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见朋友有多难

    在北京，见朋友是件困难的事情。

    9月的一个周六，我约半年多没见的大学同学吃饭，当天上午8点多，一个朋友说来不了了，领导通知9点半开会。于是，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吃了一个小时，买了一份糕点后分道扬镳——他们要赶回家加班，一个写工作报告，一个做PPT。

    一周后，我又约一位体制内的朋友看话剧。看完后，我们就说再见了，因为她也要赶回去加班，看剧过程中她的手机仍然不停接收消息。

    我的朋友们越来越忙了。这让我有点沮丧，因为我设想的朋友相聚，应该是坐在一起，不慌不忙，聊聊天，玩一玩。

    当然，这不能怪我的朋友们，她们也无可奈何。那位未能如约而至的朋友在教培行业工作，最近，受“双减”政策影响，她所在公司旗下一家子公司面临关停，她是一名HR，最近正忙着和员工谈解约。

    写工作报告的朋友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她说因为疫情，公司经营困难，年终奖没了，她正考虑是否辞职。做PPT的朋友在一家国企上班，体制内的工作并不比体制外轻松。

    这半年，周围朋友给我的感觉都是满脸倦容、疲于奔波，没有耐心去探讨更深入的话题，关心公共生活。这或许与快速变化的环境带来的动荡感有关，因为疫情，不少朋友工资缩水，被迫跳槽。

    很多人被一种不确定感包围，期待更稳定、踏实的生活。这种精神危机在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到一线城市奋斗的青年身上尤为明显。如果和家人住在一起，或许我们工作不顺利、心理上感到孤单时，回家后就顺口提了，但因为距离的阻隔，我会觉得，对父母诉说心事只会让他们徒增忧虑。

    只能找朋友倾诉。但在一个忙于加班、见一面要花费1小时路程的城市，人们想维持深度的人际关系，获得友谊的支持，已经力不从心。缺乏深厚的情感支持时，人的漂泊感加重，快乐感大打折扣。

    很多时候，我们投身于网络，是为了寻求快乐和外界的连接，网购是为享受拆快递时看到商品的新鲜感，刷短视频则是迷恋虚拟世界的热闹和喧嚣。我们还对工作抱有过多期待，放大工作的价值，因为这是我们在漂泊的生活中，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其著作《工作的迷思》中提到，工作能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气泡，“它会让我们将无穷无尽的焦虑不安集中到一些相对渺小、可实现的目标上来，它会赋予我们大权在握的感觉，使我们有尊严地感到疲惫。”

    但如果工作过度侵入生活，我们将很难因为实现目标而幸福，而是沦为机器中一个齿轮，感受不到人的主体性存在。

    是时候反思我们的生活了。今年，不少互联网公司宣布取消“大小周”，朋友说，有了完整的周末后，尽管偶尔加班，但她享受到了和男朋友去逛菜市场的自由。

    在减少工作之余，我们需要回归日常生活，在大都市尽力构建小而深的关系，寻求精神的滋养。正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写的，“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我的朋友在这点上教会我很多。去年下半年，我去广州采访一位兼职说脱口秀的朋友，他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薪水尚可，经济压力不大。但工作的意义更多是糊口，很多时候，他需要扮演自己不喜欢的角色，陪领导喝酒，说违心的话。

    为了丰富业余生活，他去看脱口秀，尝试讲开放麦。他每周讲两次，表演期间，将手机静音，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说，最开心的时候是站在舞台上讲笑话、尽情地做自己，观众给他鼓掌。

    他所在脱口秀俱乐部的演员大多兼职，有编剧、学生、互联网从业人员。有一名主业是律师的脱口秀演员，业余还参加演讲比赛，组织律师朋友拍普法视频，生活安排得多姿多彩。

    不久前，我参观了一个朋友的家。他在东六环边上租了一个空房，精心布置每一个物品，大到家电，小到绿植、墙画。

    有些家居用品是在二手网站淘的，他因此交到了朋友。前几天，他去卖家那里拿凳子，两人聊起来，对方请他吃面，看他穿着人字拖，又送拖鞋给他。他也卖过窗帘，请买家来参观自己的家，一聊发现是同行，还有不少共同好友，相约一起去攀岩、游泳。

    “真是美好的体验。”我的朋友说。很难说，这些关系是否能有更深的走向，但建立连接的过程，就是我们看见他人、感受生活质地的过程。我们也可以从微小的事物着手。比如，做一次手工、参加一次线下活动、拜访一位老朋友，在具体的生活中去感受个体存在的主体性。

    对身处迷茫中的年轻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的建议是，多读书，构建自己的精神空间，同时也了解自己在历史中的方位，和世界形成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对此我深以为然，因为这能让我们看见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

尹海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