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说深港海上缉私20年

　　轮船甲板下暗藏的走私木料。

　　查获的走私旧汽车配件。

　　边防战士清点查获的走私电子产品。

　　查获的涉嫌走私旧打印机。

　　□　文/图　本报记者　邓新建　　本报通讯员　陈海斌　张伟民

　　深圳和香港,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再没有一对城市间的关系,凝聚着如此传奇的家国情怀和血脉关联。

　　李宏彪,深圳公安边防支队一名摩托艇驾驶员,当兵16年,守卫深港海域16载。他驾驶船艇参与了支队90%以上的缉私行动,缉私总案值超过5亿元；他先后带出218名摩托艇驾驶员、41名教练员,45人荣立一、二、三等功,被战友们称为“铁骑教头”。去年11月,李宏彪当选公安边防部队第三届“带兵模范”,是当之无愧的“特区兵王”。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李宏彪,请他以戍边16载的经历,为我们翻开深港海上20年的缉私史,解密屏蔽的往事,沿着历史的脉络,娓娓讲述深圳与香港两座城市交织的命运。

　　深港“走私”前传

　　深圳与香港在清末前皆划分在广东省内,自清末签订不平等条约后香港才割让租借给英国,地理位置的特殊使得深港边界海域从此不再“太平”。

　　1911年8月17日,广九铁路修通以后,深圳成为香港和广州之间经济和人员往来的重要中转站,促进了深圳政治中心的转移(由南头迁移到罗湖一带)与商业中心的形成。从此,深圳不再是落后的小渔村。

　　新中国成立前,深圳与香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让深圳经济迅速超越内陆的许多城市,也成为当时国人争相“挖金”的地方。李宏彪当兵至今,他所了解的深圳走私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八成以上的深圳居民参与“走私”,而此处的“走私”与现今的走私定义范围有所不同,因为两地制度的不同且只能隔河相望,并无专门的法律严禁两地人员和货物的往来,所以只要参与深港贸易的都叫“走私”。那时候的深圳就有一番独特的现象,农民农忙时种植,农闲时则到香港进行商品交易,所以深圳从改革开放前,就已经是一个注入了商业基因的边防小城。

　　从需求走私到差价走私

　　自回归以来,香港稳步发展的同时,深港边界一线实则暗流涌动,走私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甚至愈加猖狂。

　　香港回归后初期,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走私手法不断变化,反走私任务日趋艰巨。1998年海关法的修订和颁布,走私罪的定罪门槛降低,无疑重拳打击了深港边界的走私“市场”,使得大批量走私内地需求品活动得以明显遏制。

　　但好景不长。由于深港两地对出入境货物的限制不同,不法分子将国家禁止进出境、限制进出境、依法应当缴纳关税和其他进口环节代征税的货物通过走私入境赚取差价谋取暴利。自此形形色色的走私物品开始涌入国内市场。

　　进入21世纪,国内经济水平逐渐回暖上升,国内市场对所谓的进口电器需求量也随之加大,导致走私旧电器大量涌入国内,造成了对国内正常电器市场的冲击。那时,李宏彪刚进入部队,曾经见证了这一波走私旧电器的狂潮。

　　“当时大多数不法分子将境外居民淘汰的旧家电低价收购后,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入境,然后非法销往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李宏彪讲述,这些地区的购买力较低,对价格低廉的旧家电有庞大市场需求。境外废弃的电子垃圾收购成本很低,如旧彩电平均每台几十元,但运回内地经过精简加工后,出手价可达三五百元。当时的相关部门指出,经改装的走私旧家电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如易引发火灾、彩电辐射超标等,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在李宏彪的记忆里,深港边界走私物品的种类随着回归这20年国内经济水平的提升在逐渐发生变化:从走私单一清一色的需求品到五花八门暴利差价的基础品；从走私笨重的洋垃圾、旧电器到蚂蚁搬家分装携带细小的手机、电子配件。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带来的是深港边界反走私压力的增重。

　　无缝不入的猖狂行为

　　16年军旅生涯,16年扎根深港反走私一线,李宏彪谈起日益变化的走私手段,不禁感慨万千。是什么让这位经验丰富的“兵王”也深深为之捏了一把汗呢?

