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俊：这里是民族融合的前沿
晋商春秋之三
这里是民族融合的前沿
刘汉俊
位置决定成就。
让我们来认识地图上的山西。
今天的山西，形状像一片树叶，飘落在黄河之东、太行之西、华北的西南部。晋地与西周、东周、长安、幽燕等政治中心相距不远；叶茎长在京畿之地，据京津冀西大门之要；叶尖直达中原腹地，紧邻关中平原、蒙古草原；经络发达而分明，商路辐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整个西北地区，乃至黑、吉、辽等东北地区，往北直通俄蒙，向西通过西域连接中亚。山西是连通中国腹地与边疆、中原与华北、中国与异域的枢纽。
三晋大地曾是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对抗的前沿阵地。
先秦时期起，匈奴就长期占据北方广大地域。晋地的雁门郡与游牧区的云中郡相连，地处三晋的赵国直接面对匈奴的铁骑。秦统一天下后，三晋大地划分为河东郡、太原郡、上党郡、雁门郡、代郡、北地郡、云中郡、上郡，指向正西、正北、东北，秦始皇“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秦朝的武威震慑住了北方草原势力。从西汉时期地形图看，晋地的并州与北方部族匈奴、乌桓、鲜卑活动区紧挨，并州正北方向是匈奴占领的蒙古大草原，正北偏东方向是乌桓、鲜卑等占领的东北沃野，正西方向紧挨凉州，从雁门郡过朔方郡，穿越蒙古草原的南角一路向西，经阳关、玉门关，直达广阔的西域，那里集聚着楼兰、车师、龟兹、乌孙、大宛、于阗、高昌、大月氏等三十六个国家。东汉初期，晋地的正北、东北、正西方向三面直接面对匈奴、鲜卑。由于北方草原上遭受连年的蝗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为了生存，匈奴不得不求助于汉朝。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北南二部，北匈奴在汉朝和南匈奴的联手打击下逃离漠北，向西迁徙，最终消亡在大漠风沙中；而匈奴南边八部四五万人组成的南匈奴，由单于率领归附东汉，被安置在内地的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享受与内地汉民族居民相同的待遇，帮助东汉王朝驻守边疆，并与北匈奴、乌桓、鲜卑对峙对战，开始了汉化的进程，最终与汉民族融为一体，三晋大地是大熔炉。
每到秋天，农耕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膘肥马壮的游牧部族开始南下袭击农业区，洗劫丰收成果，抢得个盆满钵满；而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反攻往往选在乍暖还寒的初春，此时的农耕地区万木葱茏、生机勃勃，中原王朝的兵马经过一冬的休养元气满满、体健气盛，而刚刚度过寒冬的游牧部族早已草尽粮绝，战马牲畜开始春情萌发、无心奔战，牛羊骡马胎孕在身、无力迁徙，是中原王朝大规模征伐游牧部族的大好时机。无论是游牧部族的抢掠，还是华夏王朝的讨伐，都是以山西为前沿阵地，发兵于三晋，收兵于三晋。
北方民族铁骑南下，中原势力战车北上，以晋地为通道、为跳板，北人南下则得天下，南车北上则通天下。华夏民族在这里吸收和消化少数民族的文化营养，少数民族在这里展现自己的文化魄力、吸纳汉族文化成分。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发现东北方向的东胡、北部方向的匈奴、西北方向的林胡与楼烦等游牧民族，具有短衣窄袖便于作战、骑马射箭长于奔袭的优势，在三晋国家中率先引进胡服骑射，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一度使赵国成为仅次于秦国的强国。
由此可以看出，三晋大地通达南北、沟通东西的便利，深耕边地、占据地利的优势，先王遗迹、陶唐故地的风范，郑卫之音、韩郑之灭的遗训，燕赵悲歌、燕丹遗风的流布，胡服骑射、汉服汉制的互鉴，西域管弦歌舞、中原佛道文化的交流，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包容、共生提供了土壤。三晋大地是情感融合地、文化集结地。
汉匈对抗过程中，另一个游牧民族在悄然长大、扩张，这就是来自东北方向的鲜卑。这些被匈奴部族瓦解的东胡部族后代，从大兴安岭深处出发，穿越呼伦贝尔草原，卷土而来，向南发展，在大汉王朝打击匈奴、挤压乌桓之后，占领了大漠和真空地带，并于公元54年归附东汉。在汉朝的政策支持、物资帮助下，鲜卑部族地盘扩大、实力增长，但又开始了对汉朝军队的攻击和内地资源的掠夺。
