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转千弯，转千滩

    5月28日，上海市黄浦区，一位父亲背着手拿风车的孩子走在外滩附近的马路上。

    5月17日，上海市崇明区，庙镇集贸市场自5月16日开始实现“有限开放”，菜摊上摆着西红柿、茄子、青椒等蔬菜。

    5月28日，上海市黄浦区，一些年轻人带着西瓜、滑板、香槟，在苏州河边小聚。

    5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在虹桥火车站的临时安置点，一个男人正在看《一生的旅程》。他在本轮上海疫情中失业，没钱买票回家，在此暂住。

    在上海滩，海关大楼的钟敲了94年。6月1日零点的钟声格外穿透人心。

    当12响浑厚的钟声穿过灯火通明的群楼，越过滔滔不绝的黄浦江时，重回外滩的人们驻足静听。紧随其后的，是汽车疯狂的鸣笛，和人群的欢呼雀跃。在外环，庆祝解封的烟花冲上天空，发出阵阵巨响。脚步踢踏，车轮滚动，连跨江大桥都有些震颤。

    这一刻，上海的无数双耳朵等了两个月。

    6月1日零时起，上海有序恢复住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但上海何时能完全恢复，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上海的很多地方，消化过去两个月里积攒的问题，成了当下很重要的事。封控期间未能就诊的病人走进医院，无法治病的宠物涌向宠物医院，无人照料的租摆植物枯萎待换，新长两个月的头发要剪，关店两个月的损失要补，对这座城市的信心，还要一点点找回来。

    最近，上海几个区陆续出现社会面阳性感染者。“疫情反弹风险依然存在。”在6月3日下午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说，“我们仍需时刻保持警醒。”

    钟声起，钟声落，悲喜交集

    这是自1843年开埠以来，大上海没经历过的。“她生病了，病得还不轻。”一个市民说。

    两个月前，浦东与浦西相继封控，一座集聚2500万人的城市，不再风云际会、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酒绿灯红，仿佛一切都停下脚步，唯独海关大楼的钟声照常响起，日夜不停。

    3月31日夜晚，一名34岁的保安在外滩遇到了一个喝得烂醉的人，爱喝酒的他想，这也许是那个男人封控前的最后一顿酒。

    那一夜过后，这条上海最繁华的街道上，仅剩下像他一样执勤的安保等工作人员。他的目光能透过光秃秃的景观树，和空空的街道，从路这头望到路那头。那些天，他很少在这条街上见到其他人。时常陪伴他的，是海关大楼整点敲钟时响起的《东方红》。

    住在虹口区、静安区的一些居民，也能听到黄浦区传来的钟声。“原先，我的住处是听不见的。现在是那么静，静得人心里发慌，静得人心里害怕。”一位虹口区的居民说，每天清晨唤醒他的，不是黄浦江上的船鸣，不是豆浆油条的香味，而是那钟声。

    4月，一位生活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年轻人每天定3个闹钟抢菜。在一些小区，几乎从现代生活中消失的“以物易物”，成为一种常态，有人拿出咖啡、酒，换回蔬菜、鸡蛋。

    烟、酒、可乐，一度成为奢侈品，也是稀缺品。

    4月初的一个夜晚，一名骑手敲着一家玻璃门紧闭的烟酒专卖店，询问卖不卖酒，有人托他买，价钱好商量。在一些开门营业的加油站，销售最火爆的并不是汽油或柴油，而是一条条香烟，排队买烟的队伍常能有十余米，而加油的汽车寥寥无几。

    足不出户的日子里，很多人重温了歌曲《上海滩》和电视剧《上海滩》。在网易云音乐这首歌的评论区，一位当时正经历隔离的人留言：“想起上海之前的热闹，看到今天外面的冷清，我也突然想听这首歌。”也有人说：“我已40天没出门，但我仍然无比热爱这座城市。现在阳性病例已突破50万，但每天新增已从近3万降到1万。”

