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对外开放四十年实践创新与新时代开放型经济新发展｜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

权衡｜对外开放四十年实践创新与新时代开放型经济新发展｜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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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四十年实践创新与新时代开放型经济新发展

权衡｜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研究》2018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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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年，是浦东改革开发开放30周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30周年以来，浦东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也成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缩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值此之际，重温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与背后的先进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公众号特推出本组文章，供读者思考。

经历 40 年发展，中国对外开放蹄疾步稳、循序渐进、成果卓著。对外开放发展从一开始的“四个特区”战略，到沿海开放城市战略，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和产业园区发展、保税区战略，发展到近几年的中国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等，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不断走向深入。40 年开放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值得深入总结，值得从国际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视角加以研究。本文通过对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发展经验总结，分析大国开放经济新模式的实践特征、发展内涵及其理论价值；提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依据及其现实意义。

一、中国对外开放发展 40 年：实践发展

从对外开放发展的实践进程和维度来看，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 4 个历史阶段。

1. 1978 ~ 1991 年中国对外开放初步探索阶段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重大决策。与此同时，按照“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政策方针，我国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进行试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实践和开放试验。1984 年 5 月，把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 14 个城市定为沿海开放城市；随后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 年 4 月份又提出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发展海南经济特区。从建设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经济区，再到发展海南经济特区，充分考虑了我国开放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经济基础以及充分引进技术管理的需要等因素，对中国发展开放经济和推动国内经济增长注入了内在活力。

2. 1992 ~ 2000 年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阶段

以 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为重要标志，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开放经济发展再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中央确立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我国加大外资吸收利用，扩大外资规模，拓宽外资领域，特别是在制造业开放、基础设施发展以及部分服务业领域等进一步扩大开放。1997 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指导思想，我国利用外资规模、水平和能力迅速跃上了新的历史台阶。这个时期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稳定和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源：人民日报

3. 2001 ~ 2012 年中国全方位开放发展的新阶段

以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为重要标志，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加入WTO 意味着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范围、领域、地域、水平和能力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对外开放能够按照 WTO 的互惠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促进经济发展原则、非歧视原则等，更加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体系，有利于中国更好地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平等参与国际竞争。在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并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参与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制定等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对外开放的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水平和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4. 从 2013 年中国( 上海) 自贸试验区建设以来中国进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历史阶段

2013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提出，上海要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 28 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探索建设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开放迈向制度创新、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的重要标志。2013 年 8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根据该试验区方案，聚焦制度创新主线，重点探索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改革开放、贸易服务开放、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并将大力推动上海市转口、离岸业务的发展，从而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在上海自贸区建设试点基础上，国务院先后于 2015 年和 2017 年批准设立广东自贸区、天津自贸区、福建自贸区以及浙江自贸区、辽宁自贸区、四川自贸区、重庆自贸区、湖北自贸区、河南自贸区、陕西自贸区等 11 个自贸试验区建设。自贸试验区试点及其扩围始终坚持制度创新，聚焦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逐渐与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投资贸易规则接轨，从更深层次推动中国开放经济深化和发展。2018 年 4 月，在自贸区建设试验发展基础上，中央再次宣布海南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区。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迎来了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图源：新民晚报

二、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创新经验

从对外开放实践发展来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手段主要有对外贸易（包括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包括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行对外投资（包括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服务贸易（包括技术贸易、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以及国际旅游等）。这些形式多样的对外开放手段和工具，在不同时期对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建设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笔者在此就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特色及其创新发展做一些归纳和概括，以便于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演变及其开放型经济新模式、新内涵有更加全面和科学的理解和把握。笔者以为，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不断开辟大国开放型发展模式的历史过程，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色和与创新之处。

第一，“四个特区”发展模式：探索先行先试与渐进式开放新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不平衡，各个领域几乎在完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如何对外进行开放，如何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平衡关系，是中国对外开放一开始必须面对并且稳妥处理的重大原则问题。与渐进式改革和增量改革模式一样，开放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战略也是遵循渐进式原则，通过选择“经济特区”这样的方式，运用特殊政策、灵活政策，进行局部的、试验性的对外开放。因此，选择经济特区的开放发展模式，有利于对外开放先行先试，政策先行先试，为开放发展探路，为开放积累实践经验。这种渐进式、增量式开放经济发展，不仅为今后对外开放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成功的先行先试和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且也有效地平衡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关系以及开放发展与稳定发展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中国特色和鲜明经验。

