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钱袋子”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对税收下的定义。作为财政的重要支撑，税收伴随着中国革命经历了从无到有，甚至成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因素。

我所在的北京税务博物馆，馆内珍藏的一张张税票、一份份通告、一本本小册子记录着这一切。

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当时主要是依靠战争缴获、打土豪来筹钱，由于这种不稳定的筹款政策，红军战士的战斗、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

“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要用税收的办法筹措军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税收政策的探索：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制，明确了农业税、商业税、工业税三大征收税种，这些税收主张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让党和红军有了相对稳定的财力保证。

1941年—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面临着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经济、建立税制、保障供给，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每年依然缴纳公粮三四亿斤，刘伯承曾经感慨：“如果没有太行山老百姓吃糠咽菜，我们八路军只好去吃石头。”

回望战火纷飞的年代，老一辈税务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保障供应、筹集经费奉献出了心血甚至生命。

马光信是安徽省泗县税务局的一名离休干部，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泗县成为支援前线的重要阵地，当时，马光信负责泗县黄圩乡的钱粮征收工作。

“当时的情况，粮食比金子、比银子还贵。当年财税工作（主要是）纳粮支前，老百姓听说给解放军、共产党送粮食，大家都很拥护，很同意，家家晒粮食，户户磨盘响。送了粮食，收过粮食之后，还得写个条子给人家，写你叫什么名字，送多少粮食，都给你写在上面。”

马光信不遗余力地宣传动员，黄圩乡老百姓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把家中吃的粮食、烧的柴草都献了出来，宁愿自己吃糠咽菜饿肚子。短短2个月时间，马光信就征集到了25万多斤粮食，近5万斤柴草。

粮草集中起来后，还面临着一个更为艰巨的问题——如何冒着危险及时将粮草运往前线。为了防止敌机轰炸，马光信带领运输团昼伏夜行，牛车、马车目标大，容易暴露，他就组织大家用手推车和人力背运。

“送粮期间，淮海战役已经入冬了，有的人穿单衣裳，有的人鞋刮坏了，（赤脚）从雪地里走。自己带的吃的干粮，没送到地方，粮食（干粮）吃光了，（饿得）肚子发响，头发晕。有些送粮食的，在送粮的路上，被冻死了，虽然冻死了，结果（但是）粮食还没有少

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当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根据地，可以娴熟地制定税收制度，她不仅获得了经济权利和财政自主，还在事实上完成了经济上的农村包围城市。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回望来时路，无数的税务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趟出了一条镌刻着光荣与梦想的大道，助力新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