　　原来,自深港两地出现“走私”活动的时候,走私方式仅限于通关走私,相关部门相对容易打击,但随着打击力度的增大,不法分子不得不谋求新的走私手段,以更好地保障其“财路”。

　　2002年以后,随着对外贸易市场的加大,进出口市场开始出现价格瞒骗,虚报进出口价格以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现象。而所谓价格瞒骗是指进出口企业向海关申报进出口货物价格时,将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故意低报或高报,以逃避海关税收或外汇监管的一种欺诈行为。由于海关部门很难掌握买卖双方的实际成交价格,直接导致反走私执法的困难加重。

　　走私方式开始多元化且逐渐变得隐秘,深港两地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通过两地交界自挖地道走私、高空缆索走私等走私方式逐渐成为主流。不法分子利用房屋靠近深港两地边界线的便利,历时近半个月开凿出一条仅容纳一人爬行通过并与贯通深港的下水道相连的地下通道,在地道内铺设木板方便滑轮车滑行。走私时,香港的走私分子把走私货物偷偷运到地下通道的入口处,从杂草丛中的下水道口送下去。搬运者带上装货的滑轮车进入地道内,然后爬到下水道,在位于深港边界线的下水道口接头,随后将货物放在滑轮车上,通过流水接力的方式将滑轮车搬到地道口,再将滑轮车推回到深圳一方的洞口。其走私手段极其隐蔽,短短几分钟内就可以将过百万的走私货物搬运成功。

　　除此类走私方式外,“水客”现象在深港两地关口也普遍存在且屡禁不止,据相关部门估计,经常性从事水客活动的人数达3000人左右。按照“走水”性质,水客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水客。以年龄较大的阿姨、阿婶和老伯居多,带往内地的商品多为洋烟洋酒等,目的只是赚取两地商品的直接差价；另一类是有走私违法行为的水客。受雇于一些非法公司和商号,专门把国家不允许进口的高价值或高税商品分拆开来,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以“走水”的方式走私入境,逃避国家政策监管和高额关税。自1998年国家加强打击走私活动以来,此类水客迅速发展。

　　从单方追击到深港联动

　　香港回归以来,驻守在边界一线的深圳公安边防支队积极加强与香港警方的沟通联络,从初期的定期会晤到如今的实时联动,从定期情报信息共享到趸船联合执法,深港两地合作机制从无到有,逐渐地密切起来,为维护深港边境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深港两地合作机制未得到健全之时,单靠内地一线反走私警力是很难完全杜绝海上走私行为。而香港回归的这20年期间,深港两地不断完善“点对点”三级联络机制,加强双方管理资源、信息资源的合作共享以及执法执勤协作,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出警,有效避免了逐级下达造成行动迟缓,出警速度慢,延误时机等现象,形成双方预防和打击粤港海域走私、偷渡违法犯罪活动的合力,不断创新深港警方趸船联勤初步合作新模式,即在双方联合行动时,由香港水警派员前往内地趸船作行动联络,以确保双方沟通无误。

　　香港回归后的这些年,深港两地更是不定期开展两反联合演练,不断磨合两方在突发情况处置、边境联合查缉、海上战术配合等实战科目上的默契度,有效震慑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见证稳定的力量

　　□　口述/李宏彪　整理/本报记者　邓新建

　　从军16载,在我来到部队的那一天起,就把部队当成自己的家,把战友当成自己的亲人。部队安排我做摩托艇驾驶员的工作,从陌生到熟悉到精通,从驾驶到修理,从徒弟到师傅,从最初执行任务时的紧张稚嫩到如今的雷厉风行。一天天,我在这一片苍茫大海上成长,也见证了深港两地为维护国家经济稳定所做出的一切努力。

　　回望那些战斗的日子,我的心里总是充满无限自豪,从未退却。在大鹏湾海域的缉私战线上,我和战友劈波斩浪与偷渡走私船周旋,一起查获的走私物品案值超过5个亿,其中驾驶摩托艇参与了去年年“1·29”富运号特大走私冻品案和“利运达”号特大走私洋垃圾案的查获过程是我军旅生活中难忘的战斗场景之一。虽然我驾驶的不是潜艇、军舰等大型舰只,但是我却喜欢这个冷门专业,算是一个“奇葩”吧。我和战友们都知道每次任务都代表什么,也许是搏斗,也许是挂彩,也许是牺牲。当我一开始接受这个工作时就做好了准备。

　　香港这20年的发展,不仅香港市民感受真切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充分说明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以后一直信守承诺,保持了香港的法治体系、金融体系长期不变,同时也是和中央政府这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大力支持香港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大陆自身20年来的经济发展也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后盾。但在这些竞争力因素的后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稳定,如果离开了稳定,那么这些所有的竞争力也就失去意义。而驻深边防部队作为驻守深港边界一线最前沿的排头兵,始终坚持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顺利实施作自己应有的贡献。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