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民抗议已持续一年，“低种姓”土地贵族或是根源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吴孟克
9月27日，印度农民呼吁自当天早上6时至下午4时举行全国范围的罢工，以纪念印度农民自去年9月以来为抵制中央政府通过的三部农业法案而发起的抗议。
如果从去年9月25日旁遮普邦农民率先发起抗议算，印度农民抗议至今已持续了一年有余。抗议农民惊人的韧性和耐久性超乎很多观察者意料。截至当下，农民抗议依然动力强劲：9月5日，抗议农民在北方邦穆扎法纳格尔（Muzaffarnagar）召集大潘查亚特集会，约30万到40万名农民参加，集会猛烈抨击印度总理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印人党），并誓言要把在北方邦执政的印人党政府拉下台。
很显然，这场印度农民抗议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停，而引爆它的最根源性因素则是印度的“土地贵族”问题，这是当下困扰印度政治经济结构的最严重病灶之一。
当地时间2021年9月17日，印度，当地民众抗议新农业法改革，引发大规模交通拥堵。 人民视觉 图
农民抗议的三个阶段
2020年9月17日与20日，莫迪政府分别在印度人民院（下议院）与联邦院（上议院）快速通过了三份争议性农业改革法案：《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案（增强与促进）》《农民价格保障与农业服务法案》《必需品（修正）法案》。舆论普遍认为，改革意在农业部门引入更多市场化机制，以增强这个部门的经济效率。但农民群体则认为市场化会削弱自身议价能力，尤其会使农业被资本方所控制。特别是印度北部许多农民收入受惠于最低保证价格（MSP）机制，即国有企业会以 “兜底”价格收购部分种类农产品。而舆论分析本次改革意在调整MSP机制，让许多农民不能接受。
“旁遮普阶段”（2020年9月25日—11月25日）。2020年9月25日，旁遮普邦农民发起抗议，这被认为是农民抗议的开始。当时许多媒体分析文章指出，印人党选择在9月中旬印度主粮产区秋收粮（Kharif）收割和春收粮（Rabi）播种时期搞“突然袭击”，不经议会辩论、不走正常程序快速通过法案，就是要打农民群体一个措手不及。旁遮普农民开始抗议之后，印人党政府又认为可以凭借简单粗暴的手段将之限制在有限地理范围内，最终使其“自行消失”。不过旁遮普邦农民顶住了重重压力坚持了下来，为抗议活动日后升级奠定了基础。
“德里阶段”（2020年11月25日—2021年1月28日）。其时，印度北方的农忙已经基本结束，来自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与北方邦西部的抗议农民发起了“到德里去”(Dehli chalo)活动，最高峰时围攻德里的人数超过十万。印度农民抗议也自该阶段起引起全球舆论瞩目。2021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日”当天，发生了“德里红堡事件”：抗议农民内一些极端团体攻占了作为印度国家象征的德里红堡，摘下了红堡上悬挂的印度三色国旗，升起了锡克教（旁遮普邦主要宗教信仰，而印度主流信仰为印度教）宗教旗帜。该事件一度严重削弱了农民抗议的政治地位，使之陷入低潮。
“僵持阶段”（2021年1月28日至今）。然而，在不久后的1月28日，农民抗议就因“提卡特演说事件”而峰回路转。德里红堡事件后，印人党执政的中央政府和哈里亚纳邦、北方邦等政府开始组织强力镇压活动，并针对许多抗议领导人发起法律诉讼。1月28日晚，面对抓捕威胁，北方邦西部农民领导人提卡特（Rakesh Tikait）发表了充满感情的演说，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并将不惜一切代价把抗议活动坚持下去。演说视频在社交媒体疯传，再度激起了农民团体的抗议热情。自“提卡特演说事件”之后，农民抗议的影响力也开始向更广阔的印度内陆腹地扩散。
自1月28日进入“僵持阶段”以来，抗议农民采取了多种手段给印人党政府制造麻烦：坚持在德里前线的抗议，保持约3~4万人的规模，并不时在其他地方发起抗议活动；不时向印度国会等国家机构发起请愿，要求撤回三份农业改革法案；在一系列地方选举中呼吁当地选民不要给印人党投票等等。
农民抗议为何久拖不决？
农民抗议久拖不决，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印人党政府的错误应对和傲慢心态。印人党当初选择在农忙时节通过改革法案，原本是为了打农民群体一个措手不及，但这种鸡贼的政治小算盘反而使农民群体觉得三份法案肯定有鬼，通过农业法案而不咨询农民团体，原本是要确保快速通过，却也使农民深感冒犯。这些都极大削弱了农民群体对莫迪政府的信任。农民抗议最初在旁遮普爆发后，印人党政府又态度傲慢——最初甚至都不愿意与抗议农民团体坐下来谈。直到2020年11月25日抗议农民包围首都德里，印人党政府才匆忙开始组织与农民的商谈，并表示将接受除撤回法案外几乎任何对法案的修正。作为政治姿态，莫迪还在2020年12月19日亲自拜谒锡克教第六任师尊得格·巴哈杜尔（Guru Tegh Bahadur）陵并双膝下跪。然而这些都为时已晚，2020年11月底抗议升级后，抗议农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撤回三份农业法案。这也导致2020年12月3日至2021年1月22日印人党政府与抗议农民的十一轮谈判无果而终。
各级印人党政府粗暴的镇压措施，反而使农民抗议活动一次又一次升级。例如德里红堡事件后，印人党执政的北方邦政府调集警察力量试图使用暴力清场，直接导致了“提卡特演说事件”发生，整个农民抗议活动峰回路转。
（二）作为抗议农民主力的锡克-贾特农民本身特性使其成为印人党政府难缠的对手。抗议农民毗邻首都重地定居的地缘特性，使其得以轻易威胁到印人党政府的心脏地带，进而产生全国影响。纵观印度历史，锡克-贾特人（居住在印度北部的民族集团，主要包括锡克教徒和印度教贾特种姓）也有着针对德里“造反”的悠久历史传统。17世纪末，今日北方邦西部的贾特人甚至以私设碉堡为据点劫掠莫卧儿帝国的运输队，还成功洗劫了莫卧儿皇帝阿克巴的陵墓。上世纪70年代，贾特农民领导的政治运动也风起云涌，甚至诞生了一位贾特人印度总理查兰·辛格。