    有人祈愿：“上海早日走出疫情阴影。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

    当外滩的那名保安再一次碰到醉汉时，已是5月下旬，两个拎着酒瓶的外国人，摇摇晃晃地从他面前经过。那时，步行街两旁的树已枝繁叶盛，许久不见的烟头又在路上出现了。“好呀！”他感慨，上海快回来了。

    5月23日，上海4条地铁线路首先恢复运营的第二天，外滩附近就喧闹起来。一辆老年三轮摩托车疯狂鸣笛，从有少量行人散步的四川中路上疾驰而过。一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坐地铁到南京东路，在略显萧条的街上拍照留念。那时，步行街上的绝大多数店铺尚未开门，只有不多的人闲逛。

    “高兴又心酸。”那位教师说，她想念外滩汹涌的人潮，想念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的演出。

    这位上海本地阿姨乘坐地铁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名正要离沪返乡的女孩儿，女孩儿向她倾诉了在上海的遭遇。她看到女孩儿眼里盈满泪水，即将带着行李箱、一盆陪伴多年的兰草，以及对上海复杂的心情离开。那时，离沪列车渐多，公共交通尚未完全恢复，每天都有人步行或骑行十余公里，赶往虹桥火车站。

    女孩儿告诉她，自己忙碌半个月才拿到返乡证明和出小区的许可，又历经波折抢到车票，如今手机快没电了，还要在火车站地下车库睡一晚才能赶车。她把自己的充电宝送给了女孩儿。

    “希望陌生的异乡人不要对我的城市失望，她只是暂时病了。”她说。

    在5月的尾巴上，在院的新冠病人越来越少，上海市“封控区”数量也一降再降。在外滩，偶尔有摩托机车轰鸣而过，把路边骑共享单车的人吓了一跳；一些年轻人带着西瓜、滑板、香槟，走出小区，在苏州河畔的空地上相聚，对饮。

    人们开始尝试慢慢回到原来的轨道。

    6月1日这天，75岁的上海老人林静秋的第一件事是去儿子家陪小孙子下跳棋，直到傍晚时分才离开去外滩闲逛。这样平淡无奇的自由生活，她已两个月没经历过。她还特意去瞻仰了上海解放后第一任市长陈毅的雕像。她看到外滩像过节一样热闹，十字路口人潮汹涌，黄浦江畔的台阶上坐满了人。

    她把外滩比作上海的“会客厅”，看着“会客厅”渐渐恢复昔日光彩，心里暗自高兴。因为外滩，也是她的“老家”。

    她的祖辈曾从宁波到此经商，在南京东路附近买房开店，在河南中路466弄开过一家寿衣店。她在外滩度过了童年时光，1966年从上海第六女子中学毕业。她说，如今的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就是在她家老宅旧址上造起来的。

    上海解封的第二天，林静秋重回苏州河畔的梦清园公园，与阔别已久的老姐妹相见，并续上了10余年来一直在坚持的晨练。常年在梦清园吹萨克斯、已鬓发斑白的老人带着他的乐器、乐谱也回来了，梳着大背头，戴着金框眼镜，穿着西裤和皮鞋。老人吹了一首在疫情期间传唱颇广的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在苏州河边，她看到穿着布鞋，带着靠椅和午餐的老人，在昌化路桥上放风筝。往年的6月，每逢端午，苏州河里会赛起龙舟，如今只有河水流淌。

    不过，上海确实正在恢复，这一点儿，从生活垃圾的处置量上也看得出来。

    上海环境物流有限公司徐浦基地承担了上海市市区70%的生活垃圾转运工作。3月，基地的日均普通生活垃圾处置量为3924吨，4月降到日均2852吨，日处理普通生活垃圾的最低值出现在4月6日，为2114吨，等到5月，日均处置量回到3910吨。

    最近，一个高峰值出现了，6月2日这天，普通生活垃圾量达到了4979吨。与此同时，另一项数据则持续走低。

    “疫情可控以后，专项垃圾就在走下坡路。”徐浦基地负责人杨青青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些专项垃圾主要是来自于封控区的生活垃圾。专项垃圾处置量的单日峰值曾出现在4月25日，达到900吨，6月2日这天的统计数据显示，已经降至165吨。

