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生种下117只耳朵

生物学对脊椎动物外形的描述，有一个关键词，“左右对称”。

这个词很好理解，假若以脊椎为中轴线折叠，这一半应是另一半照镜子般的模样。左眼、右眼，左手、右手，就算是一只鼻子、一条尾巴，也能被均匀分成两半。飞鸟与鱼，人或猫狗，都是如此。

这是自然规律，而打破规律的，称之为意外。

20岁，卢敏还在读大学，意外怀孕。男友家急着给这对年轻人办了喜事。当她临盆时，意外再一次到来。

“婆婆瞧了一眼，转头就走。”卢敏回忆，“我妈说，看看你自己生了个啥子。”

刚刚诞生的小女孩，只有一只完整的耳朵。在原本应该是右耳的位置上，只存在着一点小小的肉瓣，没有耳孔和耳廓。

这是先天性小耳畸形的典型特征，俗称“小耳症”。中国每年大约有2500个这样的孩子出生，其中十分之一是双侧均有畸形，严重的会影响听力。

耳朵是不可再生的器官，弥补缺陷需要人工再造。一种通行的方式是，取出患者的部分肋软骨，做成外耳形状，再植入患处皮下。7-11岁被医学界认为是人类肋软骨再植的“黄金年龄”。

卢敏等了7年，2022年，女儿7岁了，进入“最佳手术年龄区间”。为了给新耳朵安家，小女孩又忍耐了7个月的皮肤扩张术。

“我一天都不想再等了。”卢敏说。

可意外再次找上了这对母女。

必须尽快手术的117人，绝大多数是孩子

关键时刻，董跃平不愿掉转车头。

他从山西临汾出发，连续驾驶5个多小时，马上就要抵达陕西西安。但打来电话的人坚持说，返回吧，来了也没有意义。

“您先停下车，我用视频通话跟您解释！”

“我在高速（公路）上！怎么停车？！”董跃平对着手机吼道。

他结束通话，看了一眼儿子，17岁的男孩也看着父亲。在男孩头颅右侧，鼓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球状包块。那是手术埋入皮下的水袋，每天一两毫升的注水进行了数月，水袋逐渐膨胀，皮肤受到张力，随之生长，新生的皮肤将用来覆盖肋软骨制成的耳朵框架。

按照原计划，两天后，“水球”将消失，一只右耳将在那里诞生。但此刻，董跃平不知如何开口对儿子说，耳朵做不了了。

那是2022年1月13日，西安卫健委发布通告，对“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的西安高新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作出“停业整顿3个月”的处罚。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就是董跃平和儿子的目的地。在这家医院的整形外科，他们已经完成了外耳再造的第一期手术，即埋入皮肤扩张器。就在如约赶赴第二期手术的路上，他们被医院通知返回。

此时，四川的卢敏早就买好车票，女儿脑袋边上的“水球”已经挂了7个月。得知医院“停诊”后，卢敏不得不把水杯、毛巾等生活用品一件件从行李箱掏出来，为这个“意外”继续等待。

那两天，像这样的电话，朱冰打了很多。

“约了门诊的有100多人，约了第一期（手术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有400多人，约了第二期（手术）的有117人。”朱冰回忆，“得一一通知。”作为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医院的院长助理，她和同事一刻不停地打电话， 他们优先通知约定近期来院的患者，尤其是已经“带球”数月、必须尽快进行二期手术的117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不满10岁的孩子。

“我太理解他们的心情了。”朱冰回忆，有患者家属骂医院，骂她和医生，她忍着，让他们宣泄，“假也请了，票也定了，甚至有人都到西安了，宁愿隔离14天，加上疫情给人的压力，所以情绪不好。”

根据朱冰了解到的情况，一批患者第二天就要办理入院手续了；还有患者为了等手术，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有人到西安后，受疫情影响，只能住在亲戚家，实在不好意思再打扰下去；有人在路上，和她通话时周围有火车车厢的服务广播声。大部分患者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手术需要花费七八万元，这一折腾，又增加了他们就医的成本。

“是不是别人靠关系插队了？”董跃平怀疑过，最终他还是带儿子回了临汾，最近的时候，他距离西安只有20公里。

实际上，除已入院患者，执行“停诊”措施后，西安国际医学中心的多个科室，没有新接诊一人、新登记一台手术。

“我没想过发微博的后果，我只想过不做手术的后果”

