，就邀请当地的业余合唱团参加演出，用客家话演唱《客家之歌》，每次演到这里，都场面热烈，激动人心。以前，总是我们中国人用半生不熟的德语演唱《欢乐颂》，现在也终于有这么一部《土楼回响》，让全世界的朋友们能用我们的方言与我们一同放声歌唱，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自豪。什么是文化自信？我想，就是通过这么点点滴滴获得的。

今年1月份，厦门市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正式注册成立，成为我国第一所民办非营利的能独立完成歌剧制作的歌剧人才机构。以“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为目标，积极推动西方经典歌剧的“洋戏中唱”，致力于“将厦门建成一座有歌剧的城市”，不仅让市民们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歌剧，提升城市及市民的音乐素养；更努力将厦门建成一座能够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输出高质量歌剧的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

2022年，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在成立的第一年，就推出了施光南的歌剧《紫藤花》进校园的两场表演音乐会、歌剧《茶花女》中文版的两场公演和受到近千万网友们关注的线上直播 ，还主办了由我和殷承宗国宝级大师联合演出的“黄河”钢琴协奏曲和毛主席诗词交响组歌等多场演出，深受广大厦门市民的欢迎和全国音乐界瞩目。

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也招募并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以厦门本地具备一定音乐修养的业余爱乐者为主的“厦门歌剧爱乐合唱团”，主要承担歌剧演出中的合唱任务，这在全国范围内的歌剧院中均属首创，也是秉持“歌剧贴近大众，大众走进歌剧”理念的主动选择。

之所以成立“厦门歌剧爱乐合唱团”，来自我曾在芬兰国际歌剧节观看一部歌剧《阿依达》的想法，在那400多人的歌剧合唱队中，大多数成员并非来自专业团体，而是工人、农民，老师和学生等一些热爱歌剧的音乐爱好者。我也是希望让咱们爱好歌剧的普通百姓能够通过中文听懂西方歌剧，利用业余时间来排演，积极投身歌剧表演中，提升普通大众的兴趣和艺术素养，让更多高品质的音乐出现在大众面前。

今年夏天，来参加合唱的演员们，在非常炎热的天气下，怀着满腔热情在学习和排练。他们没有一声抱怨，都是以非常好的状态投入歌剧表演中。在这些演员当中，他们有音乐教师、保安、工人等，有了这样的舞台发挥，对热爱音乐的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通过我对“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理念的不懈追求，我们会努力通过科学的方式推介我国优秀歌剧，希望歌剧中心能肩负起自己的使命：树立起用中文演唱西方歌剧的标杆，在歌剧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桥梁，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同时相信世界经典歌剧能够得到中国大众的赏识。

我一直认为，当音乐家是一个最幸福的职业，你常常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生命里有音乐，就有活力，在有限的时间里，我还想努力为音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感谢“瑛乐知音”对本文倾情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