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育龄：做白求恩式好大夫
7月1日，辛育龄获得“七一勋章”，今年100岁的辛育龄与中国共产党同岁。辛育龄开拓了我国胸外科事业，筹建了中日友好医院，主刀首例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手术，做了我国第一台肺移植手术……
由于身体原因，他没能到人民大会堂现场领受奖章，由女儿辛晓梅代领。辛晓梅说：“父亲现在听力不是很好，我们是贴在父亲的耳边告诉了他这个消息，感觉他的目光都变得明亮了，并且还使劲握着我的手，使劲地摇晃。”
比辛育龄小60岁的青年医生马千里曾经握过辛育龄的手，“辛老的手又软又光滑”，似乎不像是战争年代参军行医的手，也不像是一位常年做外科手术的大夫的手。
在面对病人娇嫩的肺部时，辛育龄确实很温柔。在为患者开胸后，辛育龄总会把手套用无菌水洗一下，让手套很滑，在触摸病人的肺时，动作极其轻柔。他说，虽然病人在全麻状态，但医生要像病人清醒时一样对待他，“病人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要不然怎么会让我们把他的胸腔打开呢，这是何等的信任啊！”
现在医学技术进步，肺部手术可以通过胸腔镜来做，辛老嘱咐说，用卵圆钳夹肺的时候要轻柔，能不夹最好不夹，避免不必要的损伤。时至今日，中日友好医院的胸外科依然保持着这个传统。
1982年，辛育龄被国务院任命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主持建院工作，并将他所践行的“文明行医，患者至上”确立为办院理念。1984年，中日友好医院开院时，辛老辞去院长职务，甘愿做一名普通的胸外科大夫，一直干到了近90岁，“始终以白求恩精神为我一生的座右铭和旗帜。就是两个字，奉献。”
1937年，在距离辛育龄的家乡100多公里处，卢沟桥事变爆发。同年，辛育龄参加革命。16岁的辛育龄本想上战场杀敌，没想到参军后被安排在冀中军区卫生部当一名卫生员。两年后，辛育龄被派往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医疗队。在白求恩身边的3个多月里，辛育龄看着他救回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他在用崇高的思想来完成一项崇高的事业，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觉得如果以后可以做一个像白求恩那样的医生，救死扶伤，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1939年，白求恩在冀中军区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坚持守在离前线最近的地方，以提高伤员救治率。当敌人从侧翼包围过来时，贺龙让警卫员传达命令：一定得从前线附近把白求恩撤下来，“拉也得拉回来”。
当时，白求恩正抢救一位伤员，一颗子弹打进了这位伤员的右腹壁，在左腹壁爆炸。辛育龄回忆说：“给炸了个大窟窿，肠子都流到外边来了。白求恩用煮开过的水把伤口周围大片的血洗干净，然后把肠子放回去，缝住腹壁，缠好绷带。”做完这个手术，白求恩才跟着警卫员撤下来。
不久，白求恩在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他明白自己时日不多，写信给他曾经救治过的伤员和共事过的战友，希望可以再见一面。肠壁被炸了个窟窿的伤员和辛育龄都收到了信，但是当他们赶到时，白求恩已经去世。多年后，辛育龄回忆起这一幕，依旧忍不住哽咽。
新中国成立后，辛育龄成为第一批公派到苏联学习的留学生之一，他传承白求恩的衣钵，学习胸外科，也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学成归来后，辛育龄主动请职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现北京胸科医院），开创胸外科。
1970年，辛育龄拿自己做实验，确认针刺麻醉的镇痛效果后，主刀首例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手术，此后，他用针刺麻醉做了1400多例肺切除手术，成功率高达98%，令国内外同行赞叹不已。与此同时，他也丰富了做肺结核手术的方法。
辛育龄的学生、后来成为北京胸科医院院长的傅瑜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说，辛育龄非常注重对青年医生的培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辛育龄要求他的学生们学外语，目标是以后出国不需要带翻译。
正是因为辛育龄的要求，傅瑜自学日语并于1983年到日本留学，为后来的临床工作打下基础。此外，辛育龄还主张开设英语班，安排医生们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学英语。
傅瑜回忆说，辛育龄在北京胸科医院工作期间，工作日基本住在医院里，一星期只回家一两次，夜里的抢救手术他也经常参加。
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中日友好医院成为定点收治医院，时年82岁的辛育龄作为医院的首席专家，参与了每一位重症病人的会诊工作。
辛育龄功绩卓著，但生活简朴，出席国内外大小会议，仅有一套西装。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他主动捐款1万元，又缴纳特殊党费1.2万元。在85岁高龄时，他还亲自为年轻党员讲党课，让白求恩精神薪火相传。
为了让辛育龄的精神在年轻医务工作者中代代传承，2015年，中日友好医院专门设立了辛育龄青年奖，马千里是第一届获奖者。
马千里曾请辛老在刷手服上写一句寄语。辛育龄用有些颤抖的手写下：“做白求恩式好大夫”。（刷手服是医院手术室服装，医生护士在进手术室时会换上除菌的刷手服。刷手服一般为绿色——记者注）
如今，为党的健康事业工作了84年的辛育龄，反应已经有些迟缓，甚至无法清楚地说话。但在他的耳边说起白求恩时，他会指一指自己的胳膊，那里有一块疤痕，是白求恩给他做手术时留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