1月12日夜里11点，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外科医院院长、那些“耳朵”的制作者郭树忠急了。

“孩子们‘带球’带了几个月，不能再拖了。”他担心，“皮肤扩张器的注水管暴露在外，体表有开放性创口，再拖下去，患者感染的风险会显著上升。”此外，很多正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趁寒假来做手术，如果继续“带球”，开学时他们很可能无法重返校园。

郭树忠自称，有人修车，他是“修人”。他年近60岁，曾任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全军整形外科研究所所长。他主刀过世界第二例、中国首例换脸术，完成过中国首例前臂耳再造手术，无论国际国内，“修耳朵”这个领域，他是顶级专家。他用肋软骨雕刻、组装的耳朵，成品逼真。

“地球上能把这个活儿干好的，不超过10个人。”他自信地表示，“我们是拿刀的艺术家。”

许多小耳症患者的父母从全国各地而来。郭树忠说，有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前，通过超声检查看到了耳部缺陷，就联系他预约面诊和手术的那一天。也有老人把小耳朵视作一生的缺憾，想把手术做了，“完完整整”地离开人世。

在郭树忠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块占据半面墙壁的大白板，白板上密密麻麻标注着每一只皮肤扩张器进入患者头皮下的日期，还有已预约的二期手术数量。从前，这个数字始终一边减少，一边增加。

“我不能停下，不能倒下，未来估计还有1万多台手术在等着我。”郭树忠说。

最要紧的，是眼前的117名患者。他们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时间足够长了，因为其间郭树忠身体抱恙，手术已经被推迟了几个月，眼看又要再次推迟。

“我今天的心情糟糕透顶了”“我感觉非常对不住这些患者”，1月13日晚，郭树忠用个人账号公开发表一条微博，讲述不能手术的焦虑心情。在他附上的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患者照片中，孩子们的头部一侧，突兀地鼓着大包块，显著发红，管道穿过皮肤，盘绕在一旁。郭树忠发出警示：“无论如何都该做二期手术了，否则风险会增加。”

师俊莉是郭树忠的学生，也是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外科主任，给患者埋入皮肤扩张器的一期手术，主要由她完成。最多的时候，她一天埋了35个。

她会在患者的新耳朵选址处上方开一个口，用手术剪刀剖开皮下组织，形成中空的囊袋，再将折叠成小块的扩张器塞入、展开，将管道留在体外，最后缝合伤口。这项操作中，剪刀要穿过皮下组织的不同层面，对医生手感的要求很高。

这位女外科医生用修长的两根指头模拟剪刀，冷静而精确地形容着刀刃在皮下剪开组织的触感，“阻力变大了，这是有（毛）发区和无（毛）发区的交界处，刀尖要微微转向了”。

回忆“停诊”时，这个调侃自己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女人”显得有些激动。

“我把‘球球’埋进去时，就开始牵挂他们。”师俊莉说。她遇到过，有农村孩子缺少监护，夏天会跳到村子的池塘里游泳，造成伤口感染。有人运动或与人玩闹时被扯到管道或碰伤表皮，绝大多数人几个月间只能朝着一个方向睡觉。

董跃平的儿子，已经很久没有上过体育课了。卢敏的女儿刚到学龄，接受一期手术后，“球”越鼓越大，紧绷的皮肤闪闪发亮，有一种轻触就会破损的脆弱感。这个年纪的孩子活泼好动，老师担心她遭遇磕碰，建议她不要到校。7个月来，每晚入睡后，卢敏都会爬起来三四次，“看我女儿的‘球球’还好不好”。另一些细心的母亲，会缝制中空的环状枕头，以便孩子翻身时，“‘大包’可以好好地放进去”。

“多等一天，我和他们就多揪心一天。”师俊莉说，她没想到，“教授会发那条微博，还在网络上引起轰动了。”

“当时我一点都没想过发微博有啥后果。”郭树忠摆了摆手说，“我只想过不给他们做手术的后果。”

“心上的病比身上的病更重”

卢敏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女儿出生的那一天，没有受到家人的欢迎。她年轻的丈夫听说了那个意外，拒绝探望这对母女。公婆沉默着离开了医院。母亲照顾她们，却直白地推测着“原因”。

“新房甲醛”“没吃叶酸”“孕期感冒”……都被考虑到了，但实际上，即使是针对这种先天疾病最前沿的医学研究，也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环境污染、基因缺陷都是备选因素。郭树忠和师俊莉接触过一个家庭，总共少了16只耳朵，“应该是遗传造成的”。也有些工业发达的地方，土壤和地下水长期受到污染，“小耳”病例多。但总的来说，这个意外降临时，不挑地域，不挑贫富，唯独在性别上，男性比例高。