第二，沿海开放城市战略：开辟大国开放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展遵循大国不平衡发展规律，尊重客观事实，综合各方面条件和优势，及时提出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实践证明，这个“大政策”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初始条件和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的，也体现了大国不平衡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样，对外开放也要遵循并体现这个“发展规律”和“大政策”，因此也就选择了具备开放经济发展优势和条件的 14个沿海开放城市，加快对外开放，使得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沿海城市地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沿海城市开放逐步拓展到沿边、沿江、内陆等领域开放，不断扩大开放经济的发展空间。实行沿海开放经济发展战略，其实质和重大意义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关注并思考如何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农村与城市发展以及先富与后富发展这些重大发展问题和内在关系。应该说，对外开放在沿海城市和地区通过吸收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既体现了开放型经济、国际贸易及其比较优势等要求，促进沿海地区制造业和加工贸易快速发展，也为推动中西部农村剩余人口流动，加快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先富带动后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图源：澎湃新闻

第三，保税区模式：探索“境内关外”政策创新与易便利化的新尝试。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发展趋势。为顺应这种趋势，同时又考虑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对外开放逐渐探索建立保税区（后来逐渐叫综合保税区），借鉴国际上“境内关外”的开放发展理念，实施 海关特殊监管与封闭式管理，对保税区实行较区外相对优惠的政策和便捷化管理手续，确保保税区内的企业自由从事国际贸易并免于进出口关税。这一重大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政策创新，极大促进了我国出口加工业和国际物流中心的发展。全国先后建立的十多个保税区，通过率先试点“境内关外”的政策创新，是我国对外开放历史发展中对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做出的最早探索和尝试。这种探索和尝试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促进了我国加工贸易大发展并奠定了基础，而且带动了我国巨大的就业增长，充分发挥了我国人口红利的潜在优势，使之成为中国经济维持持续高增长的重要条件；同时，这种根据国际惯例和原则，积极探索我国对外开放与政策优惠的现实经验和做法，为日后推动中国加入 WTO、探索自由贸易区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四，加入 WTO：融入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发展轨道的新探索。中国对外开放最终是要通过参与全球化进而融入国际化发展轨道。改革开放 40 年发展，中国对外开放实际上一直就是在探索如何尽快实现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发展的模式。因此，加入 WTO 多边贸易体制，自觉支持并遵循多边主义规则，是中国对外开放真正从政策性优惠开放转变成为制度性开放与投资贸易体制机制性开放的重要标志。2001 年加入 WTO 便是这个重要标志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意味着中国真正从局部的开放走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从先行先试的带有自我自主的开放性特征走向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开放。加入 WTO 也意味着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激励约束机制，即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分享全球化发展红利，另一方面也要承诺遵守 WTO 的规则和约束；也正是这一点，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意义上，WTO 形成了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的动力机制，使得改革与开放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与全球化形成了内在的互动关系；从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开始逐渐深度融合，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力量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实践发展表明，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也是最快、最明显；实践发展也表明，正是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及 90 年代探索的一系列具有试点意义和先行先试的开放经验，才确保中国在加入 WTO 之后，有条件有能力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在关系。这也是开辟了大国开放经济发展的一条成功之路。

第五，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制度创新与营商环境建设的新试验。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重构及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新变革，面对所谓的TPP、CPTPP 以及 RCEP 等新动向和新方向，中国对外开放发展更加注重制度创新和营商环境建设，推动开放型经济从原来主要依靠政策优惠等向投资贸易自由化、规则开放透明化、监管公平高效化以及营商环境便利化的新方向发展，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平台，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和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基础性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营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国际贸易实行“单一窗口”改革、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与此同时，中国在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基础上，以自贸试验区为契机，重点推进服务业试点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走向制造业开放与服务业开放并重的新方向。因此，自贸区建设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全面升级，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更加注重制度创新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建设，这既为全面深化国内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动力，也确保了中国对外开放继续朝着顺应 21 世纪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方向发展。