相对于抗议农民，印人党政府很难占据道义制高点。在农民抗议的“旁遮普阶段”，印人党曾利用锡克教群体的少数宗教特性，试图将其描绘为致力于分裂印度国家的破坏分子。然而1月28日“提卡特演说事件”后，农民抗议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产生了提卡特这样一位信奉印度教的公认运动领袖。这使得印人党很难再将农民抗议描绘为“少数宗教破坏活动”。除此之外，锡克-贾特人传统上是印度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抗议农民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
就最初发起抗议的旁遮普邦锡克教农民来说，其还是近代以来印度向海外移民最积极，同时也是最成功的群体之一。海外锡克人团体在加拿大和英国等国都有着可观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除了扩大农民抗议的国际影响之外，海外锡克人还贡献了源源不断的侨汇，成为农民抗议得以坚持进行的重要支撑。
根源性因素：印度的“土地贵族”问题
本次农民运动以当下的形式展现，还存在其他许多因素。但笔者认为，本轮抗议之所以爆发的最根本性因素，在于印度当下政治经济结构存在的“土地贵族”问题。
所谓“土地贵族”，可以被定义为控制土地权利，且其控制权得到印度国家认可的政治经济集团。这一阶层在印度教宗教阶序中并不一定处于高种姓再生族（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之列。很难说到底是特定社会集团先占有了土地权利，再得到近代印度国家的认可，还是说近代印度国家推动形成了一个占有土地权利的社会集团。实际上，这可以被视为两个相互的进程。在印度社会文化背景下，特定政治经济社会集团往往会开始追求共同的宗教阶序，即最终形成一个种姓。这些占据了土地权利的种姓也被人类学家斯里尼瓦斯（M. N. Srinivas）命名为“主导种姓”（dominant caste），即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出发所指的“土地贵族”。
在印度，土地贵族往往发展出了强大的种姓、氏族或教权组织，使其得以控制乡村社会。例如，本轮农民抗议的主角贾特人就可以依托父系家族的氏族和部落组织，其最主要的动员工具即为贾特氏族（Khap），每一个贾特氏族包括约84个村落的地理范围。在印度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土地贵族在传统上扮演了沟通市场、印度国家与乡村社会至关重要的“中间人”角色。
长期以来，土地贵族无疑是印度统治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个阶层正面临着“阶级滑落”的风险。第一，这个阶层的落后性日益凸显，特别是一些土地贵族集团强大的种姓、氏族和教权组织成为了落后社会制度的维护者，严重束缚了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例如，贾特氏族的一大功能是维护贾特人对达利特人（即所谓“不可接触者”“贱民”）的压迫。贾特氏族还经常决议进行“荣誉谋杀”，要求妇女“不要穿牛仔裤”“不要用手机”等。第二，农业部门的经济地位越来越不利，导致土地贵族从占有土地权利中获得的利益不断缩水。就算在土地贵族推动下，农业补贴已经成为印度国家财政的最大负担，也无力扭转这种势头。第三，近代以来印度国家权力扩张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已经严重侵蚀了土地贵族种姓、氏族和教权组织的动员能力。
然而，与上述事实相矛盾的是，印度的土地贵族依然掌握着可观、且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首先，如同在本轮农民抗议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土地贵族集团的种姓、氏族和教权组织仍然有着非凡的组织动员力。这使得许多弱小的社会集团选择依附于土地贵族集团，让其代表自身与国家谈判，达成集体行动，争夺公共政策制定权。印度孱弱的国家能力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原子化效应，使得土地贵族集团代表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更加凸显。第二，许多土地贵族集团还成功地借自己在传统印度教阶序之中较低的地位（许多被划为首陀罗）给自己打上“落后”标签，使许多传统上享有特权的土地贵族集团被划入了约占全印52%的“其他落后种姓”（OBC），成为了“大多数人”，占据了道义制高点。第三，就像锡克-贾特人一样，许多土地贵族集团都被英国殖民者划为“尚武种族”，是军队和警察等强力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印度国家荣誉的重要享有者。
一个落后性日益凸显、经济地位不断被削弱、自身组织性不断遭到侵蚀的社会集团，却占据着道义和国家荣誉的制高点，承担着代表弱势群体、协调社会矛盾的不可或缺职能，并掌握着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这些矛盾，在印度土地贵族上形成了鲜明对比。
随着印度政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又该把土地贵族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不仅仅是莫迪政府，这也将是所有印度执政者不得不思考的难题。
（吴孟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特别感谢云南财经大学杨怡爽老师对本文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