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谁种地？大学能否培养出“农场主”

　　青年农场主班学生在津巴布韦开展创业

　　“凭这些年轻人的本事，随时可以把我们几个的位子撬掉”

　　不一样的实战

　　“晒黑了！”

　　“我这不是晒黑了，是以前就不怎么白哈！”

　　一见面，罗干就和鄢高翔开起了玩笑。这里是荃银高科位于滁州市定远县的基地，也是与安徽农业大学校企合作的创业孵化园。试验班的学生毕业后，愿意在农业领域创业的，可以在此享受两年的孵化期。除了提供必需的生活设施，基地还给参与创业孵化的学生每月3000元的补贴，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从2015年7月至今，罗干的创业孵化已进行了一年多。刚开始，罗干和6个小伙伴每人承包了50亩土地繁育良种。不巧的是，整个种植季，前期高温干旱，后期又连续阴雨，收成不是特别理想。不过，与周边的种粮大户相比，罗干和小伙伴们的优势还是相当明显。

　　“小麦每亩地收了950斤，比周边农户高出20%左右；水稻每亩地收了927斤，也比周边农户高。”罗干初步算了一下，两季的收益加起来，可以达到39万多元。

　　尽管如此，在很多种田的“老把式”眼里，这些学生娃“乳臭未干”，还嫩得很。

　　“学生娃，打药就是打药，直接上去喷就是了，种了半辈子地了，我还不知道该咋干？”

　　“从往常情况看，90%以上受到感染的都是真菌性病害，可这次稻田里出现的细菌性条斑病属于细菌性病害，老办法行不通！”

　　田间，罗干一边擦汗，一边苦口婆心相劝。54岁的种粮大户孙茂元却左耳进、右耳出，压根儿就没当回事。依旧按常规方法操作，对所有稻株进行全田药物喷洒，几百亩地忙活下来，孙茂元累够呛。

　　一段时间过去，水稻的“病势”反而更重了：原先蔫了的稻穗不仅没有改观，反倒越来越多的水稻开始出现倒伏症状。咋回事儿？孙茂元整天愁眉不展。难道这帮学生的判断更在理？虽然将信将疑，但也别无他法，孙茂元找来罗干，请教对策。

　　“细菌性病害，传染性非常强，尤其通过介质传播，人在近前喷药，病害就能以人为介质扩散开去。”罗干详细分析原因，并开出“处方”：购置4米长的可伸缩喷杆，进行圆形、辐射状药物喷洒，覆盖到即可，人与庄稼保持几米远的距离，隔断病害传播的可能性。

　　这一回，孙茂元言听计从，买喷杆，定量喷药，不再到近前喷洒。省时省力不说，还事半功倍：病害得到了有效控制，田里的收成也没少。孙茂元直竖大拇指，往后用药、施肥、播种、规划，彻底“赖”上了罗干。

　　“他们头脑灵活，不墨守成规，没有老传统老规矩的束缚。”朝夕相处一年多，罗干的“顶头上司”、荃银高科控股子公司安徽省皖农种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道田笑言危机感很强，“凭这些年轻人的本事，随时可以把我们几个的位子撬掉。如果说第一年种粮大户还有经验优势，经过一年的磨练，他们能把种粮大户甩下一大截。”

　　这几天，罗干给自己做了两个“小规划”。一是读个在职研究生，给自己“充充电”；二是从今年秋天开始，在基地承包500亩土地，前期先搞良种繁育合作，后期主打订单农业。

　　与铁了心做农场主的罗干不同，胖乎乎的杨建选择做现代农场主的服务商。在试验班两年，杨建感觉自己就像一块挤不出一滴水的海绵，忽然被放到满满的一盆水中，不停地吸收水分。在试验班讲授发达国家农业文化的课堂上，杨建的“三观”被彻底颠覆。

　　“过去一直觉得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还可以，实际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毕业后，杨建和罗干一起进入基地孵化。“小时候跟父母去割稻子，最庆幸的事是不小心把手指割破，因为那样就不用再干活。而现在我心甘情愿做农业。”

　　在基地孵化了一年多，杨建有点“蠢蠢欲动”。几个月前，他悄悄回了一趟安徽桐城老家。见了几个人，摸了摸种子市场，自觉信心满满。一回来，杨建便向张道田请缨：“我想通过农村淘宝，用电子商务的方式卖种子和农产品。不要工资、不要补贴，给我个机会去桐城试试，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地。”

　　没承想，张道田坚决不同意，理由很简单：桐城市场太小，而且电商在农村的发展还不够理想。不过，张道田也没把杨建的想法“一棒子打死”。他先派杨建到市场需求较大的阜阳、淮南熟悉市场，等时机到了，又把定远的市场交给他来做。

　　已经毕业的两届试验班61名学生，累计有28人实施创业孵化。他们散落在农业生产经营的各环节，脚步从安徽走向全国，甚至走向遥远的非洲。

　　“这些学生有想法，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有实践经验，了解农村实际。不是为了混日子、混文凭，更不会小麦韭菜分不清。”安徽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承祥说，试验班的影响力远远超出预期，“过去农业院校培养的是技术人员，目标是就业；现在培养的是经营、管理现代农业的高级‘白领’，目标是当现代农场主。”

　　青年农场主班学生在津巴布韦开展创业

　　“两个女孩子干吗做这么苦的活？可我们不觉得辛苦啊”

