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光，永远留在树基沟那晃晃悠悠的绿皮火车上

　　从树基沟到北三家，约有十余公里，三面环山，中间是平坦的沟。两条瘦瘦的铁轨沿着南面的山脚蜿蜒伸展，逢河搭桥，遇村设站，末了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悬在半山腰上——

　　呜！呜呜……

　　轰！隆隆……

　　车到了终点北三家站，这里东达县城清原，西通煤都抚顺，可谓交通要地。火车的起点是树基沟。往大里说树基沟是镇，曾有过上千人口；往小里讲是一个街道，一个村落，是山旮旯。日本掠夺者发现了这里的矿藏，后来夹着尾巴滚出了这块土地。新中国成立后，年轻的父辈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成为树基沟的主人。开山劈石，入井挖巷，建立了自己的矿山，也养育了他们的妻子儿女。

　　我家住在铁道旁的一幢平房里，面山而居，勤俭度日。1966年某一天，我呱呱坠地的哭声里不知是否有门前火车的轰鸣，但我的确出生了，而且从此长大，美好的少年时光也永远留存在那里了，留存在那两条窄窄的铁轨上。

　　白天，父亲上矿工作，母亲下地务农，长我几岁的哥哥或做工或上学，我和弟弟在家。

　　但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无忧无虑，呼朋引伴。我们的战场就是门前的铁路，大家拿了木条拽了棍子，铁道南铁道北，折戟沉沙，征战百回。如果是火车通行的时间，我们就离开铁道，站在一旁，欢呼着看火车过去。疯累了，玩饿了，我们就齐齐地坐在铁道上，看那土坡下的房顶是否有炊烟升起。每每这时，也就听到了母亲亲切的呼唤。

　　在我六岁那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父亲在矿上是搬运工，负责将井下运出的矿石装上车斗送往北三家站，矿石统一由此送进城冶炼。一天傍晚，父亲班上的同志（那时不称同事）跑到我家，让母亲带上父亲的衣服和一些钱，跟他们走。我与弟弟懵懵懂懂，母亲的眼泪却流了下来。几日后，母亲回来告诉我们，父亲出了事故，腿摔伤了。一个月后，父亲从医院里回来，拄了拐杖。出事那天下午，父亲与班上的同志坐在运矿石的车斗里，出站不久即发现车闸失灵，几节车厢靠惯性行驶，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它，也无法联系上别人。如果火车中途脱轨或一任到底，后果都不堪设想。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在一个山角转弯处，父亲和他的同志毅然跳下了车……

　　父亲不是最惨的，因为有的同志再没有醒来。火车在一段脱缰野马似的狂奔后，忽然遇到长长的慢坡，居然停住了。

　　今天当我写下这段往事时，我觉得它是残酷的，无情的。但在当时，以至之后若干年间，面对门前的那两条铁轨，我没有怨恨，也没有仇视，仍然那样痴情于它，愿意走近它，在它沉默朴实的枕木上徜徉。

　　上学以后，这条铁路便是通向学校最好的途径。每当清晨，我们就背上书包三五成群地走在它身上。如果不是通车时间，它要比公路安全得多。难忘的是临近考试的时候，即使再懒的学生也会被家长早早叫起，拿上书本来到铁路边温习功课。而那明月当空山乡沉静的夜晚，这里更是留下了青春的倩影和呢喃的私语。

　　如果说故乡最热闹的是节日，那么最能给节日带来喜悦的就是那列小火车。

　　每当火车驶进故乡驶进车站，就会有大爷大娘们走出家门，就会有漂亮的姑娘媳妇们迎接出来，就会有孩子们张张笑脸、朗朗笑声。旅人们更是不等车停稳，就从窗口收回手臂奔向月台，熟悉的握着手，陌生的点着头。亲如兄弟，暖似一家。

　　我是1983年离开故乡去外地读书工作的。那时父母和弟弟还住在树基沟。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我都要回来与亲人团聚，都要乘星期六的晚车九点到家，星期一的早车五点出发，寒来暑往，匆匆数年。

　　有时我想，故乡的小火车载着我们——又何止我们——而是几代人，从大山的褶皱里走向外面的世界，无论你是升了要职、发了财、成了名，或是平民百姓，你都是故乡的小火车头拽出来的！正如一车车矿石，或冶炼成金，或终身为石，但这并不重要。你只要记住你是从故乡走来的，你的身后是如父亲脊背一样隆起的大山，你就有了无穷的力量。

　　如今，父辈们早已经退休，树基沟坑口也久已关闭，大部分居民迁徙他乡，就连那唯一的学校也将停办。树基沟由镇变村，一座矿山的兴衰史就这样接近了尾声。那么，故乡那如电影《林海雪原》里的窄窄的铁道上，那列晃晃悠悠、悠悠晃晃的小火车呢？还在吗？

　　当我伫立城市的街头，穿行于霓虹灯闪烁的光影里，我再也看不见故乡的那列小火车了：黑色的车头，两节绿色的车厢，或是装满矿石的车斗。我知道这种怀想缘于一个浪子对于故乡的眷恋，缘于一个中年人对于童年的向往。我仿佛又听见它在唱了——

　　呜！呜呜……

　　轰！隆隆……

　　本文配图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