    “回来”的，不止生活垃圾。“打虎”也回来了，6月1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6月2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6起环境污染防治典型案例。“酒驾”也回来了，6月3日，上海交警查了70起酒驾、845起客车载货。

    当城市重启时，一家上海的园艺公司发现，许多工作等着他们去做。疫情期间，这座大都市里的办公楼、商店等地方，大量的租摆植物无人管理，有的枝枯叶败，有的奄奄一息，有的需要修剪。

    在一些林荫道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清洗，脚下的路常是黏的。一名环卫工人笑着说，他从没见过街边草坪里的草，像今年一样长到齐膝深。往年春天，割草机一周就会修剪一次草坪，那些草顶多没过脚背。

    解封之后，从小区走到街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青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放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过去的这两个月，光看这个街景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他知道，城市景观的恢复是很快的，有一些东西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恢复。

    被封控在小区的这个春天，他曾转遍小区，发现蜻蜓、萤火虫、水黾消失了，蟾蜍、青蛙、蝌蚪，少了。而在结束大规模的消杀之后的15天时间里，他又发现了新的蝌蚪，但对空气污染更敏感的萤火虫仍未出现。

    从他的团队在上海野外布置的红外相机来看，很多城市公园里的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但它们的活动时间因为人的消失更灵活了，常被认为是夜行动物的黄鼠狼和貉，在白天大摇大摆地出来活动、觅食。

    “城市动物跟人的关系会更复杂。”王放说，“很多时候其实是人的活动在支撑它们的存在。”与此同时，他们的红外相机还曾多次拍到流浪狗组成一群，扑击野猫，有貉也曾被流浪狗杀死。

    上海解封之后，市民关于貉的投诉增多了，“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就这么大胆地到处闯，你们能不能来管一下？”

    封城期间，小貉会经历出生、长大、探索城市的过程。而这期间，城市看起来很安静很自然，人和车都少了。但人类提供的食物也在减少，它们被迫到更大的范围去活动，去花园，甚至商业区。

    王放觉得，市民需要去理解野生动物。它们也得调整，得回到晚上活动，得重新躲藏起来。“城市并不是一直封成那个样子。”

    病人来，病人去，继续治愈

    5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以下简称：仁济东院）急诊科副主任刘黎结束了闭环管理，回到家中。儿子担心妈妈不过只是回来一下，又要走。当明确妈妈上了班还能再回家时，他开心了。

    两个月未见，离开时刚领回的小奶猫已经长大，宠物狗见到刘黎回来时，先是愣了一会儿，而后又亲热起来。

    丈夫烧了一桌子菜，鸽子、带鱼、奶油蘑菇汤等，还拍了一张照片发在小区楼栋微信群里，邻居很敏感地判断出来，“是不是你家属回来了”。在经历过一场疫情风暴后，一家三口，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安安心心吃顿饭。

    从那天起，刘黎渐渐找回不仅属于医生、还有属于妻子和母亲的家庭日常。那些譬如买菜、吸尘、拖地等家务事，原来她都很不喜欢做。刘黎说，当经历过两个月闭环生活之后，原来很日常的事情，变得奢侈起来。“现在能去做了，其实心里还蛮开心的。”

    6月1日早上，刘黎从家到医院的路上，想找一辆共享单车来骑，但没找到。“路上好多人。”她说，“碰到的所有人好像都是挺开心的样子，终于可以自由出入了。”

    而在仁济东院急诊室，也有许多变化正在发生。

    急诊室留观区逐渐恢复了秩序，为病人和家属增加了一个个小隔间；滞留在二楼病房的大部分病人都回了家，新的住院病人多了起来；临时抽调来支援的部分医生撤了回去，也留了部分医生像往常一样在急诊工作；急诊为自行挂号的病人重新排了专门看诊的医生。

    但最近刘黎察觉到，一些炎症性感染病人的数量，要比往年同期多，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封控期间一直没来医院”而积攒下的病人。