较低的概率也让卢敏赶上了。女儿刚满月，她就四处求医，郭树忠团队给出了让她满意的方案，除了“7年后再来”。

小女孩长大的过程中，祖母从不愿带她出门玩耍。外祖母提醒她少看电子屏幕，保护眼睛，“没耳朵连眼镜都戴不了”。有小伙伴好奇，伸手揪她仅存的那一点“小耳朵”，她学会了反击。

董跃平是从产检医生那里，第一次听说孩子的缺陷。医生问，“少个耳朵，打掉（人工流产）吗”，他毫不犹豫，“五六个月，是个人了，就因为一只耳朵，怎么可能不要”。

儿子出生那天，他亲眼看见了那个缺陷，“初为人父太高兴了，却又有说不出来的难受”。

这位父亲去过很多地方求医，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方案。男孩小时候并不在意耳朵，但当他进入青春期后，性格变得愈发敏感、内向。他每天都戴着帽子去上学，不喜欢外出。比起和同龄人玩，他更愿意一个人画画。

想起那种“不舒服”的感觉，24岁的李达至今还会激动。

他出生在内蒙古一座小镇，小时候的外号叫“托尔多”。他介绍，在当地方言里，这是“没耳朵”的意思。

“托尔多，一起玩！”他想起儿童时代小伙伴的呼唤，想起另一个少了一只耳朵的小学同学，和他一起被老师叫去拍照“留念”，几乎没有反感。然而，李达上初中时，心理随身体开始剧变。

同桌和他吵架，骂他“没耳朵就是不行，递不进去人话”，他气到现在。走在县城的商场，他会被“好奇的小镇居民”围住，打听他怎么丢了耳朵。他越来越焦虑，频繁地洗脸、照镜子，问自己“为什么比别人少了一样”。他越来越在意外表，学习成绩也受到了影响。他还一直留着能盖住耳朵的发型。

“天下的父母好像都有这种默契，给孩子留的发型差不多。”朱冰回想多年以来见过的数以千计的小耳症患者，“大多都有能盖住缺陷的发型”。一些男孩从未剪过短发，手术前要剃发，有的人新奇、兴奋，有的人难舍、大哭。

根据朱冰的观察，小耳症患者的智力、体能一般没问题。年龄越小，他们所受的心理困扰也越少，“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孩子”。听力受损不严重的，和人沟通非常顺畅。其中还有一些，因为缺陷得到了家人格外的怜爱，同理心很强。董跃平就不忍心凶儿子，他的父母、岳父母都把这个孩子视若珍宝。他后来又得了个“一点问题没有”的闺女，妹妹懂事，从小就知道不提哥哥的耳朵，不和哥哥争抢。

比起带给幼小心灵的影响，那些令人意外的耳朵，对患者的父母伤害更深。

卢敏常被人问起，你怀孕时干什么了，把孩子生成这样。在怀上第二个孩子后，卢敏对影像学检查很执着，做B超的次数远高于产检需要。她反反复复地问医生，耳朵有吗，嘴唇呢，手指呢。

董跃平一到家庭聚会，就得硬着头皮去听亲朋好友的“好心建议”。他做报废车生意，收入无论多少，都大方投入两个孩子的教育。他不是有钱人，因为一度没筹到给儿子做耳朵的费用，他感到无比愧疚。

常有母亲向医生提出，“取我的肋骨给孩子做耳朵”，但异体组织移植容易引发排异，朱冰不得不解释、回绝。她记得一个10岁的小患者，全家人都认为“女孩就没必要花这钱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坚定地“非做不可”。外耳再造术不在医保的报销范围内，朱冰也理解那些因经济困难放弃手术的家庭。

李达回忆，祖父母瞧不起他的母亲，认为孩子有缺陷就是当妈的错。班里开家长会，一群母亲拉着他母亲，关切地询问“你怎么把孩子耳朵烫没的”，责备她“太不小心”，然后提醒她“孩子以后不好找对象”。一家人曾去北京看耳朵，被骗去大额药费。“说吃了他的中药，耳朵就能长出来，说我吃完发烧是因为耳朵在膨胀。”