第六，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贸易便利化与开放经济升级的新标杆。面对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性问题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等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和新挑战，中国对外开放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推动开放战略继续升级，继续坚持维护多边主义，顺应区域合作发展趋势，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公平、包容和可持续方向发展。在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基础上，中国顺应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发展方向，明确建立中国特色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建设本质上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战略、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和信心的体现；同时，在当前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和挑战增多的背景下，这也是中国打造的开放经济升级版的一个新标杆和对外开放战略的新方向。

第七，“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双向投资与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中之重，具有重大现实和战略意义。“一带一路”建设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站在了新的更高起点上：“一带一路”建设引领中国经济正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引领中国经济正在迈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投资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引领中国经济逐步形成对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新特征。“一带一路”建设也带动中国中西部开放发展，以内陆地区大开放促进大开发的新模式，推动不同区域的开放经济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平衡和可持续性，这既体现了新时代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要求，也开辟了内陆经济开放发展的新模式，有利于推动传统国际贸易与开放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增长，有利于加快全球投资贸易和金融等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球生产效率，创造我国对外经贸合作的新空间，更有利于引领全球化朝着包容和开放的方向发展。从这一点说，以“一带一 路”建 设为重点内容的对外开放战略，实际上也意味着中国开放型经济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做出的中国贡献，是体现中国大国责任的一个标志；这无疑也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更高的发展层次和水平。

图源：新华网

第八，改革创新与开放：形成开放倒逼改革与开放创新发展的新动力。40年的体制改革和开放发展，逐渐形成了改革与开放在中国经济中新的互动发展、良性循环的内在关系。一方面，国内发展不断坚持市场化改革，使得国内各方面的体制机制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引领并支撑了中国对外开放发展，使得开放经济发展能够不断适应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新环境和新要求；与此同时，开放经济发展倒过来也推动国内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使得国内体制机制不断服从国际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和要求，形成市场化与全球化相互促进、相互适应、共同发展，为中国开放创新发展提供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双重动力。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后，各种利益固化和利益藩篱阻碍了改革深化，为此通过自贸试验区建设，试点各种制度创新的成功经验，以国际化、法治化的规则形成对体制机制改革的倒逼机制，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活力。此外，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使得创新发展战略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创新驱动，在参与全球创新网络过程中实现创新发展，进而形成开放创新的新动力。

总之，伴随对外开放和开放经济实践发展的不断深化深入，中国对外开放的手段、领域、方式也在不断走向深化：从依靠税收等大规模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实现大部分制造业开放发展，进而确立中国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到逐步推动营造公平竞争、公平开放的发展氛围和环境；从运用中国低成本优势竞争逐步参与国际分工，到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产业链、价值链与创新链分工和层次不断提升；从加入 WTO、逐步降低甚至取消关税等举措，到逐步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加快“放管服”等改革，中国对外开放逐步从政策开放手段转向制度创新，走向公平竞争，中国大国开放型经济的水平、层次不断得到提升，开放程度与领域不断走向深入，一个高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和网络正在逐步形成。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实践发展也是遵循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这既顺应全球化发展规律，也加快推动了中国国际贸易、投资、金融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要素跨境流动，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分工水平，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发展；极大地延伸和拓展了国际市场边界，中国既成为“世界工厂”，又成为“世界市场”，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特色的大国开放经济又立足中国发展阶段和国情，创新性地从实践创新出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发展新道路和大国开放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发展和经验，也为推动国际分工体系、国际市场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全球治理理论等创新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对于推动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世界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也正是在 40 年对外开放的推动和作用下，我国国内 GDP 总量从 2010 年开始就稳居世界第二位，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均居世界第二位，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规模也居世界第二和第三；制造业增加值连续 7 年居世界第一，我国 220 多种主要工农业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巨大的生产力水平和巨大的市场规模，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

