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行业来了年轻人：给老片“保鲜”，给道具排“档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算法工程师，通过AI技术修复经典老片；资产运营师，通过网络让服装道具高效流转、循环利用；演播技术专家，将线下节目制播搬到“云”上，让疫情之下的内容生产成为现实……
从1895年诞生第一部电影算起，影视行业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但它又与社会、科技发展密切关联，从来都汇聚着源源不断的青年力量，充满了朝气与创新。尤其到了互联网时代，影视行业来了年轻人，干起了这些新工种。他们为行业提能增效，也为自己的青春实现价值。
用技术修复艺术，为青春记忆“保鲜”
五四青年节前夕，优酷上线4K修复版五四主题片单。这份片单里，既有《我的1919》《我的法兰西岁月》等讲述爱国青年寻求救国道路的电影，又有《炊事班的故事》《我是特种兵》等描摹当代青年理想的剧集。这些作品大多拍摄于十几甚至二十年前，画质已经模糊，能够4K修复上线，离不开AI技术。
出生于1994年的李通是一名算法工程师，这次上线五四主题片单，有他的功劳。在团队中，李通负责AI人脸修复，每天要设计、训练、完善AI模型，再用模型去修复画面中的人物细节。
《我的1919》拍摄于1999年，经过20多年的时间侵蚀，画面已出现褪色、划痕等损伤。经过4K修复后，不仅画质和颜色有了提升，就连角色头发的纹理和手心的掌纹，也变得清晰可见。
李通介绍，这些画质提升的评价标准，有一系列量化的指标，但更重要的还是站在用户视角去评估视觉体验。每修复一批作品，他还要请其他岗位的同事评估修复效果，“不只是为了收集观众体感，还可以优化AI模型”。
和传统的手工修复胶片不同，AI修复让批量提升影视剧画质成为可能。李通说：“把一集电视剧交给模型逐帧处理，修复过程大概只需要剧集本身的6倍时长，修复一部两小时的电影，12个小时就可以输出成片。”
工作两年来，李通参与修复了2000多部影视作品，《亮剑》《士兵突击》《葫芦兄弟》《黑猫警长》……众多脍炙人口的童年经典从模糊变得清晰。李通介绍，团队启动高清修复计划5年了，修过最老的片子是1937年上映的《马路天使》，这部电影不仅是周璇的代表作之一，还诞生了《天涯歌女》这首流传至今的歌曲；最长的片子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一共有100多集。
让李通感受最深的，是3个月前修复的《新白娘子传奇》。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一到晚上，家人就会把电视搬出来，和邻居们一起看这部电视剧。一边吹着风扇吃冰棍、一边看白娘子的画面，现在想起来仍然很温馨。
在中国电视剧史上，2000年到2010年被称为“黄金十年”。数据显示，仅2003年国产剧就突破了万集大关，但限于当时的设备与技术条件，这些作品在今天普遍面临低清晰度的困境，无法满足习惯了高清画面的观众体验。
李通说，很多经典作品不仅是宝贵的数字文化资产，更是一代一代年轻人的青春记忆，用技术修复艺术，是对经典作品的保护和传承，更是为珍贵记忆“保鲜”。
《长津湖2》的坦克有“档期”，影视资产实现循环利用
今年春节档，电影《长津湖2》的票房突破40亿元，无数观众涌入影院，重温70年前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
电影里，志愿军战士前赴后继炸毁敌人坦克的情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辆坦克出自优酷的影视资产数字平台，它的“档期”甚至比很多演员还要满。
出生于1993年的包佳佳是这个平台的资产运营，她说，这辆坦克在进《长津湖2》剧组前，刚在另一个剧组“杀青”，而从这儿出来后，经过短暂维护保养，又要到下一个剧组拍摄。
坦克为什么如此抢手？包佳佳说：“哪个剧组会为了一部电影，买一辆坦克呢？”
过去剧组拍戏置办的服装道具，大多只用一次，拍摄结束后，往往被当作垃圾处理。对于任何一个剧组来说，相比买服装道具，租更加划算，但在此前并没有类似成规模的租赁服务，直到影视资产数字平台出现。
包佳佳介绍，这个平台类似一个二手物品租赁网站，目前平台上有超过10万件服装道具，分门别类陈列在上面，片方不用各地奔波，就能租到合适的物品。这些服装道具分别存储在青岛、横店和重庆的3个库房。除了坦克，战争戏里需要的军装、谍战片里的钟表台灯、古装片里的服装饰品、现代剧里的家具家电……应有尽有。
平台运营了3年，服务的剧组超过700个，通过租赁的方式，帮行业节省了7000多万元的成本。“节约成本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低碳环保。”曾在片方工作过的包佳佳，对过去服装道具的使用感受很深，开拍前采购，杀青后当作垃圾处理，带来成本压力，更是一种浪费。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中国每年约有2600万吨旧衣服被扔进垃圾桶，综合利用率不到10%。“服装是全球第二大污染产业。”包佳佳说，希望这个平台在帮行业节省成本的同时，也能为环保做贡献。
对一些辨识度很高、较难循环利用的服装道具，包佳佳和同事还会组织公益拍卖，把这些物品拍给收藏爱好者，再将拍卖所得捐赠给慈善机构。
嘉宾和工作人员都在家，“云”上制播把节目办了
曾伟面前的一组监视器上，传输的是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画面，4路信号中的3个演播室，分别位于北京、广东和云南，而参赛学生们的画面信号，来自浙江的大学校园里。而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4路信号里的人们本应聚在线下完成直播。
“这套系统最初是为了应对疫情研发的。”曾伟介绍，2020年年初，几乎所有节目的线下制作停摆，有的节目已经“箭在弦上”，但不仅嘉宾和选手，连工作人员都只能待在家里。
为了在制作人员和嘉宾选手无法到场的情况下，仍能完成录制，曾伟在最短的时间里开发出了“云”上制播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参与录制的每个人，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和一个顺畅的网络环境，就可以登录系统参与录制，过程中每一路信号同步到云端，再由导播按照流程决定哪些画面呈现在网友面前。
这两年，曾伟的“云”上制播系统服务了400多场节目的云上制作，节省的成本超过千万元。与此同时，为了避免疫情下影视行业工作人员频繁流动，另一套千里眼远程协作系统也支持了大约200个节目的远程协作，减少人员流动距离40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100圈。
和“云”上制播不同，“千里眼”采用点对点信号传输的方法，让现场录制的信号以最小的损耗传输到千里之外的终端设备，工作人员不仅可以几乎无延时地观看，还能选择与不同岗位的现场工作人员对话，降低成本的同时，保证拍摄录制的高效。
“人不管多大年纪，都要有好奇心，这样才更年轻。”曾伟说，希望在需求不断发生变化的时代，这些微小的创新能给传统的广电行业带来更好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