李达的父亲做泥瓦匠，母亲打点小工，他们一直在为儿子的耳朵攒钱。

“有时我写作业，她盯着我，然后就哭了。”李达回忆，他还问母亲，“我写错啥了？”

再次筹够儿子的“耳朵钱”时，这位母亲查出了胃间质瘤。她悄悄藏起CT片，不想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直到已经上高中的李达发现了母亲的病情，逼她接受治疗。

这位母亲后来陷入抑郁，长期服用药物，她总是对儿子哭诉：“对不起，对不起，我答应给你做耳朵的。”在李达看来，自己的耳朵是母亲的心病，比她身上的病沉重多了。

“终于把教授关回手术室了”

因为心疼母亲，李达试着接受那只耳朵的遗憾，“不做又能怎么样”。

读大学时，他用尽全力读书、社交。他身材高大，相貌端正，成绩也好，是校园里的人气之星。在一次活动中，他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女同学。收获爱情让李达更加自信，“其实我并没有比别人少什么”。

如果不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李达已经不打算种耳朵了。他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家奶厂担任车间管理人员。他和女友关系稳定，除了偶尔“和她父母视频通话会藏起半边”、考驾照被考官质疑“听力”以外，他对生活没什么不满意。他留极短的寸头，登上公司年会舞台，还在抖音平台发布直接暴露缺陷的视频。“我们的感情也很平等，她是个善良的女孩，但对我不是同情，是爱情，这一点我非常确定。”

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奶厂要求全体员工，戴口罩进入办公区。

“没有耳朵怎么戴口罩？”李达回忆，他把特仑苏牛奶箱的塑料提手拆下来，固定口罩两侧的皮筋。“我平时都是精精神神的，这样一戴人都塌了！”一位奶车司机劝他，“做个耳朵吧，方便些，以后也不会有人问小孩，你爸爸怎么没有耳朵”。

“为了我母亲的心病，也为了我未来的家人。”李达很快就向单位请了假，到北京多家医院问诊，租住在地下室里。“网上无意间看到郭教授，我坐了趟绿皮火车，连夜赶到西安。”

那是2020年年底的事，朱冰印象很深，“小伙子的故事很曲折，但两期手术都很顺利”。李达则模模糊糊地记得，术后，麻醉剂的作用还未消散，他便问母亲，有镜子吗，有耳朵吗，母亲依然在哭，“可能是所有的心病终于发泄出来了”。

2022年初，由于医院停诊，卢敏还得继续与“心病”共存。她想好了，女儿的缺陷治不好，干脆不要嫁人，一辈子跟着她；自己被人瞧不起，干脆也不要受婆家的气，也一辈子跟着母亲——三代女人一起过。

1月14日，郭树忠发微博的第二天，医院接到市卫健委的通知，117个已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患者可以做二期手术，暂时不允许“新增”。

“感谢上级领导能够体谅到孩子们的疾苦。”郭树忠又发了一条微博，在他看来，医院应该吸取教训，坚持“生命至上”。

朱冰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再一次拨通那组号码。这回，她听到的是“现在买票”“马上出发”“听您安排”和各式各样的感谢之辞。她记得，有患者家属赶到医院后，冲上来拥抱她。准备二期手术的孩子们剃去了头发，“大球带小球”的脑袋在病区里到处晃悠。

董跃平儿子和卢敏女儿都在那份名单内，两人的手术被排在同一天，2月9日。虽然还要再等上大半个月，但对他们来说，即将到来的春节，真的有“辞旧迎新”的意味了。

郭树忠再一次拿起了手术刀——11号刀片、德国制造、雕刻软骨专用。一只、两只、三只……117只耳朵，开始一只一只诞生。每一次进行术前家属谈话时，他都郑重地道歉：“对不住，因为我的身体原因，耽误了这么久。”

回归手术室的第一天，郭树忠做了3只耳朵，他们都属于孩子，两个7岁，一个12岁。看到郭树忠，麻醉科医生也很激动，笑着说“终于把教授关回手术室了”。朱冰描述，在病房里，孩子们会互相交流“耳朵”，“带球”的摸摸已经“对称”的，“对称”的鼓励“带球”——“你的肯定比我的好”。

“给孩子们做手术是一件幸福的事。”那一天，郭树忠“在手术换台的间隙”发微博，“做了一辈子外科医生，我总是觉得，病人的幸福，就是医生的幸福。”

“我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以假乱真”