    “我们这两天碰到几个肝脓肿的（病人），肺部感染，变成肺脓肿。”刘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其中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位，是一名建筑工人。起初，发烧、咳嗽，没到医院看，自己弄点药吃。 “屏（撑）一屏，延误了治疗时间。屏不住再来看，（肺部感染）相对比较重了。”

    她最近还碰到一位糖尿病病人，平时一直打胰岛素，但疫情期间被封控在单位，而单位没有胰岛素，他也没能及时买到药。“然后血糖特别高，酮症酸中毒送过来的。”刘黎说，“他还没完全好，又急着出院，因为他要复工复产，想要回去上班。”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林静秋的亲戚身上。

    去年查出肺癌晚期的亲戚，原本在4月初准备做第4次化疗。“没想到一封，两岸不是一个星期停摆，而是足足两个月。”林静秋说，“由于交通堵塞，他需要用的药，运不过来。直到5月底，（医院）才通知说，这个药运进来了。”第4次化疗最终在5月底完成，“好在这个期间，病情没有明显恶化。”

    连宠物医院都忙着处理攒了两个月的工作。

    上海芭芭拉宠物医院院长王琦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期入院就医的宠物数量增加了至少一倍，“我们原来一天接诊30例左右，现在可能60例。主要是做绝育和打疫苗。”

    在仁济东院急诊室，由120救护车送来的一类病人（濒危病人）就诊量没有明显的下降，自行前来就诊的二类、三类病人（危重、急症病人）多了起来。尽管前来就诊的病人总量比疫情严重时多了，但脱下“大白”、换上蓝色隔离服的医护人员们，能够更轻松、更迅速、更持久地应对了。

    上海120救护车司机陶炜也脱下了“大白”。“解封后，120基本已经回归正常了。”陶炜说，出车量也回到了疫情前，只是送去医院的急救病人以老年人偏多，还有封控期间不能就医的病人。最近，他每次送病人到医院时，都看到一些三甲医院门庭若市。

    如果从仁济东院的门急诊就诊量上来看，目前基本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平均水平。但从整个上海的情况来看，因疫情处置工作的需要，进入6月以后，仍有包括浦东医院、周浦医院在内的25家医疗机构暂停部分医疗服务。

    上海重启的前一天，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关闭。而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新冠病人的隔离救治至今没停。

    自3月31日开舱收治第一个病人，至6月6日已有67天，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累计收治47722位新冠患者，这占上海本轮疫情新冠病毒感染者总数的十三分之一。

    坐镇在此的，是仁济医院的医疗管理团队，总指挥是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他曾是2020年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近期，他送走了湖北、天津、江西等七省的援沪医疗队，迎来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等医院的766名本地医务人员。

    这些选择“继续治愈”的医护人员，并未能在上海解封后，与家人团聚。

    他们仍然保持着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早上从闭环的驻地出发，到新国博方舱，晚上再回到驻地。路上，仁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郑宇会路过家，他常透过车窗，与站在阳台上的女儿远远地挥手。那隔窗相望的瞬间，是他离家两个多月的日子里聊以慰藉的时刻。

    在绝大多数方舱医院陆续休舱后，这支医疗队将战斗到6月中旬，继续治疗在院病人，并应对局部疫情的零星病人。而此前在5月25日选择关舱的世博方舱，正在修缮改建，未来作为常态化保留的方舱之一，继续存在。

    上海这场疫情随着倒春寒而来，在立夏后慢慢消退。

    6月6日上午，上海市卫健委通报的数据显示，整个上海市仍有523名确诊病例在院治疗，其中重型28例，危重型20例。这一天，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例，无症状感染者4例，出院出舱病人1298例。其中，新国博方舱医院这天有313人出舱。

    最近，送往方舱内的盒饭，一天比一天少；送到舱外的医疗垃圾，也一天比一天少。

    随着方舱医院、定点医院的逐步关停，上海市产生的医疗废弃物数量也从高峰期的1407吨，下降到6月5日的583吨。

    “虽然（应急响应）等级没变，但是离三级响应临界线的555吨也是越来越近了。”上海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负责人阮剑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时做预案的时候，觉得555吨都不可能发生，但是没想到一下子就很快突破了1000吨。”