公元二世纪中叶，经过部族内部血腥的竞争，北方草原杀出了一位马背英雄、政治明星，他就是鲜卑部落首领投鹿侯的儿子檀石槐。这位生于公元137年的草原之子少小有为、杀伐果敢、智勇过人，在征战中成长为部族首领，文韬武略盖世。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赞美说，“鲜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
公元二世纪50年代，檀石槐发起统一大漠之战，整合起北方所有草原族群，势力迅速扩张，对东汉政权所有北部边地进行轮番攻击，与今属山西的并州等地兵寨对峙、刀枪相见。东汉末年，檀石槐领导的鲜卑王庭南侵东汉，覆压幽州、并州、凉州；北拒丁零，饮马贝加尔湖；东击扶余，驻防大兴安岭，威逼辽东；西挤乌孙，直抵新西伯利亚，完全占领匈奴故土，东西横跨一万四千里，南北纵深七千里，幅员辽阔，战争回旋余地大。
从公元156年到公元166年，檀石槐率领鲜卑数万骑兵屡屡侵犯东汉位于今天京津、山西、甘肃的九个边郡。东汉朝廷馈赠盐铁等物资，想用糖衣炮弹息事宁人，但鲜卑人吃掉糖衣、退回炮弹，得寸进尺、坐等更多；想招安封王，坚决不从；想和亲结好，根本不理。相反，檀石槐与宇文鲜卑、慕容鲜卑、拓跋鲜卑、秃发鲜卑、乞伏鲜卑等多个游牧部族结成联盟，把二十多个草原城邑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有组织、成建制地构筑起一道与东汉朝廷抗衡的边防，一个日渐强盛的草原部落集团，出现在中国的北方，犹如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在东汉王朝的头顶。
公元177年八月，汉灵帝派三万骑兵分三路出塞，被鲜卑打得落花流水，只剩下几千人仓皇逃回汉朝。檀石槐一手抓战斗力，一手抓生产力，发展传统畜牧业，开发农耕产业，甚至渔业。公元178年，檀石槐巡视中发现一面宽达几百里的湖，湖里有鱼，但游牧人不擅捕鱼，他便率兵向东一直打到海边，抓回上千名倭国人，让他们居住在草原的湖边，世代以捕鱼为生，供应鲜卑部族。檀石槐开拓地盘的主攻方向是向南，主要战场在今天的山西北部，而且檀石槐本人就出生在代郡高柳，即今天的山西大同的阳高县。那里，是这位鲜卑首领的故土，心系之，情往之。
三百多年后，鲜卑人正式进入中原。公元494年，北魏王朝皇帝孝文帝拓跋宏率鲜卑朝廷大举南伐，从山西大同出发，迁都洛阳，由此拉开了汉化的大幕，立汉制、尊儒学，穿汉服、讲汉话，改汉姓、习汉俗，甚至自己改名“拓跋宏”为“元宏”，推动了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关系史上做出了不朽贡献。
在兵戎交战中交流，在物资交换中交流，三晋古地既是战场又是市场，农耕产品从这里走向草原深处，畜牧产品从这里走向中原腹地。三国、西晋时期的三晋属曹魏势力范围，与拓跋鲜卑、蒙古羌胡及龟兹接壤；东晋十六国时期属前秦，与匈奴、羌、鲜卑、氐、羯同属一国；北魏时期分属朔州、恒州、肆州、并州、汾州，与今天的内蒙古、陕西、河北水乳交融；隋朝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分裂局面，疆域东起辽河、北抵大漠、西自敦煌、南据交趾，北部地区直接与高昌、突厥、高句丽、新罗、百济、靺鞨交往，这一情势在唐朝及五代十国变化不大；辽及北宋时期，晋地一部分属辽，一部分归宋，与西夏面对面；金及南宋时期，晋地属金，归西京路，西邻西夏，北邻鞑靼。公元1125年三月，金朝女真族人对辽朝契丹作战，在今山西应县活捉辽朝天祚皇帝，辽朝灭亡。
公元1230年秋，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汗率几十万铁骑弯刀从大漠呼啸而出，南下攻金，首战选点山西，从金人手中夺取山陕后，直捣黄河防线，与南宋一道灭金朝于汴京、蔡州。山西是金朝的命门，一旦被掐住，顿时瘫软在地，无力招架。元朝时期，晋地属中书省管辖，蒙古、契丹、女真、色目等三十多个西域民族与汉族共同生活在三晋大地，既有和谐时期，又有争斗状态，但总体走向融合。