2月9日一早，卢敏忍住眼泪，笑着和女儿道别。

“别害怕，妈妈就在外面。”她说。

“我是来种耳朵的！”躺在手术转运床上小女孩咧嘴一笑，露出还没长全的门牙说，“我才不怕呢！等我出来的时候，就有耳朵了。”

手术开始进行。只用了一分半钟，负压泵就将小女孩皮下鼓胀的水袋抽空了，新长出的皮肤瘪瘪地褶皱起来。

郭树忠用一把钢尺，仔细度量了小女孩完好的左耳，比照着，在右侧皮肤表面“以对称为标准”画下线路。另一位医生接过手术刀，沿郭树忠画好的线做了一个直角切口，护士迅速清理了刀口的血液，透明的皮肤扩张器暴露出来，旋即被用手术剪夹出。

在无影灯下，被3把剪刀包围的切口，出血量很小，视野清晰，这是注射的肾上腺素的作用。与此同时，师俊莉带领的另一手术团队在小女孩的左胸下方，切开一道小小的口子，准备取肋软骨。

“就像剥洋葱一样剥开骨膜。”郭树忠曾比喻，“啃过排骨吧，那些半透明的脆骨就是肋软骨。”

师俊莉解释，做耳朵，用到的软骨主要在第6号、第7号和第8号肋骨上。如果量不够，可能还要取第9号的。它们的长度、硬度、弹性、厚度都相对合适。做左耳要用右侧的肋软骨，反之同理，这是为了利用软骨天然的弧度。

7号条件最好，会被用来做耳朵的主支架，6号做底座，8号、9号做耳轮和对耳轮。人的外耳天生沟壑纵横，重建时如果追求仿真，要将所有细节构建出来。师俊莉说，太小的孩子，肋软骨量不够，长大了又会钙化、变硬，60岁以上“就成了豆沙雪糕，酥掉了”。

有人耳朵大，用料多，有人耳朵贴头皮，用料少。但每个人的耳朵都拥有独特的形态，“医学需求的外耳再造，追求的不是美，而是‘像’。”师俊莉说，参照物就是对侧那只耳朵。

郭树忠自称“赝品制造大师”，他把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请来给团队授课，让学生练习雕萝卜、芥菜、羊和猪的排骨，自己也去美院刻木头、捏陶土。

此刻，他接过小女孩的第一段肋软骨，放置在一块巴掌见方的白色操作台上。

孩子的软骨是粉白色的，看上去非常纯净，郭树忠用手术剪刀轻轻修去上面残留的组织，拿起一份1:1制作的小女孩左耳的透明模版，比对着那段软骨，画下轮廓。

11号刀片登场了，它削过骨面，白色碎屑随之掉落，软骨开始显露出优美的弧线，那是在模拟耳轮的外缘。

手术室里，心电监护仪发出均匀而响亮的滴声，背景音则是交替播放的情歌、古典乐和春节序曲。郭树忠一边雕刻着骨头，一边讲起整形外科的历史——一战时，不少士兵遭受近距离枪伤，面部损毁严重，“孤悬于身体之外的耳朵格外容易被打掉”。

“有的军医治腿、有的治肚子，还有一个大夫，专做修修补补的工作。”郭树忠提到的人，名叫哈罗德·吉利斯，是一位新西兰耳鼻喉科医生。1916年，他在英国一家诊所工作，说服主管，为从战场归来的“鬼脸”战士修复面部。他解剖过不少战地遗骸，发现肋软骨适合用来再造器官。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份礼物。”郭树忠说，使用自身的肋软骨再造器官，能有效避免排异反应；少了几段肋软骨，对人影响也不大。

吉利斯被称为“整形外科之父”，但其后几十年，全世界医生做出的外耳，都还只是一个“肉板板”。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一位医生才第一次用肋软骨做出“类似耳朵的形状”。之后，另一位热爱艺术、喜欢雕石头的美国医生，在肋软骨上雕出了耳朵的细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位医生主导着全世界耳再造领域，“所有的教科书，权威信息都来自他，所有的学术会议，都是他主持”。

“1995年我在美国参加他的培训班，他不太搭理我，但我听得非常仔细。”郭树忠笑着回忆，仿佛回到了虚心求学的时代，随即他恢复了“大佬”的气势，严肃地表示，“到今天，他的方法已经淘汰，我们做耳朵的效果早就远远超过他了。”他会去义诊，也找来基金会，给经济实在困难的患者免费做手术。