    尽管医废产量巨大，处置的问题并不大，而当时最大的问题在运输。

    “我们平时只有这些常规的医院，设定好路线，但现在等于全部推翻了，最多时200多个方舱。”阮剑波说，在重新规划运输线路的基础上，后续又调来100多辆车与相应的人手用于医废转运。

    本轮疫情期间，上海市医废量在4月14日首次突破1000吨，10天之后达到1407吨的最高峰。医废量再次降到1000吨以下时，已是5月20日。其中，由于上海实行封控管理，普通医院的常规医废在4月4日这天降到了低谷，只有100吨，上海解封之后，常规医废量也逐步回升。

    随着正常生活秩序的恢复，阮剑波发现，他们在医废运输上遇到另一个问题：转运车会堵在路上。司机们没办法再像6月前那样，一路畅通。

    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很快回到疫情之前。

    自5月初以来，仁济东院急诊室就没再出现过阳性病人，但对“阳性病人出现”的担忧还在。“大家防护等级都降下来了，留观室（人员）相对比较密集，会担心再出现一个阳性的病人。”刘黎说，为没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的病人设置缓冲区，这样的措施，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继续保留。

    为了应对零星的新冠感染者中可能存在的精神病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也配备了精神卫生的专业队伍。这样的措施，也将过渡到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中去。

    “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刘黎觉得，“疫情造成的影响可能不是两个月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包括对人的生活状态的影响。”急诊室，也还需要时间，慢慢向疫情之前的状态过渡。

    转千弯，转千滩，小心翼翼

    上海人近来常自问：解封后的上海，还能回到从前吗？

    “社会生活完全恢复，包括人的心理，至少还需要1年以上。”林静秋说。年过古稀的她一生中经历过太多事，却很少有像过去这段日子一般。两个多月里，她做过35次核酸检测，50余次抗原检测。

    最困难的是4月中旬，她与老伴儿两人在家，只剩下几斤米，两袋面，曾连续10天晚上吃的是面疙瘩汤。她从未见过一个物资如此紧张的上海。

    解封后，林静秋心里仍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社会上有人提醒，米油菜还得囤”。

    不少人在解封之后，生活在“小区会不会再次被封”的恐惧之中，日子也过得小心翼翼。

    6月1日之后，因上海社会面出现零星的本土确诊病例，一些小区刚刚解封，再次被封。6月5日，宝山区一名27岁的女性确诊新冠肺炎，她所住的天馨花园小区原本在5月15日就被划定为防范区，如今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该小区约8200人再次进入封闭管理状态。

    这正是血透病人赵勇担忧的。

    如今，住在浦东新区的他，生活和就医都在慢慢回到从前的样子。

    “门口的菜场都开了。青菜4元一斤，之前最高的时候15（元）、20（元）。”赵勇说，他从6月2日起，回到了位于仁济医院西院区的血透室，进行一周三次、每次4个小时的规律血透。

    他不用再去位于曹路镇的浦东医院临时血透中心，也不用再等待社区不知何时能派来的车。

    由于无法长距离行走，每次外出，他还是要母亲推轮椅，陪他坐公交。因为去医院仍需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他还是要每天做核酸以免耽搁血透。而让赵勇唯一害怕的是，“万一有谁再感染上了，我们又要封小区了。”他怕再次回到像三四月那般混乱的时刻。

    “一方面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是就医需求。”上海市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党支部书记周洲觉得，“这两方面问题如果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能够缓解大部分居民的一些心理压力。”

    6月1日那天，有视频显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外的马路边，是一眼看不到头的长队。

    类似的情况，在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也出现过。“6月1日、2日，我们正常开诊，都是超过（平时）两倍的门诊量。”周洲告诉记者，前来就诊的有初诊，也有复诊。“新就诊病人占3%左右，其他的都是复诊病人。”

    周洲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还需要政府层面更好地来带领大家，共同提振信心，恢复正常生活状态，要有比较明确的进度表，或者明确的部署安排，这样节奏会更高效。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要继续保留，线下面对面心理咨询渠道也要陆续开放。