三、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方略：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型经济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做出了一个重大判断，即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高质量发展着力要求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体现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高质量发展是 40 年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的必然选择，深刻体现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无疑，推动开放型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鲜明特征和基本主线。

1.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是对外开放战略升级转型的内在要求

当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共识和行动。但是如何评价高质量发展，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等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笔者以为，高质量发展内容非常丰富，而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

如前所述，尽管经历 40 年的发展，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从速度、规模、体量和影响力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总体来看，前几十年我国开放经济发展主要体现为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开放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量的扩张和规模扩大的发展路径；二是开放经济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和市场规模参与国际竞争；三是开放经济基本上依靠各种政策优惠和招商引资模式；四是开放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和不充分，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显然，中国需要提高开放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开放经济的质量、效率和效益。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和战略抉择。

2. 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要有科学的理解维度和指标引领

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内容也很丰富，更需要我们对指标体系、评价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等进入深入研究，从而形成有利于推动和引领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笔者认为，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与竞争态势来看，一个国家发展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应包含这样几个思考维度：一是依靠创新驱动形成的核心竞争优势和竞争力参与国际分工，体现发展的质量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而非一味依靠低成本比较优势；二是依靠大幅度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提升国际贸易的增加值占比，而非单一依靠加工贸易；三是依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和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而非主要依靠政策优惠；四是能够基本实现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而非一味追求贸易顺差；五是基本实现国际投资内外双向协调，而非单一的招商引资；六是基本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确保内外资各种创新形成内在激励；七是顺应全球化的最新发展规律，在推动制造业开放的同时加快服务业开放发展，推动全面开放发展，而非单一的制造业开放发展；八是顺应国际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趋势，而非投资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单边主义政策选择。如果从上述 8 个维度思考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就能顺应开放型经济升级转型和创新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最终顺应并真正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图源：上海发布

3. 加快建设高质量开放经济，引领对外开放转型升级

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正处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笔者认为，加快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特别关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更加注重引进外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从国内外趋势来看，中国大规模招商引资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更应当关注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效益，特别是要关注引进外资的结构效益，如高技术制造业外资引进等；要关注服务业引进外资力度和能级的提升，促进高端服务业的开放与引进，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服务经济的竞争力，而且也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关注引进外资的环境效益，确保开放型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理念。

二是要积极主动地扩大进口。扩大进口也是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特别是当前背景下，积极扩大进口不仅是平衡进出口贸易、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短期选项，更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推动力，从而更好地满足我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人民群众从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2018 年在上海开始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也是中国推动全球化继续前行的一种方式，体现了我国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担当和大国责任。

三是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以及多元化发展。新一轮国际竞争态势表明，国际贸易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一国的创新驱动和技术进步能力。我国虽然已经是世界贸易大国，特别是货物贸易多年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主要还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贸易增加值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还不高，这本身表明出口产品的创新能力、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要逐步解决贸易出口过度依赖少数国家的问题，提高贸易结构多样化，尤其是要逐步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优化和改善我国出口贸易的国别结构。

四是有效提升对外投资水平。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我国也逐渐成为世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国际投资与合作发展也要从追求投资规模转向更加注重投资结构优化和投资质量效益的提高，避免对外投资的“一窝蜂”、非理性行为；同时也要注重对外投资行为的规范性，真正提高有效投资和国际合作发展，实现从投资大国到投资强国的转变。

五是严格保护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习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上宣布，中国新一轮开放发展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必须看到，不断加强公平竞争审查、维护公平市场秩序、制定竞争性政策，正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其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则是激励创新、保护创新的重要规则，也成为全球性公平竞争政策的核心。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就必须遵循全球化发展趋势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规律，通过有效的产权保护最大限度激励创新，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和质量。

六是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公平开放、合作共赢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又一个特征和趋势。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最终依靠的就是提供公平、公开、共赢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吸引要素流动和自由配置。为此，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推动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的体制机制环境，引导公平竞争，稳定良好预期。

七是要积极推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需要从原来对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跟随者向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转变，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及全球规则制定建设中争取更多话语权，体现与中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