郭树忠将雕好的软骨部件组合起来，用钛丝缝合、固定，在他手中，出现了一只边缘圆润的、很像耳朵的东西。

“耳朵是三维立体结构。”他解释，“雕和塑是两件事，要边雕刻边塑形。”更多的肋软骨被取出、送到他手边，11号刀片继续游走，微小的白色碎屑散落在深绿和浅蓝的操作台盖布上。郭树忠珍惜这些材料，尽可能一点都不浪费。

1小时后，卢敏女儿的右耳已经具备雏形。郭树忠捏着模版比了比，开始修整耳朵的细节，增加“亚结构”——调整对耳轮的“三角窝”、增加耳屏、留出耳甲腔。他将已成型的结构放入小女孩脑袋右侧的切口，与左耳再三比对，又进行了几次调整。

当负压泵最终抽走皮肤下的空气时，几乎在一瞬间，表皮贴紧软骨，软骨卡住颅骨，一只粉红色的右耳出现了。恢复了血供，这些软骨将继续存活。

“我们这一行，追求的最高境界叫以假乱真。”郭树忠说，数年前，他尝试使用人工材料，工业化地做耳朵，效果一直不理想，“最后还是回到手上来。”

拿手术刀的心理医生

5天后的下午，卢敏追着女儿，穿过病房长长的走廊。

“慢一点！”她叮嘱，她不敢再面对任何意外了。

除了光头上顶着一根引流管，小女孩看上去很正常，右耳开始消肿，和左耳一样圆乎乎的。她眼睛大，特别爱笑，随身带着一只“小马宝莉”玩具。做完手术的当晚，她还疼得“哎、哎”直叫，但现在，她一会儿跑，一会儿跳，一会儿蹲，一会儿捶家属休息区的人型发泄靶，看得卢敏心慌。她已经把女儿新耳朵的照片、视频发给家人看，“好长时间憋着一口气，喘出来了”。她还总是忍不住问女儿，“你的耳朵漂亮吗”，然后等着那声“漂——亮——”。

再一晚，这对母女就能出院回家了。

此时，西安已经连续20多天无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行程码早就“摘星”，城市运转正常。

走在医院里，郭树忠会遇到其他科室“拿刀”的同行。“真羡慕你，老郭！”有外科专家对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做手术，忽然不让做了，都不知道生命用来干啥！”

郭树忠知道那种感受。 作为外科医生，他切过发炎的阑尾，也摘过恶性肿瘤。他给双腿受伤、心跳骤停的工人师傅做手术；给被驴咬掉下巴、父母背着家当寻医的孩子做手术；给渴望换一种性别生存的人群做手术。曾有一个年轻人，遭遇车祸，骨盆都压碎了，郭树忠忘不了他看着医生的眼神，“人都成那样了，眼睛里的求生欲还是那么旺盛”。

“还是把人修好更有成就感。”他说。

比起60后的老师，80后的师俊莉野心更大。她始终认为“没有一台手术是完美的”，流程、操作、医疗器械都可以优化、再优化。以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手术为例，她希望能做出一个“标准化流程”，精确到“这一刀切多少厘米”“这口子缝多少针”。

她的理由是，“不要让这种手术成为我的‘独门秘籍’，而是要让更多医生能学能做”——这样才能造福更多的患者。

董跃平的儿子出院时，拒绝戴上帽子。回到家，这个从前只在意“鞋子”的少年网购了一大堆“上衣”，穿上新衣，出门见同学。

“内心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我一度觉得外表缺陷没那么重要了。”李达回忆，“但当我真正拥有正常的外表以后，内心还是不一样了。”

他出院、上班后，遇见每一个同事，都会指着新耳朵给对方看。他第一次把社交媒体账号头像换成了自己的照片，他不再“特别恐惧失去爱人”。不久前，他被升职为“总经理秘书”，跟随领导出入各种公开场合。“以前有活动我也挺积极的，但被选中的时候少。回过头来看，我理解领导的想法。”

他不敢剧烈运动，“大酒”也不敢喝了，小心地保护着耳朵。

“我的手术刀能触及患者的内心，让他们更自信，更快乐，我是个拿刀的心理医生。”在“拿刀的艺术家”之后，郭树忠又给自己想出了一个头衔。

李达总会想起带着两只耳朵出院的那一天。他走出医院大门，走到街道上，和路人不断擦肩而过，但没有任何人看他一眼——那就是他最想要的平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卢敏、董跃平、李达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