    也有人没在上海等到6月1日。

    距离6月1日还剩3天时，一对在沪开肉铺的夫妻决定不再等了，带着还在喝奶粉的孩子，从上海虹桥火车站离沪回了安徽老家。其中，孩子的父亲说，他在上海待了10多年，但不敢确定上海六一之后的恢复状况，而孩子因奶粉购买困难即将断粮。“还会回来，但要等上海恢复后。”

    在5月底，一位年轻女性发现自己仍有“恐慌性囤货”的习惯，“只有60个鸡蛋是不行的，再买60个。冷冻室必须填满，否则要心慌”。解封之后，第一次去超市，面对满当当的货架，她仍然习惯每样多拿一份。“也不知道后遗症多久才能好。”

    有人解封后则立刻购置一台新冰柜；有人一有时间就下楼遛弯，生怕突然没机会出门；有人清晨被喇叭声吵醒，还以为是居委会喊下楼做核酸，细听才发现是“收旧彩电冰箱洗衣机”。一些怕断药的人，则排队到医院复诊，开始囤药。

    没解封之前，林静秋担心解封后物价飞涨，当她解封后走进超市，看到货架上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她就不再那么害怕。“稳定了民心。”林静秋说，实际情况比她想象得好，她开始给家里的冰箱“去库存”，“有的食品、水果要加快消灭”。

    最近，林静秋发现，家附近建筑工地上复工的吊机响了起来，莫干山路上恢复了水泥罐车排队的景象，沿街商铺大多开始营业，家常菜馆、咖啡店也重开店门，理发店门外有人排队等候。

    6月1日，东方明珠电视塔恢复营业，有数据显示，这一天，上海市大型公共建筑的用电强度也恢复至3月上旬的72%，上海今年首轮集中供地也在儿童节这天启动，首日拍卖土地总计成交金额达495亿元。

    住在北京的人发现，能够收到来自上海的快递；身在上海的人，拿到了刚“封控”时网购的面粉。

    一些东西在慢慢找回，而一些东西则永远地失去了。

    比如，一位安徽来上海打工的农民失去了一个“最出活的”春天，只干了10余天工，却休息了两个月；比如，一个从新疆来这里卸货的男人，失去了一份快递装卸工的工作，还感染了新冠肺炎，花完了身上的钱，日子需要重头开始；比如，一个河南籍的卡车司机，也是一个白血病儿童的父亲，在上海的马路边滞留两个月，直到6月1日才重新上路。

    一家黄浦区的花店3月中下旬开始歇业，冒险在5月20日“网络情人节”那天开门营业。营业前，花店扔掉了枯萎的花，提前3天从云南进购鲜花。那一整天，鲜花订单“爆单”，店里的员工一刻不停地包扎花束，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尽管如此，5月20日这天，花店的订单数量尚未赶上往年5月20日的三分之一。

    5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公布了《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上海决定实施阶段性缓缴五险一金和税款、扩大房屋租金减免范围、发放援企稳岗补贴等八个方面50条措施，全力助企纾困。

    6月1日上海启封那天，那家花店准备了200束鲜花，下午就卖没了。但6月1日过后，花店的销量不怎么理想，“（与往常）减少了三分之一”。花店老板发现，街上大部分的门店都开了，但大家的生意比以前差一点儿。

    “这是个长期战役了。”花店老板说。

    4月和5月，本是属于鲜花的季节，在高架路两旁，月季怒放，却没什么人观赏。

    如今，月季花几乎要谢光了。好在那个人们熟悉的上海正在回来。办公楼里新的绿萝替换了枯掉的绿萝，路边的花箱换上新的花草，装饰重回车水马龙的街头。

    “失去2022年的樱花，不能再错过绣球花。”6月，一个年轻姑娘将自己与街边绣球花的合影发在了微博上。她说：“我能看到路上的情景似乎没什么变化。但各种限流、场所码、核酸点、不能堂食的餐饮店、不知道还能不能开门的小店，又在提醒我，时间带来的改变。”

    （文中林静秋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