明清时期的山西是蒙古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织地、结合部，商路从这里出发，经陕西、内蒙古、河北、甘肃、青海、新疆、西藏，通往中亚、北亚、俄罗斯及东欧，形成或汇入欧亚草原丝绸之路，其中的主要通道，是从太原经雁门关到达大同边镇，取道辽东方向，从太原经杀虎口到达西北边镇，再通往蒙古方向。商贸通道也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冲突地带、融合地带。官军远征，商队紧随，边关要塞与重镇大营之间的马帮驼队如织，大到军用装备粮秣，小到日用物品、私信传递，助国家以力，发战争之财。交战交锋之后，必有交流交融。战事一旦平息，晋商们又为敌对双方恢复重建提供物资运输，坐享和平的红利。边防与边贸，给了晋商更大的商机和舞台。
以上历史可以看出，无论归属地、管辖权、统治者怎么变化，但地不迁、位不移，三晋大地一直是北方地区多民族聚居地、杂居地、争夺地，是大战场、大舞台、大杂院、大通道。晋地、晋人与晋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源远流长、情感千丝万缕，多元文化在这里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晋商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重要，就像山西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位置这么重要。
冲突常在分分钟，融合却是漫漫路。
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上，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出现过四次大融合高峰期。
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封的晋国在尊崇周王室和周文化的同时，一方面顶住北部少数民族势力的南下扩张，一方面采取“和戎”政策，与戎狄长期和平相处，为中原王朝稳定住了西北边疆。赵国的“胡服骑射”，晋国的“尊王攘夷”，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融合期前后约500年。
第二次是在两汉时期，西汉、东汉先后对北部、西部、东部的东胡、匈奴、鲜卑等采取边打边和的政策，征伐为主，招安其次，既和亲、又开战，稳定是目标，强力统治是手段，南匈奴迁居内地，鲜卑定居河东，走向汉化，融合期前后约400年。
第三次是在南北朝时期，鲜卑、乌桓、匈奴等纷纷进入中原地区，北魏孝文帝实行平城改革，思想文化、语言文字、政权运作、经济政策、社会管理汉制汉化，儒、释、道“三教合一”共生共荣，融合期前后约170年。
第四次是在宋辽金元明清时期，来自东北和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色目等民族驰骋中原、入主华夏皇宫，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两宋前后18个皇帝、立朝320年，从头打到尾，全是跟少数民族兄弟打仗。大明王朝的两头，也是少数民族政权。边打边融合，跨越多个朝代，持续上千年。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的漫长历史中，民族融合一直是主题主流主调，而山西正是发生这些融合演变的主要区域。这里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辐射面积最广的民族大熔炉。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很长时间以来，山西一直是中原王朝、华夏民族的天然屏障，在山西以北、山西以西，筑起两道漫长的保护地带。自然经济条件下，高原、荒漠、草原、戈壁匮乏的生活资源、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得以狩猎、游牧及畜牧为主的游牧民族不得不为生存而战，各部族争抢牧场、饮水、粮食、马匹等，使得来自更北方的东欧、中亚势力不敢轻易涉足。往西，是更加恶劣的自然地带，属于黄色人种的匈奴部落发展成匈奴帝国，阻断了西方白色人种的东扩。这两道屏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作用。
山西，一直站在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也是中原文化、华夏文明、中华文化的创造者和保护神。
晋商，是融合的搅拌器、文化的黏合剂。
（作者系“学习强国”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