　　与资本对接的田园梦

　　做了十几年房地产生意的佘良柱，这回差点因为新想法“栽跟头”。

　　一开始，佘良柱就想着租个百八十亩地，养鸡种菜，当个“闲云野鹤”。没承想，合同签了，钱也付完，佘良柱却被告知：除非搞与现代农业相关的项目，否则不能流转土地。

　　佘良柱可是以每年每亩700元的价格，签下的巢湖边1800亩土地。他盘算着，这样既能享受田园生活，又能赚大钱。真干起来，佘良柱“傻了眼”，生产怎么规划、如何科学种养、市场怎样开拓，哪个环节都不懂。

　　“现在讲谁来种地，不是说谁去农村的问题，而是去了能否用现代化手段经营好、管理好。”安徽农业大学校长程备久认为，农业生产日趋规模化、集约化，“种地”这一原本低门槛的行当，也正趋向高端，不是投点钱、动动嘴就能玩得转。

　　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匮乏，已成现代农业发展的软肋。安徽农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安徽省的农科大学生中，毕业后真正到农村基层就业的凤毛麟角，占比不足毕业生总人数的10%。

　　如果不是23岁的赵九梅和22岁的于贝贝到来，佘良柱或许还得头疼一阵子。

　　“刚来的时候，跟人说句话脸都红，头一次给打工的村民派活，根本没人听。”说起刚来时的情形，两位姑娘咯咯地笑。

　　“用秤称一下，每亩地把红花草这种绿肥作物的种植量要控制在两到三斤……”查阅了详细资料，两人想节约成本。任务刚布置下去，村民们就抱怨不断：“麻不麻烦啊，直接种多省事！”“节约啥成本，老板不在乎这点儿钱！”

　　尽管心里不乐意，但碍于情面，村民们勉强按“命令”行事。不过，下回就没这么顺当了。一次下大雨，田里有积水。赵九梅让村民把涵洞挖开排涝，不料遭到拒绝：“没看正干别的活吗，这是总经理安排的，干完再说。”

　　赵九梅愣住了，“那一刻站在雨中，整个人都蒙了，不知如何是好。”

　　问题出在哪？怎样“管人”？课堂上可没学过。两人反思：安排工作是不是有点一厢情愿，或者有些不是时候？再遇到这种事，能不能借点外力？

　　赵九梅和于贝贝找到负责农庄管理的总经理陈凯说问题、谈困惑，暗地里达成共识。“这活儿是陈总安排的，他一会儿可能会来检查。”再安排活，两人打起了陈凯的旗号。“别说，还真不是一般的管用。”

　　当然，不能啥事都靠领导“虎威”，两位姑娘“恩威并施”：蹲在地头上和大家吃一锅饭，过节从老家给大伙儿带点儿土特产，更重要的是，干活的时候和村民们一道流汗。

　　农忙时，她俩早上起来观察水位，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还要观察虾苗成长情况。最热的月份，两人顶着39摄氏度的高温，感觉“头皮都要晒掉了”，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淌。如今，两人原本白净的脸庞被晒得黢黑。村民们彻底服气了，嘴上虽喊着“小鬼小鬼”，干起活来却任凭两个丫头使唤。

　　“很多人不理解，两个女孩子干吗做这么苦的活？可我们不觉得辛苦啊。”虽然还是大四的学生，但她俩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当初同来的两个男生已经选择离开，赵九梅和于贝贝却顽强地扎下根来。“希望能一直留在这儿，种出安全有机的粮食，把它变成梦想中的样子。”

　　现在，佘良柱当起了“甩手掌柜”，只管提供资金，让两位姑娘使劲“折腾”。这样的结果，恰是鄢高翔最乐见的。农业创业资金需求量大，风险又极高，单纯依靠学生自己乃至家庭的力量，难度可想而知。如果将学生的创业愿望、才学与社会资本有效衔接，或许可以加速现代青年农场主的培育进程。“试验班给予学生知识和梦想，并设法帮助他们找到各种资源，让想法变成现实。”

　　2011届试验班的刘广朝和梅元春，已经成功完成了与资本的对接。

　　毕业后，两人到了国内一家农业企业设在津巴布韦的农场。两人发现，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反倒是手头的工作挑战性不够。“于是就像老天安排好的一样，我们一拍即合，一起从原来的公司辞职，准备在非洲发展自己的事业。”

　　最大的问题是缺钱，而解决钱的问题，先得找到合适的农场。津巴布韦农业资源非常丰富，地广人稀，气候适宜。不过，找到一个水源充足、基础设施完善、价格合理的农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准备了大量材料，做了全面的案头工作，两人接连考察了25家农场。那段日子，两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路上。原本以为很快能敲定下来的农场，两人用了一月时间才搞定。

　　2016年8月，刘广朝和梅元春回国筹集资金。缜密的计划，清晰的思路，让筹款进程异常顺利。山东鑫树林有限责任公司决定，给予两人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9月，他们的公司成立；10月，机械设备到位并开工；11月，完成种植面积210公顷。

　　“虽然困难不少，不过还是顺利完成了播种任务。”国内创业尚且不易，何况在陌生的国度。刘广朝坦言，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试验班的学习告诉我们，要坚定信心，战胜自我。现在农场运转良好，希望今年有个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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